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古拉·伊萬諾維奇·布哈林（1888-1938）在他被捕的前夕，寫了《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的信，由他的妻子、當時還很年輕的安娜·米哈伊洛夫娜·拉林娜背下來。直到若幹年後，曆經比傳奇更加驚心慘目的現實的煉獄，這封信才得以公開。比起在公審的特殊條件下所作的最後陳述來，這封信可以更確切地認定為布哈林的遺囑。
“同誌們，要知道，在你們舉著向共產主義勝利邁進的旗幟上，也有我的一滴血。”
布哈林以他的鮮血和生命，呼籲“未來一代”，要解決那些“窒息著黨的生命”的問題，這不能不引起我們深深的思考。這是他，18歲就入了黨，終生“為工人階級的利益和社會主義的勝利而奮鬥”的布哈林，在意識到的“生命的最後時刻”發出的呼籲啊！
現在，半個多世紀以後，撥開曆史上“有組織的讕言”的烏雲，我們發現在蘇聯本來存在著一個完全不同於斯大林模式的可能的選擇。
斯大林模式，是在1929年布哈林遭到決定性失敗，新經濟政策精神徹底結束以後的七八年中，經由斯大林以“非常措施”而宣告最後完成的。
在這之前，布哈林從他所認識的布爾什維主義的立場出發，譴責過蘇聯生活中已經出現的“軍事封建剝削”，他把這些現象概括為“一句話，人民為官吏，而不是官吏為人民”，他擔心這種現象毀掉國家、毀掉黨。
後來的事變證明布哈林的擔心絕不是多餘的，在斯大林模式下，權力的高度集中及其向個人獨裁的轉化，使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蛻變為黨的少數領袖直至一個領袖的專政，黨和龐大的國家機器從而淪為少數人甚至一個人手中的專政工具。
布哈林堅持正統列寧主義的無產階級專政學說，認為“對待敵人嚴酷是有道理的”，例如捷爾任斯基領導的契卡“捍衛國家不受任何反革命的危害”。但他懷疑他當時麵對的國家機器的無產階級性質：“我低下我的頭，但不是在無產階級的斧鉞麵前，因為它必定是無情的，但也是純潔的。麵對著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我感到無能為力。”
如果說布哈林在審訊的供詞中出於保護年輕妻子和幼小兒子的考慮而不得不使用了曲筆的話，這封由她的妻子默記在心中的信，應該是他直言不諱的心聲。他說，“我沒有幹過什麼反對斯大林的事”。他把對他的指控和迫害，似乎一直隻認為是內務人民委員部“迎合斯大林因爭奪地位和名譽而產生的病態的孤疑心理”，並且注明“我這麼說並不為過”；這是從列寧評價斯大林時僅僅認為“不能肯定他能不能夠永遠十分謹慎的使用這一權力”和僅僅認為屬於“太粗暴”的作風問題（卻又說是“在我們共產黨人的來往中完全可以容忍的”），又複經過十幾年充滿激烈的黨內鬥爭的以後，布哈林稍稍前進了一小步。這也許表明布哈林不僅善良而且天真吧？或者，這不恰恰是列寧在稱他為“黨的最傑出和最寶貴的理論家”、“全黨所喜歡的人物”時批評過他的，不善於掌握辯證法的最致命的表現嗎？
在《致未來一代黨的領導人》中，布哈林還極其誠懇地說：“如果說，在建設社會主義方法問題上，我曾不止一次地犯過錯誤，那就讓後人對我作出同弗拉基米爾·伊裏奇一樣嚴厲的評判吧。我們是第一次沿著一條尚未開辟出來的道路走向一個單一的目標的。”“《真理報》也曾開辟過一個討論版，讓人人都來進行辯論，探求道路和方法，爭論一番，得出決定，然後一起前進。”布哈林正是這樣看待他同斯大林的爭論，認為這是邁向建設社會主義共同目標的方法上的不同，他在做的是為了“一起前進”的同誌式的批評和爭辯。在決定布哈林政治命運的1929年4月中央全會上，他的發言的重點也仍然是圍繞新經濟政策的一些關鍵問題闡明自己的主張。他信守著同年1月他寫的《列寧的政治遺囑》文中的話：“同某些人的想法相反，良心並沒有從政治中取消。”可悲的書生氣十足的布哈林，大概完全沒想到等著他的是徹底非同誌式的待遇，指斥他“反黨”的政治局秘密決議竟會被中央全會所通過，全會還接受了斯大林關於布哈林早在1918年就密謀策劃“逮捕列寧並舉行反蘇維埃政變”的暗示，這就為1938年公審定了調子。這是我們成語所說的“秀才遇見兵，有理講不清”，哪裏有書本上所說的黨內解決政策和路線分坡的正常程序和準則的影子呢？而到了1937～1938年的時候，在蘇聯社會和聯共黨內權力結構的條件下，誰掌握實際政治權力，誰就是“正確路線”，誰就代表“馬克思列寧主義”，誰就壟斷了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以至為曆史的解釋權；布哈林也就從“非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布爾什維克”、“反黨”、“富農代理人”等，升格為“叛徒”、“間謀”、“暗害者”、“賣國賊餘孽”、“匪幫”和“人類蟊賊”，這不是布哈林個人的悲劇，這是聯共（布爾什維克）黨和蘇維埃國家的悲劇，這也是整個國際共產義主運動的悲劇。
布哈林的悲劇之所以為悲劇，在於他置身當時當地和有關當事人之間，這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時至今日還必須探討這樣的悲劇今後是否可以完全避免的課題，而這樣的探討又並不是經常受到鼓勵的。
布哈林無疑是列寧的摯友和學生。布哈林對列寧的如下這一論斷也從來沒有表示過異議：“群眾是劃分為階級的……階級通常是由政黨來領導的；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1920年）這通常被視為領袖、政黨、階級、群眾之間關係的列寧主義原則。
列寧在黨內的領袖地位是在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確立的。那次大會因對黨章問題的爭論發生分裂，隨後在選舉中央領導機關時，以列寧為代表的火星派獲得多數選票，反對列寧而擁護馬爾托夫的一派獲得少數選票，從此而有了布爾什維克和孟什維克（多數派和少數派）之稱。列寧在世期間，雖然也不斷出現過重大政見上的分歧和鬥爭，但領導集團保持了相對穩定；除了十月革命前的布拉格會議采取了開除孟什維克出黨的組織措施以外，以列寧為首的領導集團沒有重大改組，即使在黨執政以後，也沒有對黨內持不同意見的領導成員動用極端的手段。但這一明智的平衡未必是通過黨內政治生活的製度法規來保證，勿寧說更多是依靠列寧在黨內和領導集團內的政治權威來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