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1047—1126）字元長，北宋興化軍仙遊（今屬福建）人。他在宋徽宗統治期間，曾經四次為相，竊弄國柄長達二十年之久，以其天資凶譎，幹盡了傾國亂政的壞事，被時人斥為六賊之首。慫恿、鼓勵宋徽宗縱欲享樂並千方百計地聚斂財物供其揮霍，即是蔡京所犯罪行之一。
宋徽宗胸無大誌，目光短淺。自從即位之日起，他就渴望著當一個窮奢極欲的快活天子，而從未想過勤勉為政。然而在起初，他還有點顧忌朝野輿論的反對，不敢胡作非為，還不得不假惺惺地裝出一副去奢行儉的模樣以收攬人心。蔡京入朝為相之後，憑投其所好，鼓勵、慫恿宋徽宗率性而為，隨意去尋歡作樂，去奢侈享受。
有一次，宋徽宗準備大宴群臣，為了顯示所謂天子氣派，打算在宴席上全部使用玉石杯盞。但又擔心人們批評他太奢侈，於是便把蔡京找來商議。蔡京深知徽宗的用心，就故意用引而不發的方式，先和徽宗談起了他早年出使契丹時候的見聞。蔡京說：“臣昔使契丹，見玉盤盞，皆石晉時物，持以誇臣，謂南朝無此。”蔡京的用意，是想以此激發宋徽宗爭強好勝的虛榮心，然後他才明確表態說，他認為用玉器侍宴是“於禮無嫌”、合乎古製的，勸宋徽宗但用無疑。誰知徽宗聽了還是有點猶豫，並對蔡京說：“先帝作一小台，才數尺，上封者甚眾，朕甚畏其言。此器已就久矣，倘人言複興，久當莫辨。”言語當中流露出幾分膽怯。蔡京見此，便極力為宋徽宗打氣說：“事苟當於理，多言不足畏也。陛下當享天下之奉，區區玉器，何足計哉！”宋徽宗聽了這話，便理直氣壯地把玉質杯盞擺到了宴席之上。
為了讓宋徽宗踏踏實實、心安理得地揮霍浪費，蔡京還極力粉飾太平，經常對徽宗說什麼“今泉幣所積贏五千萬，和足以廣樂，富足以備禮”。最為可恥又可惡的是，他居然還利用宋徽宗崇信道教的心理，隨意篡改、曲解《易經》的經義，提出了“豐亨豫大”之說來進一步誘導宋徽宗胡作非為。
《易經》中有“豐”、“豫”兩卦。豐卦之象為上震下離，卦名之義為大屋。卦辭說：“豐、亨，王假之”；彖辭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豫卦之象為上震下坤，卦名義為安和悅樂。彖辭曰：“豫以順動。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通常對此二卦的解釋說，王者在最盛之時，應當一切都崇尚盛大，不必憂此慮彼，應當如日行中天般的普照天下，這是天理。隻有依順天理而動，才會有安逸、快樂。因此蔡京據此鼓動宋徽宗設法把朝廷、宮室以及其他場麵都搞得雄偉高大、富麗堂皇，這才是明主之德，這才能體現出大宋王朝的昌盛。經他這麼一說，奢侈鋪張非但不是什麼惡行，反而倒成了順天心合天理的善舉。宋徽宗對他這番話是一聽就信，大有久旱逢甘霖之感。於是，宋徽宗就肆無忌憚地開始製禮作樂，大興土木，唯恐委屈了自己，辜負了時光。不僅鑄九鼎、建明堂，而且擴宮院、修方澤、立道觀，極盡奢靡，很快就耗資巨萬，造成了中央財政緊缺的局麵。而蔡京為了彌補虧空，便又假托“紹述”之名，借口繼承宋神宗的新法，極力榨取民脂民膏以供宋徽宗揮霍。
根據史書記載，蔡京執政期間，曾經複行方田法、榷茶法、免役法；又曾推行增價折納之法、和糴之法；還曾屢改鹽法，變鈔法，鑄大錢，等等，他的目的，就是要搜刮財貨以結主子歡心。經過他花樣翻新的盤剝，民眾的負擔大大增加了，例如，江西虔州（今贛州市）地方的田稅有的由原來的“十有三錢而增到二貫二百”、有的由“二十七錢增至一貫四百五十”。鞏州的役錢則從元豐年間（1078—1085年）的每歲四百緡猛增到政和元年（1111年）的近三萬緡；在蔡京新法的盤剝之下，民眾愈發是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了，這就是蔡京倡言豐亨豫大給人民帶來的“好處”。
點評：
上有所好，下必行之，身為皇帝，一點點的小愛好都有可能成為心懷叵測之人攻擊的弱點，何況像徽宗這樣奢侈的人呢？蔡京從一市井無賴之徒直升到朝廷要職和拍馬逢迎的關係密不可分，然而他的手段對於一個能夠分別忠奸，有所作為的皇帝來說也會產生如此效果嗎？
3.小人道長
《梁書·武帝本紀》對梁武帝晚年的腐敗政局曾有如下評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