林育英從蘇聯回國後，為了保密，他用了“張浩”這一化名，並在出任129師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員時，沿用了這一化名。1938年1月，因為健康的原因，他不得不離開129師，回到延安，他的職位由鄧小平接替。
回到延安後，林育英的身體仍然不見好轉，1942年3月6日他病故於延安。毛澤東、朱德親自為他執紼，毛澤東還親筆為他的墓碑題寫了“張浩同誌之墓”六個大字，由此可見毛澤東對張浩的敬意與懷念。
“劉鄧”十三年
當劉伯承以94歲高齡在北京逝世後，在他的遺體告別儀式上，第一個走向遺體的，是被人們叫了將近50年的“劉鄧”的另一半——鄧小平。
一篇《悼伯承》，將鄧小平對劉鄧間13年的生死相伴、半個世紀的戰友情誼表達得淋漓盡致。
鄧小平在《悼伯承》中寫道：
人們習慣地把“劉鄧”連在一起，在我們兩人心裏，也覺得彼此難以分開。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1938年1月5日，中央軍委任命八路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為第129師政治委員，129師原政治委員張浩因病回延安另行安排工作。從此，劉鄧開始了長達13年的合作。
劉、鄧兩人能夠“非常愉快的”合作達13年之久，不能不使我們注意到他們兩人身上的許多共同之處。被人們用“劉鄧”聯在一起的這兩個人同是四川人。劉伯承出生在四川開縣趙家場張家壩，鄧小平出生在四川廣安縣牌坊村，兩地相距20多公裏。他們都對四川辣子有著濃厚的興趣。據記載，周恩來曾經從重慶給朱德捎來一些榨菜和四川辣子。朱德一直舍不得吃，鎖在文件箱裏。直到有一天劉伯承和鄧小平來到八路軍總部，朱德為了招待貴客，才將這兩樣拿了出來。辣子炒榨菜現在可能隻是四川普通人家中極普通的一個菜，但在當時卻是身在太行山中的劉鄧的一頓美餐。就在大家都等著“美餐”時，炒菜的戰士非常難過地拿著一盤黑糊糊的東西走了進來。原來，炒菜的戰士把菜給炒糊了。黑糊糊、散發著焦糊味的辣子炒榨菜被端上來後，劉鄧二話沒說，拿起筷子夾著榨菜就往嘴裏送，還邊吃邊說：“好吃！好吃！
好久沒吃到家鄉蘋了。”劉、鄧間的另一個共同點是兩人都在蘇聯留過學。
鄧小平去蘇聯留學是在到法國勤工儉學之後。1921年，隻有16歲的鄧小平來到了工業發達的法國，邊做工邊學習，並在中共旅法小組的幫助下開始了革命生涯，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24年下半年，鄧小平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成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領導機構執行委員會的成員之一。
中共旅歐支部活動頻繁，影響越來越大，引起了法國當局的恐慌，支部的活動越來越困難。根據這種情況和國內鬥爭的需要，支部決定將一部分人派往蘇聯學習，另一部分人回國。鄧小平就在被派往蘇聯學習的人之中。鄧小平等一行人離開巴黎十幾天後，巴黎有關當局搜查了鄧小平等人的住宅並稱簽署了驅逐鄧小平等人離境的命令。
1926年初，鄧小平等人來到了“專門招收中國學生”、“培養中國共產主義群眾運動的幹部，培養中國革命的布爾什維克幹部”的蘇聯中山勞動大學。鄧小平在中山大學沒有等到畢業，在剛剛學了不到一年後，就奉命返回了祖國，參加國內的革命活動。
劉伯承雖然在年齡上大鄧小平12歲，但單就留學的經曆來看，劉伯承隻能算“師弟”。
南昌起義失敗後，劉伯承經香港來到上海。其時，上海仍然籠罩在白色恐怖之中，也無立足之地。他根據黨中央的安排，與吳玉章等入遠行蘇聯留學。
由於劉伯承是以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的身份來到蘇聯的，所以他就讀的是蘇聯軍官學校——高級步兵學校。已經35歲的劉伯承，克服了年齡帶來的困難，係統地學習了馬恩列斯的許多論著，以及蘇聯紅軍的各種條令，司令部建設和軍隊指揮等方麵的知識。1930年春夏之交，劉伯承等人滿懷戰鬥的渴望經滿洲裏又回到了他當年赴蘇的出發地——上海。
劉、鄧都有“三起三落”
劉、鄧間還有一個共同點是兩人都曆經磨難，並且都有過“三起三落”的經曆。
擔當重任者，往往要經受比常人多得多的考驗。當劉伯承被任命為129師師長時，他已經曾兩度彼貶，三度出任紅車總參謀長。
1932年的寧都會議後，劉伯承由紅軍大學校長兼政委調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總司令朱德、總政治委員周恩來在前方指揮作戰。這是他第一次出任紅軍總參謀長的職務。後來因劉伯承對共產國際代表李德在反“圍剿”中的瞎指揮不滿，李德借口劉伯承妨礙他的工作，通過博古撤消了劉伯承總參謀長的職務。1934年底的黎平會議後，中共中央政治局采納了毛澤東的意見，放棄到湘西與第二、六軍團會台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