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而言之，南宋重要私著在編修時往往以官修史籍作為最基本的取材依據。同時，官方亦往往參用重要的私著來助修國史。這種官私著述相互利用對方作為史源而成書的狀況，尤其在南宋當代史編修過程中表現得極為突出，這也是南宋史學之所以興盛的重要原因之一。
3.私著憑依私材成書
南宋時，繁富的私家史源為私人選材著書提供了頗為便利的條件。其中比較突出的如朱熹在編修《八朝名臣言行錄》時，就注明依據了行狀、碑誌、家傳、言行錄、語錄和諸家筆記等諸多私家著述。為說明問題，現具體列表如下：
如表所示，朱熹運用碑銘、誌狀和傳記行實類最多，有時甚至還出現某名臣事跡全用碑銘、誌狀的現象。如《五朝名臣言行錄》卷八之四“王堯臣”事跡中，朱熹隻運用了歐陽修所撰的王氏墓誌；《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之四“彭汝礪”事跡和同書卷十一之二“王存”事跡，朱熹亦僅選取其墓誌。對於諸名臣家傳、遺事和別錄等類，朱熹雖多次加以運用，但有時亦采取了審慎態度。如《三朝名臣言行錄》卷一之一“韓琦”事跡中，朱熹雖多次運用王岩叟所編的《魏公別錄》以編修正文，但在其末尾，卻附有孝宗淳熙五年晁子闔以國史印證李燾在《長編》中指明《魏公別錄》記事舛誤之事，可見朱熹並不輕信盲從私家記載。同時，朱熹在選取私家筆記等內容時，時而還采用“不虛美，不隱惡”以及存異考辨的做法，以便體現他的修史原則。如他在編修《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九之五“孔道輔”事跡時，正文依據司馬光《涑水記聞》記述“呂夷簡密勸上廢郭後”事，注文中又進而說明：“公孫中書舍人本中嚐言：‘溫公《日錄》、《涑水記聞》多出洛中人家子弟增加之偽，如郭後之廢，當時論者止以為文靖不合不力爭，及罷諸諫官為不美爾。然後來範蜀公、劉原父、呂縉叔皆不以文靖為非，蓋知郭後之廢，不為無罪，文靖知不可力爭而遂已也。’若如此記所言，則是大奸大惡，罪不容誅。當時公議分明，豈容但已乎？”顯然，朱熹對呂本中認為《涑水記聞》有增偽，以及呂夷簡在仁宗廢郭後之事上僅是“不力爭”之言論並不讚同。對於此事，《朱子語類》又記述道：“《涑水記聞》，呂家子弟力辨，以為非溫公書（原注：蓋其中有記呂文靖公數事，如殺郭後事等）。某嚐見範太史之孫某說，親收得溫公手寫稿本，安得為非溫公書？某編《八朝言行錄》，呂伯恭兄弟亦來辨。為子孫者隻得分雪，然必欲天下之人從己，則不能也。”［81］按：呂祖謙與朱熹交情甚篤，但在朱熹編選呂氏前輩行事時，朱熹則能堅持己見，做到“據實直書”。又如朱熹在編修《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四之一“蔡襄”事跡時，其末雲：“襄性忮刻，用刑殘酷。知泉州時，嚐以權母喪不在式假，通判黃淚攝州事，與晉江令章拱之置酒作樂，襄陰怒之，即捃拱之事，械送獄，拱之坐是除名竄流。其弟望之累詣闕訟冤，久之，乃得雪。朝廷不直其所為，而士亦以此少之”。此事在歐陽修所撰蔡氏墓誌、《東都事略》卷75蔡氏本傳，以及《宋史》卷320本傳中均無記載。再如在《五朝名臣言行錄》卷九之六“尹洙”事跡中，朱熹對尹洙卒之事，不僅以歐陽修所撰尹氏墓誌作正文，而且以範仲淹作的《師魯文集序》和《涑水記聞》作附注，隨後還指出：“按《涑水記聞》所載如此，與範、歐二公所記已不同，而沈氏《筆談》所記尤詭異，今不複載。”可見對於諸家記載的尹洙卒事，朱熹旨在存異考辨。此外，朱熹還征引諸如《元城語錄》、《龜山語錄》和《程氏遺書》等中的論說以品評諸名臣。如在《三朝名臣言行錄》卷十三“範祖禹”事跡之末，就引用《元城譚錄》所記：“公曰：‘範純夫其問學修身固好，若造理與立事則未在，蓋氣質弱於劉道原”。凡此等等，均說明朱熹在編修《八朝名臣言行錄》時，不僅選取了多種私家材料作為取材依據，而且在依據這些材料編修《八朝名臣言行錄》時，還堅持據實、存異和考辨，從而使其著述給人以可信感。
另據鄧廣銘、劉浦江二先生研究得知；《三朝北盟會編》完全依據私家著述編修成書［82］。該結論是否完全準確，目前尚存異議，但該書多憑依私家著述編修成書，則是不爭的事實。對於該書取材，陳樂素先生歸納如下：①諸家之說；②詔、敕、製、誥；③書、疏、奏、議；④記傳、行實、碑、誌；⑤其他文集、雜著。［83］其中除詔敕製誥等屬於原始文書之外，作者徐夢莘在該書中指明引用的私家著述多達200餘種，並且徐夢莘在《自序》中談及其編修原則時說：“其辭則因元本之舊，其事則集諸家之說。不敢私為去取，不敢妄立褒貶”。由此可知徐夢莘多保存著史料原貌。其中在徐夢莘注明征引的諸多私著中，趙甡之的《中興遺史》被征引次數最多，達140餘段。其主要原因是該書“大抵記軍中事為詳，而朝政則甚略。意必當時遊士往來邊陲、出入幕府者之所為。”［84］可見趙書的內容正合乎旨在反映宋金通和用兵狀況的《三朝北盟會編》的編修宗旨。同樣，如張彙的《金虜節要》，因其為“陷虜人所上也。記金人初內侮，止紹興十年，共十六年事，頗詳實。”［85］亦被征引達44次。由此可見，徐夢莘征引直接記載宋金通和用兵的諸家私著史料，更能增強《三朝北盟會編》在史料方麵的原始性和真實性。同時，徐夢莘還大量征引了時人的書疏奏議。由於該類材料最能直觀地反映作者當時的真實想法，因而有不可低估的參考價值。其中在徐夢莘所征引的該類材料當中，頗具代表性的如征引李綱的奏疏達17次，趙子嵩的奏狀達14次，孫覿奏劄達11次，張邦昌的“與金人元帥書”等達11次，以及宗澤奏劄達8次。此外，他還征引臣僚論張浚奏疏達8次之多。［86］我們從以上此類事例中不難看出；徐夢莘多加選用的是在兩宋之交事關政局重大變動的諸人奏疏，故其言論極為珍貴。另外，在對行實、碑誌類史籍的引用方麵，徐夢莘征引最多的是朱熹撰寫的《張浚行狀》，共達16次。總之，通過如此廣泛的取材，應該說徐夢莘達到了“自成一家之書，以補史官之闕”的著述目的。清四庫館臣高度評論說：“要其博贍淹通，南宋諸野史中，自李心傳《係年要錄》以外，未有能過之者，固不以繁蕪病矣。”［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