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作為兩宋史學資料編年的專門性著作有：楊翼驤的《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第二冊）（南開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和林平的《宋代史學編年》（四川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此外，餘嘉錫的《四庫提要辨證》（中華書局1980年版）、陳樂素的《〈宋史藝文誌〉考證》（廣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劉兆祐的《宋史藝文誌史部佚籍考》（台灣國立編譯館中華叢書編審委員會1984年版）、徐規的《仰素集》（杭州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梁太濟的《唐宋曆史文獻研究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李裕民的《四庫提要訂誤》（增訂本）（中華書局2005年版）等等，亦有專篇考究論述宋代史著狀況。
南宋史學的研究意義：
（一）從史料構成來看，史料是史學研究的基礎，史料的豐缺直接決定著史學研究的廣度與深度，那麼宋代史研究同樣也不例外。而現今存留下來的研究宋代史的最基本、最直接的史料，大多數直接出自南宋，或與南宋有關聯。因此，搞清南宋史學的基本情況，對於我們深入研究宋代史有著直接的現實意義。
（二）長期以來，國內外的宋史研究曾存在“重北宋輕南宋”的傾向。這期間雖存在南宋末期史料嚴重殘缺的問題，亦存在一些學者認為南宋僅為偏安小政權，地位和作用十分有限等看法。然而，出現該情況的最大根源在於人們對南宋時期的史料挖掘還不夠深入，對南宋史研究還不夠深刻仔細，而要徹底解決這些問題，則離不開對南宋史學做深入研究。同時，我們知道，北宋後期黨爭激烈，國史更修頻繁；南宋在戰、守、和問題上往往因時而異、因人而異，甚至因地而異，要分辨清其中的是非功過，同樣需要對史籍做大量的爬梳、整理及研究工作。而這些問題的徹底解決，同樣離不開對南宋史學的研究。
基於以上情況，在廣泛吸收前人及現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之上，本著述重點按南宋史學的時代特征、編修方式、史學思想和治史隊伍等幾個方麵加以係統地論述南宋史學的發展狀況，並且通過比較說明南宋史學在兩宋以及此後史學發展史中的地位，以便使人們從宏觀方麵全麵把握南宋史學的基本狀況。當然，南宋史學本身內容極為豐富，本著述雖重點選取史書所記內容以及史籍的現實功用做了個案分析，但有待深入細致探究的領域仍有不少，此有待日後進一步深化。在此還需說明的是，由於南宋史學上承北宋，下又與宋末元初的南宋遺民乃至元人私自編修宋代史直接相關連，故書中有時出於行文論述之需，對涉及有關以上時期的史家及其著述會加以適當論述。
注釋
［1］見《金明館叢稿》（三聯書店2001年版）二編《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序》。
［2］見陳騤《南宋館閣錄》卷4《修纂下》。
［3］《十七史商榷》卷92《唐史論斷》。
［4］《群書會元截江網》卷29《諸史》。
［5］見蒙文通《跋華陽張君〈葉水心研究〉》（見《蒙文通文集》（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三卷《經史抉原》）。
［6］見王德毅《宋代史學的特質及其影響》（見《台灣大學曆史學報》第23期，1999年6月）。
［7］參見朱瑞熙《宋朝的歲幣》（見《嶽飛研究》第三輯（中華書局1992年版））。
［8］《宋史》卷173《食貨上一》。
［9］《宋史》卷389《謝諤傳》。
［10］《古穰集》卷9《讀活民書》。
［11］《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以下簡稱《四庫提要》）卷82。
［12］《水心別集》卷3《進士卷·士學下》。
［13］耐得翁《都城紀勝·三教外地》。
［14］《水心文集》卷9《漢陽軍新修學記》。
［15］《直齋書錄解題》卷5。
［16］《齊東野語》卷11《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