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樣，對於哲宗史、錄在徽宗時的初修狀況，其間無不充滿著激烈的鬥爭。史載：“初，《哲宗實錄》蔡京專一編修，政和三年成。及上用鄭居中而京懼，乃收用蔡確子懋為兩製，討論其父確元豐間策立功，遂以王珪為不忠，以沮居中。居中，珪婿也。懋誣詆宣仁尤甚，乞改修《哲宗實錄》，尚未為快，又乞修《哲宗正史》，作《哲宗紀》及《列傳》，皆加以禦製之目，使人不得擬議。”［92］自後於徽宗朝成書、由蔡京上進的《哲宗實錄》分前、後兩部分。“《前錄》起藩邸，盡元祐七年十二月；《後錄》起紹聖元年正月，盡元符三年正月，共十三年。京之意，以宣仁垂簾時政非出於上，故分前、後《錄》。”［93］於是到南宋高宗紹興四年五月，史館修撰綦崇禮等在請求再修《哲宗實錄》時說：“《哲宗皇帝實錄》係崇寧以後蔡京提舉編修。敘事之外，多是增飾語言，變移是非，殆非實錄之體。成書之後，其當時時政記等應幹文字，又皆焚棄。竊恐所載不無更改，隱漏失實，即難以便據舊錄，重行修訂。欲乞從本所逐旋申明於諸路州軍及舊臣之家，更行取索求訪當時文字事跡，案據參照，看詳重修，庶無抵牾”。高宗從其請。［94］就在改修《哲宗實錄》期間，範衝嚐“別為一書，名《辨誣錄》”［95］。據範衝自己言：“近重修《神宗皇帝實錄》，於朱、墨二本中有所刊定。依奉聖旨，別為《考異》一書，明著是非去取之意，以垂天下後世。今來重修《哲宗皇帝實錄》，考其議論，多有誣謗，以當日《時政記》及諸處文字照據甚明，亦乞別為一書，誌其事實，欲以‘辨誣’為名。每月校勘到卷數，差人吏親事官送至行在，付衝看詳修訂。就呈監修相公訖，有合添改去處，卻發回史館，庶幾不致妨廢”。朝廷依其言。［96］我們不妨以今存於《長編·哲宗朝》卷354中的《哲宗實錄》加以舉例分析，如元豐八年夏四月丁醜，朝廷下詔允許樞密院依舊製開便門與中書省相通，以赴都堂議事。該條紀事的原注為：“《舊錄》雲：先帝設官分職，各有分守，不可紊也。時欲同惡相濟，故有是詔。《新錄》辯曰：密院、中書事均一體，便門相通，祖宗舊製也。與先帝設官分職，各有分守，理不相妨。‘同惡相濟’，鄙陋無稽。自‘先帝設官’至‘有是詔’二十四字，並刪去”。從此中可以明顯看出，紹興時範衝在哲宗《舊錄》基礎上更修《新錄》時，對《舊錄》中的論說原委多加辨駁，並且對原文多加刪削，其目的正是為恢複元祐朝政之“正”。
總之，無論是《神宗實錄》被改修時的紹聖簽貼、紹興考異，還是《哲宗實錄》被重修時的紹興辨誣，均說明二錄在編修及流傳時，已發生明顯的內容改動情況。而每次改動，不僅體現著當政一派的做法或者主觀意圖，而且甚至導致這些史書的存亡帶有明顯的時段性特色。
2.對史書內容的有意抽毀，在宋人編修的史書中同樣存在
如最能反映紹述之議的哲宗元祐八年史事，在《長編·哲宗朝》部分記述相當簡略（今《長編》七朝傳本原缺元祐八年七月至十二月紀事）。對此，李燾明確指出：“《舊錄》（按：指徽宗朝蔡京監修的《哲宗實錄》）自八年二月二日並闕，《新錄》（按：指紹興重修本）緣此所書事比前益疏，史院至今未得《舊錄》闕卷，當考。王銍《補錄》亦複草草雲。”［97］其中對於王銍的《元祐八年補錄》，據汪應辰言；桐廬方雅川曾錄寄給他一傳本。不過，他說：“餘頃在秘館見銍所進本與此不同，疑銍複有所増損以示人也。如《蔡確傳》言確之治獄，於法外求情；如王安石之解經，於意外求理。今此語皆刪之矣。所記劉莘老雲諸公為蔡氏計，太皇太後獨不為高氏計乎？其語甚鄙，且意有所謂。又記莘老規台臣言文潞公之失，以諷動之議者，不以王彥霖為直。審如此，何獨彥霖爾，蓋莘老、張芸叟、傅欽之、梁況之、王朋叟、韓原伯皆不直也，不知皆何所據。”［98］可見王銍《元祐八年補錄》本身就有不同傳本。魏了翁亦指出：“紹述之議雖行於紹聖，而實昉於元祐之末。至紹興重修《泰陵（哲宗）實錄》，獨元祐八年事皆無存者，至參取《玉牒》、《日曆》諸書以足之，僅得成書。”［99］那麼為何會出現這種狀況呢？此正如南宋初史官綦崇禮所言的，蔡京提舉編修《哲宗實錄》時，不僅“變移是非”，而且將當時時政記等應幹文字加以“焚棄”的緣故。［100］又據王明清所言：“（徐）度在館中時，見重修《哲宗實錄》。其舊書，崇寧間帥多貴遊子弟以預討論，於一時名臣行事既多所略，而新書複因之。於時急於成書，不複廣加搜訪，有一傳而僅載曆官先後者，且據逐人碑誌，有傳中合書名猶雲‘公’者，讀之使人不能無恨。”［101］由此可見，《長編·哲宗朝》元祐八年紀事缺略，不僅與蔡京焚棄史事有關，而且還與徽宗和高宗紹興時兩次倉促草率成書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