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夠表現出陳崇阿諛之才能的，是他在居攝二年十二月給王莽的一篇奏章。當時，王邑剛剛平定了東郡太守翟義反對王莽的起義，擔任監軍使者的陳崇向王莽報告大捷。奏書除了說王莽是“奉天洪範、心合寶龜”的“配天之主”外，還把翟義的失敗，完全說成是王莽個人意誌的勝利。他感歎王莽有“慮則移氣、言則動物、施則成化”的才能。說“臣崇伏讀詔書下日，竊計其時：聖思始發，而反虜乃破；詔文始書，反虜大敗；製書始下，反虜畢斬；眾將未及齊其鋒芒、臣崇未及盡其愚慮，而事已決矣”。在這裏，陳崇賦予王莽以任意旋乾轉坤的神力，其一思一念，一紙詔書，竟然能夠打敗翟義的十萬大軍，其荒誕不經真是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
正是由於陳崇具有出眾的阿諛之才，所以他才深為王莽所信任，並隨著王莽篡漢陰謀的順利進行而不斷加官晉爵，最終成為王莽新朝的佐命重臣。
點評：
諂媚從來不會出自偉大的心靈，而隻是小人的伎倆。多數人嘴上漂亮的言辭就像戰士們插在槍口上的玫瑰花。阿諛奉承雖然為我們所不齒，但對於那些奸佞小人我們何不“以彼之道，還施彼身”也阿諛奉承一下呢？
3.識時務與行動並舉
能識時務當然好，但如果缺少行動，再識時務也是白搭。所以識時務者要與行動並舉，如此才能創造輝煌。
商鞅，本姓公孫，生於公元前390年前後，因後來在秦為政有功被封於商，世稱商鞅。他的先祖可以上溯到周武王的弟弟康叔，康叔被周武王分封到朝歌之地，建立了衛國。衛國在春秋時期還有一定的實力，後因大國爭霸，越來越衰弱，到戰國時已淪為魏國的附庸了。公孫鞅就出生這樣一個日漸衰敗的王族中，他不是嫡長子，隻能以公子的身份生活在魏人與衛人的夾牆裏。國運的衰微與家道的淪落使他在少年時代便胸懷大誌而發憤讀書。魏國初年曾經有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李悝，推崇法家的刑名之學，在魏國實行了一係列的變法措施，使魏國的力量一度“最強於諸侯”，在與秦爭奪西河之地中也屢屢得手。李悝死後，留下一部記錄自己的思想與政見著作即《法經》。不幸的是，他的政策在魏國並未得到很好的延續，在變法中損失不少利益的權貴們旋即又恢複了舊日的神氣，魏國的國勢一天天衰落。後來，吳起也曾試圖將李悝的政策發揚光大，繼續變法並一度略見成效，然他最終也為那些權貴們所不容，淒淒惶惶地奔走楚國去了。李悝、吳起的變法，雖然已成為一段往事，但在公孫鞅的心底卻紮下了根。他日夜研讀《法經），反複揣摩法家理論的要旨，並投到魏相公叔痤的門下，任中庶子，為公叔痤掌管家事，以期得到施展報負顯露才能的機會。
公叔痤對手下的這位衛公子並非沒有留心，他見公孫鞅把自己的家政理得井井有條，心中自然多了幾分器重，商鞅對一些問題的見解及露出來的抱負，也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準備在適當的時候向惠王推薦這位年輕的公子，讓他有一展才能的機會。不幸的是，這樣的機會還沒有到來，公叔痤便身染重病臥床不起了。
一天，魏惠王親自到丞相家看望公叔痤，看到丞相已被疾病折磨得氣息奄奄，惠王不免為日後丞相人選問題憂慮。一段安慰的話語之後，他問道：“丞相的身體萬一有了不測，將有誰可以輔佐我的江山社稷呢？”公叔痤聽了這話，回答說：“臣的手下有一年輕人叫公孫鞅，雖年少卻有奇才，軍國大事可以委任於他，願大王能重用他。”惠王聽了，笑了笑，沒有說什麼。就在惠王即將返宮時，公叔痤屏退手下的人對惠王說：“既然大王不願舉用他，那麼請殺了他，此人不可到他國去。”這次惠王倒是答應了他。眾人走後，公叔痤派人把公孫鞅召來，把剛才和惠王交談的情形說了一遍，並勸他趕快躲開免遭殺身之禍。公孫鞅看到平日敬重的人病入膏盲還念念不忘國家，不覺感慨萬端，他說：“既然大王不願聽您之言重用我，他又怎麼會聽您之言來殺我呢？”公孫痤聽了，沒有再說什麼。
公孫鞅的判斷是對的，他一直在丞相家住了下來。不久，公孫痤死去了。惠王把他的薦言當作病重時的胡言亂語，沒有采納，而公孫鞅也覺得自己依托敬重的人離去了，空懷一腔熱血而無所用，便感到心頭是那樣沉重，一股懷才不遇的悵惘時時侵上他的眉梢，他開始冷靜地分析時局，考慮自己的去處了。既然在魏國得不到重用，為什麼不到他國投靠一個賢明的君主一展才能呢？剛巧，這時他聽說西邊的秦國即位不久的秦孝公有圖謀大業的雄心，正在四處求賢，招攬智能之士。那裏也許是一顯身手成就功名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