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朱熹的《資治通鑒綱目》以及《八朝名臣言行錄》的論文主要有：湯勤福的《朱熹親撰〈通鑒綱目〉考辨》（《文史》第45輯）、嚴文儒的《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叢考》（見朱傑人主編的《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華東師大出版社2001年版））、台灣鄭騫的《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原本與刪節本》（《宋史研究集》第4輯）、王德毅的《朱熹五朝及三朝〈名臣言行錄〉的史料價值》（台灣《東方雜誌》1967年複1卷3期）、葉建華的《朱熹〈宋八朝名臣言行錄〉初探》（《史學月刊》6/1988）、《〈資治通鑒綱目〉簡論》（《朱子學刊》2/1990）和《論朱熹主編〈綱目〉》（《文史》第39輯）、裴汝誠、顧宏義的《兩種版本不可偏廢—鄭騫先生“朱熹〈八朝名臣言行錄〉的原本與刪節本”讀後感》（見《邁入21世紀的朱子學》）等。其中湯勤福、嚴文儒和葉建華等先生對《資治通鑒綱目》做了深入研究，鄭騫、王德毅、裴汝誠等先生對《八朝名臣言行錄》做了細致分析。
研究馬端臨及其《文獻通考》的論文主要有：白壽彝的《馬端臨的史學思想》（《學步集》（三聯出版社1962年版））、陶懋炳的《馬端臨史學的科學性初探》（《史學史研究》4/1982）、瞿林東的《〈文獻通考〉的理論價值》（《安徽史學》2/1993），以及台灣張元的《馬端臨對胡寅史論的看法》（《宋史研究集》第22輯）等。專著有王瑞明主編的《〈文獻通考〉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和《馬端臨評傳》（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以及鄧瑞的《馬端臨與〈文獻通考〉》（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其中白壽彝、王瑞明等先生注重研究馬端臨，王瑞明、鄧瑞等先生注重探究《文獻通考》內容。
研究南宋其他史家及其著述的論文主要有：陳述的《〈東都事略〉撰人王賞稱父子》（見台灣《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八本）、柳詒徵的《陸放翁之修史》（見《柳詒徵史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錢穆的《黃東發學述》（《宋史研究集》第8輯）、朱仲玉的《陸遊的史學成就》（《浙江學刊》4/1983）、陳光崇的《袁樞與〈通鑒紀事本末〉》（《史學史資料》3/1979）、鄧廣銘的《對有關〈太平治跡統類〉諸問題的新考察》（見《鄧廣銘治史叢稿》（北京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徐規的《〈續資治通鑒長編紀事本末〉研究》（《文史》第54輯）、梁太濟的《〈兩朝綱目備要〉史源淺探》（《文史》第32輯）、許沛藻的《〈皇朝編年綱目備要〉考略》（見《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1984年會刊）、虞雲國的《南宋編年史家陳均事跡考》（《上海師大學報》4/1984）、朱仲玉的《徐天麟和〈兩漢會要〉》（《江西社會科學》5/1985）、汝企和的《〈續編兩朝綱目備要〉初探》（《史學史研究》2/1987）、蔡崇榜的《宋代四川史學家王稱與〈東都事略〉》（《成都大學學報》4/1985）、何忠禮的《王稱和他的〈東都事略〉》（《暨南學報》3/1992）、李遠濤的《〈讀史管見〉與胡寅的曆史評論》（《史學史研究》1/1994）、魏殿金等的《論王應麟的學術成就及其特點》（《浙江學刊》3/1995）、張其凡的《〈大事記講義〉初探》（《暨南學報》2/1999）、辛更儒的《有關熊克及其〈中興小曆〉的幾個問題》（《文史》第58輯）、王德毅的《鄭著袁樞年譜補證》（《簡牘學報》第五期）、《汪藻對纂修史書的貢獻》（見《宋史研究集》第19輯）和《〈靖康要錄〉及其作者考》（台灣《思與言》1967年5卷2期）、張元的《胡三省史學新探》（《宋史研究集》第28輯）、周藤吉之的《陳傅良撰〈建隆編〉》（見其著《宋代史研究》），以及三上次男的《關於張棣的〈金國誌〉即〈金國經〉》（《岩井博士古稀紀念典禮論文集》1963年版）等等。專著主要有鄭鶴聲的《袁樞年譜》（商務印書館1930年版）、陳垣的《通鑒胡注表微》（科學出版社1958年版）、王德毅的《洪邁年譜》（台灣新文豐出版公司2006年版），以及張偉的《黃震與東發學派》（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