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武帝“及乎耄年，委事群幸。然朱異之徒，作威作福，挾朋樹黨，政以賄成，服冕乘軒，由其掌握。是以朝經混亂，賞罰無章。‘小人道長’，抑此之謂也。”
朱異，字彥和，吳郡錢塘（今浙江紹興）人。他自二十一歲入仕起，“曆官自員外常侍至侍中，四官皆珥貂；自右衛率至領軍，四職並驅鹵薄”，身死之後還被破例追贈為尚書右仆射，以宰相之名入葬。這份榮耀，堪稱南朝以來出身素族的大臣所少有；他還以中書通事舍人之職而“居權要三十餘年”，特別是在524年以後，朱異更是權傾朝野，“掌機密，其軍旅謀謨，方鎮改換、朝儀國典、詔誥敕書，並典掌之。每四方表疏，當局簿領，諮詳情斷，填委於前”。這種情況，也實為南朝以來曆代大臣所僅見。
據《梁書·朱異傳》載，朱異曾從名師“遍治五經，尤明《禮》、《易》，涉獵文史，兼通雜藝，博奕書算，皆其所長”。在梁武帝信用的大臣當中，朱異是以“文華敏洽”、擅長吏事，“甚嫻軍國故實”而著名的。他在代替梁武帝草擬詔誥或批答章奏時，經常是“屬辭落紙，覽事下議，縱橫毓贍，不暫停筆，頃刻之間，諸事便了”。這種博學多才的素質和辦事幹練快捷的作風，使他成為梁武帝最得力的助手。《南史·朱異傳》說他的“在內省十餘年未嚐被譴”，正是他深為梁武帝寵信的一個證明。
然而，如此心智不凡，才華橫溢的朱異卻有一個致命的惡習，這就是“善窺人主曲意，能阿諛以承上旨”。有一件小事情，很能說明他的這個特點。
大同六年（540年）時，朱異已經貴為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每天都要處理大量的政務，可說是“日理萬機”。然而有一天朱異卻鄭重其事地向武帝請求，要在儀賢堂內設學，主講《老子義》。梁武帝欣然同意。朱異開講之日，“朝士及道俗聽者千餘人，為一時之盛。”此事過後不久，朱異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館內宣講起《禮記·中庸義》。朱異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熱衷於講學授徒之事？原因在於，他所宣講的這兩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講授當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頌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機大獻其媚，又可順便抬高自己的身價，這種一舉兩得的好事，他當然要不辭辛勞地搶著幹了。
正是因為朱異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當時他雖然位高權重，可是卻“不為物議所歸”，名聲很臭，為正直人士所鄙視。有一次，一個名叫傅歧的大臣當麵提醒朱異說：“今聖上委政於君，安得每事從旨？頃者外聞殊有異論”。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輿論來向朱異施加壓力，誰知朱異卻反唇相譏道：“政言我不能諫爭耳。當今天子聖明，吾豈可以其所聞幹忤天聽？”傅歧對此十分氣憤，斥責朱異是“恃諂以求容，肆辨以拒諫，聞難而不懼，知惡而不改”。
朱異以所謂“天子聖明”來為自己辯護，這純屬自欺欺人。根據《魏書·島夷蕭衍傳》的記載，梁武帝一貫“好人佞己”，喜諛惡諫，而且是“末年尤甚”。朱異之所以在梁武帝麵前“不能諫爭”，“每事從旨”，原因就在這裏。
朱異對梁武帝一味阿諛逢迎，“恃諂以求容”，的確曾經給他個人帶來了富貴榮華，但最終卻是因此而釀成了一場禍害國家與民眾的大災難。
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爭奪中失勢的侯景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請降。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納他，但朝中許多大臣卻紛起反對。認為侯景為人狡猾多計，反複無常，難以駕馭，不可引狼入室。於是，事情一時就被擱置起來。一天夜裏，梁武帝來到武德閣，想起群臣諫阻接納侯景之事，不禁氣上心頭，自言自語道：“我家國猶若金甌，無一傷缺。承平若此，今便受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非可悔也”。這時，一直悄悄跟在他身後的朱異應聲說道：“聖明禦宇，上應蒼玄。北土遺黎，誰不慕仰？為無機會，未達其心”，先把梁武帝吹捧了一通。然後，他又把侯景來降說成是“天誘其衷、人獎其計”的可嘉可賀之事，認為“今若不容，恐絕後來之望”，極力鼓動梁武帝接納侯景。朱異這樣做，並非因為他與侯景有私情舊誼，也不是因為他真心以為侯景來降是利國利民的好事，而是因為他知道梁武帝的一個“秘密”：就在這一年的正月乙卯日，梁武帝曾經“夢中原牧守皆以其地來降，舉朝稱慶”。第二天早上，梁武帝見到朱異，便把此夢講給他聽，而且還特意強調說：“吾為人少夢，若有夢必實”。朱異當時就奉承說：“此乃宇宙混壹之兆也。”沒過多久，侯景派出的使者就來到了建康，而且還說侯景就是在正月乙卯這一天定下的降梁之計。這種偶然的巧合，使得昏憒的梁武帝興奮不已，以為這是天意所在。他的心思早被朱異揣摸得一清二楚，所以朱異才會極力主張接納侯景。梁武帝聽了朱異的一番話，“乃定議納景”，任命侯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都督河南、北諸軍事、大行台，承製如鄧禹故事。侯景降梁不久，便開始與梁朝君臣發生矛盾，到了第二年的八月，他又與梁宗室蕭正德內外勾結，發動了一場武裝叛亂，史稱“侯景之亂”，從而將梁朝引向覆滅，梁武帝和朱異都死於叛亂。梁武帝養虎得噬，咎由自取”；而朱異逢君之惡，也可以說是罪有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