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研究李燾及其《續資治通鑒長編》的論文主要有：方壯猷的《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年譜》（《史學史研究》1/1981）、楊家駱的《續通鑒長編輯略》（世界書局影印《續資治通鑒長編》第1冊）卷1及2、周藤吉之的《南宋李燾與〈續資治通鑒長編〉的成立》（見其著《宋代史研究》（日本東洋文庫昭和44年版））、徐規的《李燾年表》及其《增補》（分別見於《文史》第4輯和第16輯）和《李燾評傳》（見《中國史學家評傳》（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中冊）、劉複生的《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史學史研究》3/1981）、顧吉辰、俞如雲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版本沿革及其史料價值》（《西北師範學院學報》3/1983）、張孟倫的《李燾和〈續資治通鑒長編〉》（《上海師範學院學報》4/1983）、蔡崇榜的《南宋編年史家二李史學研究淺見》（《史學史研究》1/1986）、燕永成的《今七朝本〈續資治通鑒長編〉探源》》（《古籍整理研究學刊》5/1994）和《〈續資治通鑒長編·神宗朝〉取材考》（《史學史研究》1/1996），以及王承略、楊錦先的《李燾著述考辨》（《文史》第50輯）等。專著有王德毅的《李燾父子年譜》（台灣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和《李燾評傳》（見其著《宋史研究論集》（台灣商務印書館1982年再版））、裴汝誠、許沛藻的《〈續資治通鑒長編〉考略》（中華書局1985年版）。其中方壯猷、王德毅和徐規等先生對史家李燾生平事跡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裴汝誠、許沛藻二先生從流傳、編修、內容及史料價值等方麵係統論述了《續資治通鑒長編》，其論著是目前《長編》研究最為係統的著作。
研究李心傳及其《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的論文主要有：王德毅的《李秀岩先生年譜》（見其著《宋史研究論集》）、梁太濟的《〈係年要錄〉、〈朝野雜記〉的歧異記述及其成因》（《文史》第41輯）、《〈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取材考》（《商鴻逵教授逝世十周年紀念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書名考》（《浙江大學學報》1/1999）和《〈要錄〉自注的內容範圍及其所揭示的修纂體例》（上、下）（《文史》第50、51輯）、陳智超的《三論今本〈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的原名》（《中華文史論叢》第63輯）、王瑞來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略論》（《史學月刊》2/1987）、孫建民的《取舍之際見精神：略論〈建炎以來係年要錄〉的取材》（《上海師大學報》3/1996）、孔學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取材考》（《史學史研究》1/1995）和《〈建炎以來係年要錄〉注文辨析》（《史學史研究》1/1998）等。專著有來可泓的《李心傳事跡著作編年》（巴蜀書社1990年版）。其中方壯猷、王德毅和來可泓等先生對李心傳生平事跡的研究用功最勤，成就巨大。梁太濟先生以及孫建民、孔學等對《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則做了深入細致的研究。
研究徐夢莘及其《三朝北盟會編》的論文主要有：陳樂素的《徐夢莘考》和《〈三朝北盟會編〉考》（見其著《求是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一集）、王德毅的《徐夢莘年表》（《宋史研究集》第8輯）、仲偉民的《新發現的〈三朝北盟會編〉摘抄本之特色及其重要史料》（《華東師大學報》1/1990）、《〈三朝北盟會編〉傳本及其體例》（《史學史研究》2/1990）、《〈三朝北盟會編〉對金史研究的價值》（《史學史研究》4/1991）和《新見〈三朝北盟會編〉摘抄本及其價值》（《文獻》1/1992）、李偉國的《〈三朝北盟會編〉摘抄辨析》（《文獻》1/1994），以及鄧廣銘、劉浦江的《〈三朝北盟會編〉研究》（《文獻》1/1998）等。其中陳樂素、王德毅二先生對徐夢莘生平事跡研究最為深入。陳樂素、鄧廣銘、仲偉民、李偉國和劉浦江等先生對《三朝北盟會編》進行了頗為深入的研究。
研究鄭樵的論文主要有：顧頡剛的《鄭樵著述考》和《鄭樵傳》（分別見《國學季刊》1922年1卷1期和1923年1卷2期）、白壽彝的《鄭樵對劉知幾史學的發展》（見《中國史學史論集》（中華書局1999年版））、蘇淵雷的《劉知幾、鄭樵、章學誠的史學成就及其異同》（上、下）（《上海師大學報》4/1979和2/1980）、倉修良的《鄭樵和〈通誌〉》（《杭州大學學報》4/1980）、陳光崇的《鄭樵的史學》（見《中國史學史論叢》（遼寧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以及王樹民的《從〈通誌略〉看鄭樵的學術成就》（《江淮論壇》3/1988）等等。專著有吳懷祺的《鄭樵評傳》（廣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徐有富的《鄭樵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顧頡剛、白壽彝、陳光崇、王樹民、吳懷祺等諸多先生對鄭樵及其《通誌》做了頗為深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