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孫鞅來到秦國後，通過孝公寵臣景監的關係求見孝公。孝公接見了他，想聽聽他的治國之策。公孫鞅首先向孝公講起了五帝治國的辦法，說了良久，孝公沒有興趣，反而打起了瞌睡。之後，孝公見了景監怒氣衝衝地說：“你所薦舉的那個人隻不過是一個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擔當重任呢？”景監對公孫鞅責怪不已，公孫鞅請求五日後孝公能再次接見。第二次見孝公，公孫鞅向他講起了三王的治國之道，孝公聽了，雖沒有再打瞌睡，也並未被公孫鞅的言辭打動。公孫鞅見目的未達，隻好又一次求見，這次他向孝公講起了五霸的治國之術，孝公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興趣。公孫鞅見孝公喜霸術而不愛王道，就在隨後的一次長談中大講富國強兵之道，孝公聽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覺地將身子往前湊了又湊，不無感慨地說：“先生所說的帝王之道，我並非不願實行，隻是達到五帝三王治國的那種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遙遠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賢君，應當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顯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過這幾次的會見、交談，孝公決定起用公孫鞅，把振興秦國富國強兵的重任委托於他。公孫鞅在分析了秦國的形勢後，準備推行法家的治國之術來整飭秦國的朝綱，嚴明法紀，改變當前貧窮積弱的局麵。要做到這些，首先必須改變秦國舊有的法令製度、陳規陋習。他把這種想法向孝公陳述，恰與孝公不謀而合。但孝公又深深地憂慮，他知道自己國內舊貴族的勢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實行變法，那些權臣貴戚會不會因懼怕而阻撓呢？在疑慮與徘徊中，時光悄悄溜走了許多。針對孝公的心情，公孫鞅勸說道：“遲疑不決的人很難成就功名，猶豫不斷的事不會有什麼功效。既然要變法，就必須決斷。不要擔心別人反對。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會遭人非議。有獨見的人，也一定會遭他人詆毀。愚鈍不化的人在別人事成之後還迷惑萬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發以前已洞悉明嘹。常言道，‘民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講究德尚的人是不與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決不會左顧右盼求助於他人。對聖者而言，隻要能夠強國，便毋須遵循舊規；隻要有利於百姓，又何必重蹈舊禮！”
這一席話把孝公說得茅塞頓開，但反對的人還是放出了厥詞。貴族甘龍對孝公說：“臣不以為如此。聖人不改變人民的風俗習慣便能實行教化，智士不改變原有的法度便可達到大治。按舊有的習俗去教化。不用勞神費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們得心應手，百姓也能安居樂業。”公孫鞅嚴詞反駁道：“甘龍大人所言，未免太流於世俗了，隻有尋常之輩才會拘於舊有的習俗，隻有亦步亦趨的人才會像書呆子恪守教條，這兩種人去做官守法還可以，卻不是可以與之討論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三代的禮法不同，卻依次稱王；五霸的令規各異，也先後成霸。賢能之士會適時變更禮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陳規拘於舊禮！”
公孫鞅的滔滔雄辯壓倒了甘龍的氣勢，但另一個貴族杜摯卻發難了，他在孝公麵前一字一頓地說：“沒有百倍的好處，不改變舊法度；沒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舊器具。師法古製沒有什麼過錯，遵循舊禮也沒有什麼偏差。”公孫鞅聽了這些，把鋒芒轉向他，勸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國家不能隻學古製。因此，商湯周武沒有拘於舊禮王道大興，夏桀殷紂沒有更改禮法身敗國亡。由此可見，反對古製的人不應該非議，遵循古製的人不一定值得讚美！”
公孫鞅的滔滔雄辯，旁征博引，駁得那些舊貴族啞口無言，也深深打動了孝公的心。孝公變法的決心越來越堅定，終於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孫鞅製定變法律令，向全國頒布了第一道新法——《墾草令》，並由此拉開了一場大規模變法的序幕。
點評：
光有遠大的理想、卓越的才能是遠遠不夠的，我們必須討諸行動，堅持不懈，在行動中尋找機會，把握機會，從而為自己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4.擇主而事：不在浮華，在於遠謀
良臣還要會擇主，如果事庸君，良臣抱負難以施展，雖不是庸臣但也是悲臣；良臣如果事明主，其抱負就能得到實現，就能成千年功臣。
馬援，字文淵，是東漢初扶風郡茂陵縣（今陝西興平東北）人。少年時父親就去世，依靠兄長為生。他胸有大誌，兄長都對他另眼相看。他的長兄馬況常說馬援是大器晚成。馬況病逝後，馬援守了一年孝，他對待寡嫂極為尊敬，不正衣冠不敢入屋舍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