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9師第一任政委
129師政治部主任（後改稱師政委）張浩曾經在中共黨史上起過重要的作用，隻因為英年早逝，以致後人對他了解得不多。
張浩原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雖然現在林彪的名字幾乎婦幼皆知，但在當時，林育英的名字卻要比林彪的名字響亮得多，實際上林彪去黃埔軍校學習還是由林育英促成的。
林家參加革命的人中，除了林育英、林彪外，還有林育南。林育南是林育英的胞弟，曾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書記，又擔任過中國蘇維埃中央準備委員會秘書長。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後，在上海東方旅社被國民黨特務逮捕，1931年2月7日，在上海龍華刑場被殺害。林家三兄弟中的林彪也曾在作戰中頭部中彈，造成植物神經紊亂。大難不死的林彪，憑著自己出色的指揮才能，成為新中國十大元帥之一。當然，林彪後來的死與他這兩個堂兄的死在中共黨史上已經有了完全不同的意義。
林育英早在1922年2月即加入了中國共產黨，1924年秋，和李求實一起到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學習，一年後返回中國，化名林春山。在上海工作了一段時間後，又出任中共漢口市委書記。1927年，當毛澤東率領秋收起義部隊向井岡山進發時，林育英以中共湖南省委委員的身份結識了毛澤東，此後，他又在上海、東北從事秘密工作，出席過中共六屆三中全會。1930年12月，他在撫順的火車上不幸被捕。
被捕後，林育英受盡了各種刑罰，鞭子抽，皮帶打，坐老虎凳，更殘忍的是寒天臘月被泡在冰水中，真是欲活不能，欲死無門，受盡百般折磨，但他始終沒有開口。敵特對他施以13個月之久的刑訊，終無所獲，隻得將其釋放。
從此，林育英的身體就一直不好，常常是百病纏身。所以，林育英給人的第一印象總是帶著一種病態。後來，他被中共中央送往莫斯科，一邊治病，一邊擔任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再後來，也正是他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幫了毛澤東一個大忙。
林育英第二次從蘇聯回國時，正是中國共產黨麵臨分裂的緊要關頭。
當中國工農紅軍經過艱苦的長征，終於擺脫了國民黨幾十萬大軍的圍追堵截，紅一、四方麵軍在四川懋功實行了具有曆史意義的會師後，原本要鬆一口氣的紅軍將士，沒想到又將麵臨一場來自內部的分裂鬥爭。
以張國燾為軍委主席、陳昌浩為政委、徐向前為總指揮的紅四方麵軍的實際軍權，掌握在張國燾手中。紅四方麵軍比紅一方麵軍幸運的是在長征途中它受的損失比紅一方麵軍要小得多，會師時，紅四方麵軍有約8萬人之眾，比隻有3萬多人的紅一方麵軍多了1倍多。
素有權力欲的張國燾此時擁兵自重，公然另立中央，將整個紅軍置於分裂的邊緣。在毛澤東主張“北上抗日”時，張國燾提出的卻是“向南攻打成都”，與毛澤東的主張南轅北轍，奪權野心立見。
縱觀整個中共黨史，可知這是一個極其關鍵的時刻。沒有這一次鬥爭的勝利，很可能就沒有後來整個中國革命的勝利。
在這關鍵時刻出現的一個關鍵人物就是林育英。
林育英於1935年12月及時地趕到了陝北瓦窯堡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場。他帶來了共產國際“七大”精神。沒有任何文字的東西，隻有從他嘴裏講出的條條款款。
為防不測不給敵人留任何把柄，林育英在臨行前把共產國際“七大”文件背得滾瓜爛熟，將文件完全“印”在了腦子裏，然後，以一個小商人的身份，經蒙古，穿沙漠，到達了陝西。
由林育英來協調雙方是非常合適的。林育英既是毛澤東的老朋友，又是張國燾的老相識，他和雙方都能心平氣和的說上話。共產國際“七大”是支持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共中央的路線而不是張國燾自封的“中共中央”的路線。
同時，林育英的態度也很明確，他支持毛澤東，這樣張國燾不得不取消他的“中央”，而“一切服從共產國際的指示”。
在這場鬥爭中，林育英的作用是非常重大的。
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記述道：
“林育英到達陝北後，立即致電給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參加1935年7月間共產國際大會，大會對中國問題的討論，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新策略的決定。他奉命攜帶密碼，經蒙古來尋找紅軍，已於某日到達陝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接著，林育英的電報源源而來，主要是告訴我們共產國際改采新政策的經過，並提出黨內團結的步驟。”林育英的作用還可以從他的電報中進一步看出：
請轉電四方麵軍國燾同誌：
共產國際派我來解決一、四方麵軍的問題，我已會著毛澤東同誌，詢問一、四方麵軍通電甚（少），國際甚望與一、三軍團建立直接的關係，我已帶有密碼與國際通電，兄如有電交國際弟可代轉，再者我經過世界七次大會，對中國問題有詳細新的意見，準備將我所知道的向兄傳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