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的發展變化往往會帶有鮮明的時代特色，這在南宋時期表現得極為突出。南宋時人出於深刻反思北宋亡國及維護中興政權之需，他們研究曆史，則更加重視研究當代史；他們總結曆史，則更為注重總結當代曆史。同時，不同區域的各種學術派別在研究社會曆史問題時，往往形成了具有本區域化的史學研究特色。加之南宋政府積極鼓勵和支持地方編修方誌，以及編定軍事史著，從而使得南宋史學的時代性特色頗濃。
第一節盛極一時的當代史編修
在劇烈的社會震蕩和變動之中建立起來的南宋王朝，必然要對這種急速變化進行深刻反思，並進而從曆史和現實方麵對此做出解釋，以提出教訓，重聚人心，振奮士氣。這種客觀現實之需反映到修史方麵，便表現為南宋從重建時起，編修當代史就甚為繁盛。不過，由於朝廷的政治導向及其他某些原因，南宋在不同時期修史的重點明顯不同。
一、南宋時期的官修北宋後四朝史與私修北宋史的成書
南宋王朝建立之初，出於對北宋亡國之源的探究之需，高宗首先從哲宗元祐時變更新法的宣仁太後入手，以便從源頭上說明北宋後期變法之非，從而為其父推卸亡國之罪。於是他於建炎元年五月二日就下詔指出：“宣仁聖烈皇後保佑哲廟有大功，而奸臣造言，仰誣盛德，著於史牒，以欺後世。可令國史院據實而修，播告天下。”［1］同日，以誣謗宣仁罪追貶蔡確、蔡卞、邢恕和蔡懋官。紹興重修神宗和哲宗實錄便是為配合此次辨誣之需提出的。至建炎三年六月，趙鼎上疏論時政得失。他說：“兵連禍結，外侮交乘，二聖北轅，朝廷南渡，則安石辟國之謀而蔡京祖述瀆武之患也；繁文酷吏，上下相繩，鞭撻追呼，農畝失業，則安石理財之政而蔡京祖述厚斂之患也；僥冒躐進，依阿取容，當官有營私之心而臨難無仗節之義，此又安石敗壞人才之科而蔡京祖述賓興賢能之患也。……故凡今日之患，始於安石，成於蔡京。”［2］基於此，“亡國之源始於安石”便成為了當時高宗、朝臣乃至一些士大夫的共識。到四年十二月，經孟太後與趙鼎的竭力主張，朝廷正式拉開了編修北宋後四朝史的序幕。［3］於是到紹興四年五月，朝廷正式下詔重修神宗和哲宗實錄。［4］至紹興六年和八年，神、哲宗二朝實錄重修工作相繼得以完成。期間，朝廷還於紹興七年詔修《徽宗實錄》，直到紹興二十八年才告完成。但由於該本“疏舛特甚”，［5］孝宗乾道五年十二月又詔重修，至淳熙四年三月宣告完成。《欽宗實錄》則始修於乾道二年十二月，至四年三月成書。伴隨著北宋後四朝實錄的相繼詔修與完成，後四朝國史的編修則從紹興九年始修神宗正史起，至《四朝國史》正式成書，前後曆時40餘年。
北宋後四朝史、錄的重修與完成，亦直接影響到其他在北宋時已完成的或未成書的官修史書。如高宗紹興二十八年三月，重修《神宗寶訓》完成；孝宗乾道三年五月，重修《哲宗寶訓》完成。又乾道六年五月，《乾道續四朝會要》完成。［6］這表明南宋政府已基本完成了對北宋後四朝曆史的重修和編修工作。由於此間官修史書在論述“熙、豐、祐、聖、符、靖、崇、觀、和、康之大廢置、大征伐，關天下之大利害者”［7］時，其主旨明確。即就是要認定王安石及其熙豐變法之非，肯定宣仁、司馬光元祐更化之是。因此諸書中無不體現著“是元祐、非熙豐”的修撰宗旨。
直接受南宋政府輿論導向和官方修史活動的影響，南宋私人修撰北宋史的風氣亦隨之相當興盛。與官方修史稍有不同的是，基本成書於孝宗及之後的私家著述，一方麵可以直接向官方修成的北宋後四朝史取材。另一方麵，基於孝宗時帝統已轉入太祖一係，從而促使時人敢於追述自太祖創業以來的整個北宋史。為此，以整個北宋曆史為編修對象的私修當代史著作便相繼得以完成。如熊克的《九朝通略》（168卷），徐度的《國紀》（58卷），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980卷），以及依據李燾之書編修成的楊仲良的《續通鑒長編紀事本末》（150卷）和彭百川的《太平治跡統類》（40卷），陳均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30卷），蔡幼學的《國朝編年政要》（40卷），王炎的《東都紀年》（30卷）和王稱的《東都事略》（150卷）等。同時，兼及北宋九朝史事的如有李的《皇宋十朝綱要》（25卷）和無名氏的《聖政編年》。此外，僅涉及北宋某段曆史及專題性的史著亦不少。如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250卷）、汪藻的《靖康要錄》（16卷），李丙的《丁未錄》（200卷），龔頤正的《元祐黨籍列傳譜述》（100卷），陳傅良的《建隆編》（1卷），呂中的《大事記講義》（23卷），以及杜大珪的《名臣碑傳琬琰集》（107卷），李攸的《宋朝事實》（35卷）（一作30卷），趙汝愚的《國朝諸臣奏議》（150卷）和朱熹的《八朝名臣言行錄》（24卷）等。總之，以上這些私家著述在總結亡國之痛的同時，還旨在追崇北宋祖宗聖政，著力宣揚太祖、太宗創業和真宗、仁宗守成之美。其間著者還偶爾直述自己對該段史事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