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讀布哈林遺囑(2 / 3)

列寧逝世以後,黨內“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由於出現了權力真空,而傾斜,而動蕩,越來越不那麼穩定了。

這種不穩定和它所產生的黨內傾軋的後果,不能簡單地歸咎於斯大林個人濫用權力。正是當時黨內生活的一般狀況、黨內鬥爭(路線鬥爭必然涉及領導權問題,因此路線鬥爭和權力鬥爭在客觀上無法截然分開)的習以為常的傳統,給像斯大林這樣作風和品質的人提供了濫用權力的土壤和氣候。

十月革命的一舉成功,使布爾什維克黨在國內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絕對的無可爭辯的領導地位。從奪取政權的秘密工作轉向鞏固政權的國內戰爭,總之處於非常時期,黨的決策過程也帶上非常時期的軍事色彩,不僅充滿了火藥味,而且表現為一種機關政治、黨內政治。黨的領導成員和一般黨員,都認為所有有關國家和人民的大事,重大的路線和方針,隻應該首先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在黨內特別是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統一思想”之前,無需甚至不應向全黨更不用說黨外人民群眾公開,認為這是有利於鞏固黨和領導權的必要紀律,因而不必要也不可能就黨的領導機關內部的分歧和爭論傾聽全黨的意見,就黨內在重大方針、政策上的不同認識傾聽黨外群眾的呼聲,認為如果這樣做就會使黨墮落為“爭論不休的俱樂部”,使黨失去區別於社會組織和群眾的先進性,又使黨渙散,失去戰鬥力。黨的政治利益和組織原則,似乎隻要求全黨執行領導機關的決議,全民“跟著黨走”。這是黨內政治生活完全被指令性的等級服從所取代的主要原因。

正如我們在人類曆史上大量看到的,法律隻是守法者的法律一樣,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也隻是遵紀者的紀律。黨內鬥爭秘密化的紀律,對布哈林形成組織上的約束,應該說這也是他這個全心全意把維護黨當作維護工人階級整體利益者自覺自願接受的。然而與此同時,斯大林卻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輕易地把黨內矛盾和鬥爭公開,例如在幾乎剝奪了布哈林的答辯權的情況下,從1929年8月下旬起,利用輿論工具在黨外發動了長達四個月的大規模政治誹謗。

全體人民的命運和前途取決於黨,全黨思想和行動則統一於黨的領導機關的決議,而黨的領導機關作出這樣的或那樣的決議,是由什麼所決定,以什麼為依據呢?1929年4月16日舉行的四月全會,是中央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的聯席會議,到會者300人以上,而布哈林和他的支持者,在會上隻有13人。從表麵上看,這一次是“少數服從多數”的民主製打敗了布哈林;實際上,是與會者特別是政治局集團的素質決定了力量對比的懸殊——其中絕大部分人屬於所謂實際政治家,即行政官僚和軍事化的“非常措施”的信奉者,可能再加上斯大林在六年總書記任內提拔重用的幹部,他們的一致認同大大加強了斯大林的有利地位。布哈林成為會上的“少數派”,如後來有人所說,“不是用論據而是用黨證把布哈林擊敗的”,是布爾什維克的黨證擊敗了布爾什維克黨除斯大林模式之外的另一種全然不同的選擇!在當時,緊接著召開的第十六次黨代表會議上,馬克思主義學者達維德·梁讚諾夫就曾評論這一事件說:“政治局現再不需要馬克思主義者了。”布哈林對真理的追求讓位於斯大林對真理的占有,歸根結底,當時領導機關成員的思想、理論、政治素質和領導機關內的力量對比,一邊倒地使斯大林占有了權力,從而也占有了“真理”。

在曆史上曾經有過對馬克思主義一竅不通,而會玩弄陰謀詭計的角色;布哈林卻完全相反,他是一個真正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哲學家、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家,但對實際政治中的權術尤其對陰謀詭計則一竅不通。很有點像論者所說的王安石“有申韓之心而無申韓之術”。這就注定他在麵對著“蛻化成為官僚主義組織”的肅反機構“能夠把任何一個中央委員、任何一個黨員幹掉,把它們指為叛徒、恐怖分子、異端分子和間諜”時“感到無能為力”,束手就縛。唯一能做的隻是呼籲“下一代黨的領導人”宣布他是無罪的,寄希望於年輕的新一代黨領導人的正直。

布哈林早在20年代就從所謂“餘糧征集製”等政策及其實踐中看出對農民進行的“軍事封建剝削”的實質,敏感的指出這是“沙皇俄國老傳統”的複活。直到他作為遺囑的信中,著重提出了“一部凶惡的國家機器”,也就是無產階級國家機器的異化問題:“這部機器大概借助於中世紀的方法,攫取了巨大的權力,捏造著有組織的讕言,厚顏無恥地在采取行動。”這都是中肯的,正確的,也是必要的。

然而,布哈林似乎來不及聯係國內和黨內政治生活中出現的新問題,去重新審視布爾什維克的建黨思想,他似乎較少或根本沒有涉及過黨的異化問題。那些“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唯其長期穩定,而又缺少監督,以致整個地或部分地,或者至少是其中個別的人,蛻變成淩駕於黨和人民之上的、主宰普通黨員和群眾命運的至高無上的統治者,而他們原有的威信、影響、經驗則轉化為“太歲頭上不能動土”的為所欲為的獨裁權力,這種從“社會公仆”變成“社會主人”的現象,在布哈林生命的後期,已經不是預見到的危險,而是睜眼可見的既成的事實,布哈林對此是否有投鼠忌器的顧慮呢?我們是無權來苛求於像他這樣的前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