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時，解說《春秋》、《左傳》類講義為數不少。早在高宗紹興二年十一月，朝廷便下詔：“自今住講日，今經筵官輪進《春秋口義》一授。至開講日如舊”。至三年，徐俯進《春秋解義》。又侍講朱震有《講義》三卷，範衝有《左氏講義》四卷等。［54］再是寧宗時人戴溪自少研讀《春秋》，並且學有所成。對此，朝廷在不許其辭免史官的詔書中指出：“朕聞之記曰：‘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居述史之官，而不明聖人筆削之指，其能勝任者幾希。卿為時儒，先篤誌經學，蓋於尊王黜伯之誼，賞善罰惡之權，混融貫通，如指諸掌，發凡起例，固所優為。”［55］戴溪為便於向時君進講之用，便撰有《春秋講義》4卷。據牛大年為該書所作《序》言：“岷隱先生以儒宗為一世所尊，顓席談經，發明大旨，凡經之所不書，說之所未及者，莫不昭然而義見。雖然，是書蓋期於啟沃君聽，天下學士不可得而聞也”。今觀清人輯自明《永樂大典》的該書，首先，戴溪主在闡發《春秋》尊王之義。僅如在《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條下，戴溪就論說道：“加‘天’於王之上，此春秋之特筆也。先書‘王正月’，次書‘天王’，此尊王之大義，聖人作《春秋》之本旨也。當是之時，周室既衰，自儕於諸侯，聖人作《春秋》，援周室於千仭之淵，稱天王於諸侯之上。見王者在上，其尊如天，而諸侯之眾，其卑如地，一字之嚴，凜然而不可犯，其功用可謂大矣！”［56］其次，因該書成書於開禧北伐失敗，朝廷與金議和之後，故戴溪在該書中有意詳明盟會攻伐之事，以便為南宋當政者提供借鑒。如在《春秋》隱公三年十二月“齊侯鄭伯盟於石門”條下，戴溪論說道：“《春秋》書諸侯相盟始於密，次則石門。厥後瓦屋之盟，則諸侯參盟之始也。人愈眾則誌愈分，誌愈分則盟愈不可信矣。”又在隱公八年秋七月“宋公齊侯衛侯盟於瓦屋”條下，戴溪又論說道：“諸侯之參盟始於此。自時厥後，聯合列國，數會屢盟者何其多也，可勝罪哉！”［57］可見戴溪認為盟會過多，並且不可信。又如在《春秋》桓公二年秋七月“蔡侯鄭伯會於鄧”條下，戴溪論說道：“三國為會，始懼楚也。入春秋之初，楚最先稱王，其強可知矣。此三國者，地與楚近，先有懼心焉！未幾而楚滅鄧，久之而楚複滅蔡，鄭雖僅存，異日牽羊之逆，鄭亦幾亡矣。然楚雖無道，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後子產相鄭，執玉帛以抗楚，而楚亦不能加焉！弱小之國能自強於政，治猶可以自保。三國之會徒有懼楚之心，而無自強之實，《春秋》惜之！”［58］在此戴溪深為蔡鄧鄭不能自強而惋惜。最後，戴溪著重論說華夷之辨。如在《春秋》莊公十年秋九月“荊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條下，戴溪論說道：“荊楚也，自是始見於經。……於中國以示強大，自是而與中國爭衡矣！名蔡侯所以著諸侯之失，不言執所以抑楚人之暴，夷夏之義，兩得之矣。"［59］在此戴溪重在揭示《春秋》攘夷之義。又如在《春秋》宣公十一年秋“晉侯會狄於攢函”條下，戴溪論說道：“狄人久為中國患，自晉人敗之於箕，稍知自警。今乃會狄於攢函，何哉？為覇主者以外攘為己任，縱不能攘，獨可會乎！誠使狄人知懼，請成於晉，猶可言也。今晉乃求成於眾狄，又親往會之，其辱甚矣！書會狄，所以辯華戎之分，書晉侯，又見中國之自卑也！”［60］在此戴溪同樣為了闡明夷夏有別。總之，正是由於戴溪將《春秋》作為“經世之書”，所以他重在闡發《春秋》微言大義的目的，實則是為了給南宋當政者提供鑒戒。不過，對於戴溪在朝作為，一些時人頗有微詞。史載：“溪久於宮僚，以微婉受知春宮，然立朝建明，多務秘密，或議其殊乏骨鯁雲。”［61］
除《春秋》、《左傳》類講義之外，南宋朝廷還極為重視其他解史類講義。理宗端平元年三月戊寅，朝廷下詔指出：“自今侍從間五、七日，經筵官遇假日，可具前代、本朝事跡關政體者一二，附以己見，不時進入。”［62］可惜此類經筵講義存留至今者極少。同時，作為州縣學官，為便於傳道授業之用，他們往往編寫有講義。如錢時撰有《兩漢筆記》12卷。據喬行簡在嘉熙二年薦舉劄子中言，該書屬錢時在嚴州郡庠時的講義之一。其間錢時“皆痛漢氏襲秦之弊，而尤反複致意於後世，所以不敢望三代之治。”［63］具體而言；該書基本取《漢書》和《後漢書》作為正文，然後加以論斷。如錢時在該書卷2先記述漢初高祖分封之事，隨後議論道：“觀自古地大兵強而俾之世襲，未有不叛者，漢事可監矣，而唐不悟，藩鎮之禍往往反甚於漢。惟我本朝置使按察，或遷或易，權在朝廷。自先王封建之法壞而綱維防範，其製莫良於此。中興以來，獨一蜀帥世掌兵柄而卒以稔禍，可不戒哉”！這是作者借論漢、唐世襲之禍而兼及南宋吳曦之叛事。又在同書卷6記述宣帝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於邊郡設常平倉事，作者論述道：“桑弘羊以市井之智，行均輸之術，堂堂天子之尊，下爭商賈之利，真所謂民賊也，安得耿壽昌者而與之論常平之意哉！斯名一立，萬世流波。至我本朝又特專使領之，為惠愈大，或者居常平之任而使斯民負不平之歎，則將何所逃罪於壽昌矣”！在此作者借論耿壽昌奏設常平倉而言及宋時之弊。再如同書卷12作者專列“昭烈帝”記述建安二十六年劉備於成都即帝位事，隨後他論說道：“建安二十五年冬十月，曹丕篡漢。明年夏四月，昭烈即帝位於蜀。是天命猶未絕，人心猶未厭，而漢氏之脈猶未墜也。愚於曹丕特書曰簒，而取昭烈係兩漢之後，以備一代之始末，且使亂臣賊子知萬世清議凜然如一日，庶或知所懼雲”！在此錢時明顯以蜀漢為正統來論述該段史事。總體看來，錢時議論漢事的目的，更多地是為達到現實鑒戒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