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今存留於《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2和83中的有關寧宗嘉定十一年和十二年的《玉牒初草》，則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可備熟悉《玉牒》基本情況的真實資料。具體從其所載內容來看，與同樣記載朝廷政令的《宋史·寧宗紀》相比，它突出記載了寧宗親自處理朝政時的言行舉動。僅以近臣多次進讀《高宗寶訓》和《續帝學》，並且緣此君臣聚議時政為例。《後村先生大全集》卷82《玉牒初草》記載，嘉定十一年十二月庚子，徐應龍進讀《寶訓》至“昭慈皇後處瑤華亭”事。應龍奏曰：“茲事其初也，人定勝天。及其後也，天定能勝人矣。京城之變，昭慈已廢居瑤華，不與北徙。既而垂簾聽政，以位授之高宗，豈非宗廟社稷之靈護祐之乎？”寧宗曰：“當時宮中所謂厭勝者，烏有此理。”應龍奏曰：“惟其不信，即無是事。若漢之武帝，惑莫甚焉。”李楠奏曰：“陛下聖明，乃灼見無是理。”這是寧宗與近臣對孟後廢居瑤華之事的直觀評論。至該年同月甲寅，袁燮進讀《寶訓》至“上跋《晉王羲之書蘭亭詩敘》，雲覽此《敘》，因思其人與謝安共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誌。羲之謂曰：‘今四郊多壘，宜思自效，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今所宜。’登臨放懷之際，不忘憂國之心，令人遠想慨然。”燮因奏：“士大夫‘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最計利害。髙宗當紹興元年金勢方強，中國多故之時，發為聖訓。今殘虜未平，邊烽未熄，願陛下體高宗之意，激厲士大夫。”於是“上然之”。這是在當時正麵對邊郡與金戰事，近臣袁燮特意引高宗聖訓發論，其目的在於提醒寧宗能遵從祖宗訓典，以便激勵士大夫。至是月丙辰，徐應龍又讀《續帝學》至“呂大防等奏人君之要，在乎知人。若以正為邪，以小人為君子，則不可”。應龍奏曰：“薑公輔天下，皆以為君子。而德宗乃以為賣直，盧杞天下皆以為奸邪，而德宗乃以為忠，亂亡相繼，未有不由於是。”寧宗曰：“君子小人最為難知，彼小人者亦能發君子之言，當即其事而觀之”。這是寧宗與近臣對選用人才的評議。嘉定十二年二月，袁燮進讀《續帝學》：“崇寧三年，幸太學，遂幸辟雍，禦製《辟雍記》。宣和四年，幸秘書省，次幸秘閣。”燮奏：“當時興學崇儒如此，未幾乃有播遷之禍，何也？皆由邪正不明，是非顛倒，雖崇儒學亦無益。”柴中行言：“當時所作事，不過隻是觀美，初非務實，何以能免播遷之禍”。這是近臣對北宋亡國之因的深刻反思。凡此等等，無不表明《玉牒》重在詳明帝王在處理皇朝大事時的言行舉動，其間所顯示出的現實政治功用極為突出。
三、注重言行講說的言行錄與講義
對於言行錄，明末清初思想家黃宗羲在《明名臣言行錄序》中指出：“史之為體，有編年，有列傳。言行錄，固列傳體也。列傳善善惡惡，而言行錄善善之意長，若是乎恕矣。然非皎潔當年，一言一行，足為衣冠準的者，無自而入焉，則比之列傳尤嚴也。”［47］按黃宗羲所言，可見言行錄歸屬於列傳，並且注重褒揚具有善行美德之人，以便使他們成為世人學習的典範。
南宋時，專記名臣言行的該類《言行錄》風行一時。如章定編有《曆代氏族言行類稿》60卷，“以曆代迄本朝名賢言行之跡，類姓成編，凡一千一百八十九姓雲。”［48］倪祖常為其父撰有《倪文節言行錄》3卷，朱熹編有《八朝名臣言行錄》，《宋史》卷421姚希得本傳載其編有《續言行錄》等。其中朱熹在《八朝名臣言行錄序》中指出：“予讀近代文集及記事之書，觀其所載國朝名臣言行之跡，多有補於世教者。然以其散出而無統也，既莫究見始終表裏之全，而又汩於虛浮怪誕之說，予常病之。於是掇取其要，聚為此錄，以便記覽”。可見朱熹是出於有補世教的目的而選編此書的。韓淲就指出：“晦翁初年編類文字，如《語》、《孟》集注，五朝、三朝《言行錄》，皆可傳。”［49］作為注重講求道德修養的理學家朱熹，為規範時人言行，使其合乎儒家所倡導的倫理道德，從而選取當代名賢的言行事跡作為範例，期望達到品德教化的目的。為此，在選材方麵，他不僅特別注重從名臣的行狀、墓誌、遺事和家傳等最原始材料中加以提取史材，甚至他還直接選取了與其體例相一致的《言行錄》作為史材。如《王沂公（曾）言行錄》、《鄭介夫（俠）言行錄》、《範忠宣（純仁）言行錄》、《劉安世言行錄》和《安定先生（胡瑗）言行錄》等。同時，在對具體材料的取舍方麵，朱熹為體現其褒貶旨意，從而表現出鮮明的傾向性。清人蔡上翔就批評朱熹對王安石事跡取舍不當，致使王安石受誣。他舉例指出：“凡詆荊公之語，文致緣飾惟恐不詳，如《邵氏聞見錄》所記公居鍾山，恍惚見雱枷杻雲雲。生死輪回之說，至妄至陋，而《名臣言行錄》必備載之。稱頌荊公之語，則刪汰惟恐不盡，雖名德如濂溪，其稱頌新政之言見於《墓碣》者，亦不使複存。”［50］由此可見朱熹所編的《八朝名臣言行錄》的確存在一定缺陷。除以上所言之外，朱熹此書還有其更深層的寓意。宋末黃震在其著《黃氏日抄》卷50直接摘抄《八朝名臣言行錄》內容，並在篇後評其旨歸說：“此《錄》雖雜取傳記之言，然諸賢出處之本末備矣！豈獨諸賢，凡國朝盛衰之故，亦莫不隱然備見其間矣！如釋藩鎮兵權而天下定，取幽燕、納李繼捧而狄患啟，李文靖鎮以清靜而民生安，寇萊公決策親往而邊好久，王文正苟且順從天書禱祠之妄作而國力幾弊，王沂公相仁宗初年，韓魏公保佑英宗，神宗初年而主少國危之日安若泰山，王安石行新法、開邊隙而天下幾危，宣仁聖烈太後相司馬公而天下再安，範純仁兼用小人，致章子厚、蔡京輩紹述安石而國家遂有南遷之禍，盛衰大要不出此數者皆可考見。然則此《錄》豈特記諸賢之言行而已哉？愚嚐謂史無定體，書隨事為篇。《春秋》紀年以書，班、馬以來分紀傳，而此《錄》亦朱文公陰寓本朝之史”。應該說，黃震對朱熹編著此書的真正意圖分析的極為透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