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奸佞小人的“三變”
阿諛奉承、背信棄義是那些奸佞小人所謂的“識時務”。有利可圖，他就對你阿諛奉承；無利可圖，他就會對你背信棄義。宋朝的楊畏就一個這樣非常“識時務”的“俊傑”。
宋神宗熙寧二年（1609）後的三十多年，是北宋王朝動蕩不安的時期。隨著王安石改革運動的興起及其深入，宋朝統治集團公然分裂為變法派和保守派兩大陣營，他們之間的鬥爭，使得北宋政局變化不定，異常混亂。與此同時，兩派內部又不斷產生分裂，內訌不止，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愈發錯綜複雜。這種情況，於國於民有百害而無一利。而那些心術不正的奸佞小人則乘機大行混水摸魚之事，楊畏即是其中之一。
楊畏，字子安，洛陽（今市）人。初以孝行聞名。宋神宗元豐年間，楊畏見王安石深得宋神宗的支持，變法運動進展順利，便極力擁附王安石支持變法。他“刻誌經術，以所著書謁王安石、呂惠卿”，由此獲得了變法派的好感，被任命為鄆州教授。在這一階段，楊畏極力“尊安石之學”，盛讚王安石的學說是“得聖人之意”，儼然以王安石的忠實門徒自居。
元豐八年（1805）三月，宋神宗病死，太皇太後高氏執掌朝政，以司馬光為相。疾行廢罷新法，恢複舊製，史稱“元祜更化”。楊畏一看政局大變，也趕緊變換麵孔。元祜初年，他從夔州回到了家鄉，當時司馬光恰好也在洛陽，他生怕司馬光因為他曾鼓吹王學而貶逐自己，就用極其肉麻的語言吹捧司馬光說：“畏官夔峽，雖深山群獠，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此後，楊畏便升官為侍禦史。
到了元祜元年，（1086）司馬光為相一年零八個月就去世了，呂公著獨掌朝政，仍如司馬光之意。兩年後呂公著退休，由81歲的文彥博執政，這時的文彥博已是不能做事的人了。此時，反變法派群龍無首，於是洛黨的首領程頤、蜀黨的首領蘇軾、朔黨的首領劉摯等，便互相爭鬥起來。此時的楊畏，一方麵積極參與廢罷新法的活動，一方麵又在元佑臣僚內部的黨爭之中出謀劃策、煽風點火。短短幾年當中，就以“傾危反覆”的臭名而成為“百官莫不側目”，人人提防三分的無恥小人。
元祜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後高氏病死，反變法派一時又失去靠山，宋哲宗親政之後，改年號為“紹聖”，以示繼承神宗的遺誌，恢複變法之意。慣於察看風向的楊畏敏銳地意識到政局又將一變，於是，便搶先出手，於這一年的十二月上疏，請求宋哲宗“成繼述之道”，推行變法新政。當哲宗召見他時，楊畏又請召回章悼、呂惠卿等變法派首腦，還盛讚宋神宗變法圖強的功德及王安石變法的成就。紹聖元年（1094）三月，哲宗利用考進士策論的機會，讓赴考之人就行新法與行舊法的利弊發表意見。主考官把讚成行舊法的試卷列為上等，哲宗對此極為不快，又讓楊畏主持覆考，結果，他把擁護行新法的試卷列為上等，把讚成行舊法的列為下等，“自此紹述之論大興，國是遂變矣”。四月，章悼被起用為宰相，他還沒有上任，楊畏就派人到蘇州與他暗中聯絡，詭稱他前些年依附反變法派的目的，就是為了利用他們的矛盾，挑動他們自相殘殺以削弱其力量。為變法派複興預作鋪墊。他還厚顏無恥地自稱是“跡在元祜，心在熙寧”，並以“首為相公開路”之功，向章悼邀賞。結果，當大量反變法人士被貶官、遭流放、受到殘酷的政治報複時，楊畏卻遷職吏部侍郎，不下朝堂。如果不是因為得罪了章悼，他也許還要打著最先倡導恢複新法的招牌，繼續做他升官晉職的美夢。紹聖三年（1096）正月，右正言孫諤上章彈劾楊畏，其文說：“楊畏在元豐時，其議論皆與朝廷合；及元祜之末，呂大防、蘇轍等用事，則盡變其趨而從之；紹聖之初，陛下躬親總攬，則又欲變其趨而偷合苟容；天下謂之‘楊三變’”。此章一出，楊畏的政治生命便在眾人的笑罵之中宣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