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體而言，南宋時期修成的北宋史，其主旨是總結北宋亡國之因，因此書中往往體現著修史者對北宋興盛時的深深留戀，以及對急劇亡國的痛憤之情，其時代感甚為濃烈。
二、南宋前期的高宗中興史編修
高宗朝作為南宋政權誕生和確立的最主要階段，在對內施政方針和對外外交政策等方麵，均會對整個南宋社會產生影響。在南宋初建之時，深處外有金軍追襲，內存地方武力各自為戰並獨霸一方困境中的高宗，為完成重建事業，便以中興相號召，並進而在民眾心目中重塑趙宋皇權形象，以便強化王權，宣揚聖政。為此，早在紹興六年，史館依據“斷自聖意”［8］的汪伯彥的《建炎中興日曆》，編成了《皇帝元帥府事實》（10卷），用以表明自己的中興之功。紹興二十六年十月，高宗還特意下詔將據“紹興議和”迎回的生母韋太後的事實讓實錄院編成為《皇太後回鑾事實》（10卷）。有以上詔修的基本文獻作為基調，朝廷組織的高宗中興史籍編修活動便達到了高潮。期間，紹興十三年先修成高宗即位至紹興十二年間的《建炎以來日曆》590卷。至孝宗淳熙三年，最終修訂完成高宗一朝《日曆》1000卷。乾道二年，國史日曆所完成《高宗聖政》60卷。九年，修成《中興會要》200卷。至寧宗嘉泰二年正月，《高宗實錄》500卷最後完成。開禧元年七月，實錄院又完成《高宗禦集》100卷。嘉定六年，《高宗寶訓》70卷亦告完成。此外，《高宗正史》的詔修則始於寧宗嘉泰二年二月。［9］這樣，高宗中興史籍在南宋前期就得以基本完成。
在朝廷積極組織編修中興史，大力倡言聖政的同時，私家依托官修史書所提供的史材，亦紛紛編撰高宗一朝中興史。其中專記高宗一朝曆史的主要著作就有：熊克的《中興小曆》（40卷）、趙甡之的《中興遺史》（60卷）、李燾的《思陵大事記》（36卷）、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200卷），以及稍後成書的陳均的《中興編年舉要備要》（14卷）、彭百川的《中興治跡統類》（30卷）和無名氏的《皇朝中興紀事本末》（76卷）（按：據現存該書內容可知，此當為《中興小曆》之異名節錄本）。兼及高宗朝的史著主要有：李的《皇宋十朝綱要》（25卷）。專題性著作如：李壁的《國朝中興諸臣奏議》（400卷）、龔頤正的《中興忠義錄》（3卷）、陳亮的《中興遺傳》、［10］章穎的《皇宋中興四將傳》（4卷）、張浚的《中興備覽》（3卷）、何俌的《中興龜鑒》（10卷）、佚名的《紹興講和錄》（2卷）、《紹興正論》（2卷）和樓昉的《紹興正論小傳》（20卷）等。除有意宣揚聖政之外，這些著作還必須具體涉及“南京即位，揚州渡江，複辟之功，親征之舉，與夫偽楚偽齊、叛將群盜之擾，行台分鎮、措置守禦之方，隆祐過江西，車駕幸明浙，收複河南，迎奉梓宮，和戰議論之異同，治軍理財之本末”［11］，以及秦檜專權等關鍵問題。其間有關與金和、戰問題最為突出。雖則私家對諸如和、戰等重大問題看法不一，但占主流的是對秦檜議和之舉的極力貶斥，這表明力主恢複故土是當時人的普遍心願。對於此，王應麟就評論說：“紹興、隆興，主和者皆小人；開禧，主戰者皆小人。”［12］
三、南宋後期的高宗、孝宗、光宗和寧宗四朝史編修
隨著南宋政局的日益穩定和修史工作的完全製度化，中興四朝史籍的編修自南宋前期就已開始進行。諸如《孝宗會要》（80卷）成書於光宗紹熙三年，《嘉泰孝宗會要》（200卷）成書於寧宗嘉泰元年七月；《光宗會要》（100卷）修成於慶元六年。《孝宗日曆》（2000卷）最終修成於紹熙元年；《光宗日曆》（300卷）成書於慶元六年，《寧宗日曆》（510卷）（起寧宗即位至嘉泰二年）初修成於嘉泰二年，重修於嘉定十四年。《孝宗實錄》（500卷）和《光宗實錄》（100卷）同修成於嘉泰三年四月。此外，《孝宗聖政》（50卷）成書於紹熙三年。《孝宗寶訓》（70卷）成書於嘉定十四年。［13］不過，最終形成一致結論，並且對後世影響極大的《中興四朝國史》則完成於南宋後期。對於滅亡於理宗端平元年的金王朝而言，南宋與其戰而和，和而戰。至理宗時，南宋官方才可以最後編定該段曆史。同時，內政方麵諸如秦檜議和、嶽飛冤死、慶元黨禁、侂胄北伐乃至濟王之死等，均在南宋後期官方才有所定論。為此，我們認為官修的中興四朝史，最終在南宋後期基本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