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以上三種史著成書方式，不僅是多數南宋重要史著成書狀況的真實反映，而且表明南宋在曆史編纂學方麵，治史者能夠充分利用豐富的官、私史源，編撰成多種史著，甚至其中一些篇帙還極為浩繁，這些成書方式無疑有力地促進了南宋史學的迅猛發展。不過，在這眾多的成書方式中，我們必須清楚地看到：“官私史源憑藉互用”這種最被朝廷認可和被經常運用的成書方式，在修史宗旨和主體看法上，往往表現為官方的觀點支配著私家著述；而與官方觀點大體保持一致的私家著述，又常常被史官編進了官修史書。同時，對於“一源多流”和“私著憑依私材”兩種成書方式來說，其間亦大多體現著官方的政策導向，否則其書就難以廣泛流傳，甚至還會遭到朝廷查禁。
三、史書成書中的改動、抽毀以及摘抄偽托現象
在宋代官修史書的編修過程中，因受到朝政的直接影響，使得史書內容多次被改動，甚至被抽毀。而對於記載鄰國曆史的史著，因朝廷內外出於急需了解其基本情況之需，使得該類史著的內容常常出現摘抄偽托現象。
1.頻繁改動史書內容，頗為典型的就有《神宗實錄》和《哲宗實錄》
《神宗實錄》前後修過五次，為北宋諸朝諸本《實錄》更修次數之最。而在最終成書的三本《實錄》中，哲宗元祐元年至六年由呂大防等提舉編修成的《神宗實錄》為最初修本。至紹聖元年至三年，由章惇提舉對其加以改修。此次援據元祐舊錄修成的二百卷本《實錄》，其副本采用朱、墨體式。即據元祐舊錄者用墨書，添入者用朱書，增改刪易處並加簽貼，說明其理由，世號朱墨史。對於改修成的紹聖《實錄》，有人指出：“將舊書所載多所增損，務要傅會一時紹述議論，而［深詆］元祐史官［之非］。其間語言不無過當失實，然亦有別行引用照據，以證墨本未盡去處。”［88］到南宋高宗紹興四年至六年，趙鼎和範衝等對紹聖《實錄》重行改修。其副本附含《考異》五卷。所謂《考異》，是將此次修撰過程中於“朱書新錄，墨本舊文，凡去取之不同”［89］者保存下來，以表明材料取舍之因由。紹興改修原則和取舍標準是：“惟是直書安石之罪，則神宗成功盛德，煥然明白。”［90］基於此，這次重修的主要目的是多複元祐《實錄》舊文。對於以上三本《實錄》的原貌和改修變動狀況，筆者依據《長編·神宗朝》征引狀況勾輯探求得知；元祐初修本除在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的取材和評論方麵的確反映著元祐史臣史學觀點和政治傾向外，它保存了大量詳實可信的一般性史料，由此也成為了紹聖和紹興史官改修《神宗實錄》的基礎。而由支持新法的紹聖史官完成的《神宗實錄》重修本，的確更多地反映了熙豐變法的實情，這恰好為後人了解變法狀況提供了史料依據。南宋紹興時期的重修本因旨在恢複元祐初修本之舊，辨明新法之非，其間突出體現著朝廷及史臣的政治傾向和史學觀點，這就是三本《神宗實錄》的基本狀況。［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