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如呂中撰有《大事記講義》23卷和《皇朝中興大事記》4卷，附錄1卷。呂中編修二書的目的是便於“場屋中用之”。［64］以現今通行本《大事記講義》而言；該書紀事始自太祖，迄於欽宗，書前先有治體、製度和國勢三個總論。隨後則“年以記大事，一朝之事類之。隨朝分類，隨事通釋，考求源委，顯微闡幽，言近而指遠也。”［65］據統計；全書依朝代次序先後共設有406個子目，按子目詳引史事，再引名賢議論或直發議論。可見呂中在編排方式上，有意參照了綱目體的編修方法。在內容處理上，大多采取一事一議的方式，從而使該書具有條例相當清晰、觀點極為鮮明的特點。具體在該書中，呂中不僅詳列有鮮明的子目，而且對諸事能直抒己見。如作者在該書卷4“太宗皇帝·時政記起居注”事目下，先敘述李昉和梁周翰分別於太平興國六年和淳化五年奏請先進禦時政記與起居注之事，然後議論道：“修時政記則可，李昉欲以奏禦則不可；修起居注則可，梁周翰欲以進禦則不可”。呂中在此直接表達了他對該事的正確看法。又作者在同書卷20“哲宗皇帝·小人攻君子”事目下，先記述元祐六年劉摯被罷免諸事，然後論道：“人皆謂元祐之去小人，失之太過；愚以謂元祐之去小人，失之未盡。使當時呂、範之徒能盡黜章、蔡之屬，則所以接續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弊政，豈不盡善？奈何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未必非小人，是以患起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之勢。司馬光已為蔡京所欺，劉摯又為清臣所欺，呂大防又為楊畏所欺，身在元祐，心在熙寧，何君子之不悟也已”！在此呂中發表了他對元祐政事的個人見解。再在同書卷23“欽宗皇帝·金人犯京師”事目下，呂中先記述靖康元年十一月金人南下圍攻京城並虜走徽、欽二帝之事，然後直抒議論道：“靖康之賣國降敵，即靖康主和之人也；靖康之主和，即宣和開釁之人也；宣和開釁，即熙寧、紹聖用兵之遺孽也。履霜堅冰，至其來有漸矣！”可見呂中將靖康之難的根源歸咎於北宋後期的開邊用兵活動，而未能歸咎於當時的執政帝王。這說明該書屬當代人議論當代事，必然有所忌諱或自身傾向等，但這些論點基本上反映了當時一般士大夫對朝政國事的看法，故有一定的代表性，後人（多為元人）已多將其增附進了宋代的許多史籍。如劉時舉的《續宋中興編年資治通鑒》，以及元人編的《宋史全文》等書中，均增附有呂中二書之語。另外，《皇朝中興大事記》紀事始自高宗，迄於寧宗，後附中興規模、中興製度和中興國勢三篇總論，並且每朝為一卷，該書同樣具有體例明晰、觀點鮮明等突出特點。
總之，講義類史著編修的興盛，一則是與宋代官私學的興旺發達密不可分。自從北宋中期開始，經過慶曆新政、熙豐變法和崇寧變革時期的三次興學運動，使得中央和地方官學得以廣泛普及。及至南宋，雖則遭受了“靖康之難”，但整個官學仍得以迅速恢複和發展。高宗紹興十四年，朝廷下“詔天下州縣皆立學”。［66］此後，隨著社會局麵的逐步穩定，經濟的有序恢複和發展，南宋地方官學便逐漸得以恢複完善了。據葉適言：“今州縣自嶺海，莫不有學。”［67］這足以說明南宋州縣學普及麵相當高。同時，對於書院而言，其發展亦相當迅猛。據今學者研究統計，兩宋書院總數多達764所。其中除過“建於宋前但宋時仍有教學活動者”和“未詳兩宋何朝者”之外，北宋書院數小記共134所，而南宋書院數小記則達到489所，可見南宋書院增加急速。［68］那麼在以上諸類學府之中，講官往往需要撰寫講義。如吳自牧“年十四已有聲場屋，……嚐取鄉薦，三上春官輒不利。益謙（自牧字）不以為意，退講究問辨，益自信其所得。作講義、史評、雜著數百篇，皆有理趣。執經來學歲百餘人，有預鄉書登蘭省者。”［69］在當時，甚至還出現有：“諸州教授，有或多務出入，罕在學校”，從而“有未嚐升堂者，往往止讬逐經學諭撰成《口義》，傳之諸齋，抄錄上簿而已，未嚐親措一詞於其間。”［70］這足以說明當時學官撰寫講義是很普遍的事。
二則是與經筵講讀之風甚盛分不開。宋代自建國初始，就形成了經筵講讀製度。朝廷規定崇政殿說書的職責就是：“進讀書史，講釋經義，備顧問應對”。至南宋高宗時，朝廷要求每除言路，必兼經筵。寧宗時，規定講官每逢單日，早晚進講。如遇放假，或大寒大暑，止講。［71］同時，經筵官在講書所或講筵所為皇帝講讀的內容有：經書類的《尚書》、《春秋》、《毛詩》、《周禮》和《孝經》等；史書類的《前漢書》、《（舊）唐書》以及《三朝寶訓》和《祖宗聖政錄》等。經筵官在講解以上內容之前，都需要事先寫好講義，在當時被稱為“經筵講義”。［72］清人對此指出：“考講義之作，莫盛於南宋。其解經者，如袁燮《毛詩講義》之類；其論史者，如曹彥約《經幄管見》之類，皆經筵所陳也。”［73］由此可見，朝廷定期的經筵講讀製度，則有力地促使了經筵講義類著述的編修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