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看來，範蠡的這句話真實而形象的道出了那些權強者當皇帝、坐江山的“天機”。正所謂：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強權是強權者的座佑銘。
1.叛亦死，不叛亦死
有了最高權力就意味著擁有了一切，失去最高權力也就意味著失去了一切。在中國帝王的眼中，最高權力並不是管理國家、發展經濟、造福人民的工具，而是獲得天下臣服，可以為所欲為。因此，最高權力不過是最高欲望的滿足，獲得權力不過是為了滿足欲望的奮鬥。正是在這種貪婪的欲望指使下，為了維護或者取得權力，可以不顧父子之情、兄弟之義，更別說那些跟隨他們出生入死的“難兄難弟”，那些人在專權者的眼中，隻不過是一塊墊腳石而已。
蜀國滅亡，其中大將鄧艾、鍾會功不可沒。司馬昭拜鄧艾為太尉、鍾會為司徒，嘉獎他們的功績，但他對手握重兵的鍾會、鄧艾並不放心。早在魏軍將伐蜀時，有人曾對司馬昭說：“根據魏製，凡將領率兵在外，其家屬皆留京以為人質。鍾會是個單身漢，讓他率十餘萬人伐蜀，好像不妥當，不如換其他人。”司馬昭笑道：“我怎麼會不知道？若鍾會叛亂，我自能辦之，你不要將此事告訴別人。”
滅蜀後，司馬昭首先向鄧艾開刀。鄧艾上書司馬昭，建議“暫緩伐吳，留隴右兵二萬人，原蜀兵二萬人，煮鹽冶鐵，籌集軍資，並造舟船，形成順流而下伐吳國的態勢。同時厚待劉禪，封他為扶風王，封其子公侯爵位，賜以財物，安頓劉禪左右，以招降孫休。吳國畏威懷德，必定會不戰而降。若押送劉禪到京，吳國君臣會以為是放逐他，而堅定他們抵抗之心，這樣好像不太妥當。”司馬昭接信後，令監軍衛瑾警告鄧艾，說：“有事應當報告請示，不要自作主張。”鄧艾很不高興，辯解道：“奉命遠征，製服蜀國，為安撫人心，封拜劉禪及其百官，隻是權宜之計：‘假如等待詔命，路途遙遠，吳與蜀相連，亦失時機。況且，古製有‘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說，我不能因避嫌而損害國家利益。”但是鍾會、衛瑾卻趁機密告鄧艾要謀反。景元五年正月，司馬昭下令用檻車囚禁鄧艾，將之押送洛陽。鄧艾仰天長歎：“我是忠臣，落得如此下場，真是秦昭王殺白起的酷刑複見於今日矣！”
鍾會在滅蜀後，獨統大軍十餘萬，威震西土。他感到自己功名蓋世，猛將銳卒皆為自己掌握，遂萌生謀反的念頭。他向司馬昭密告鄧艾謀反，清除後患，並計劃與蜀國降將薑維合作，由薑維率蜀兵五萬出斜穀，自己率大軍隨後攻長安。正在此時，他收到司馬昭的信：“我擔心鄧艾反抗，今派遣中護軍賈充將步騎萬人入斜穀，我自率十萬大軍駐屯長安，不久我們就要會麵了。”他驚恐萬狀，感到事已泄露，對親信說：“收取鄧艾，我的力量足夠了，這是司馬昭知道的。今派大軍前來，必定是察覺我的行動有異。事到如今，隻有立即起兵。事成，則可得天下；不成，退守蜀地，還可作個劉備。”
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鍾會至成都，以為剛死的郭太後發喪的名義，召集護軍、郡守、牙門騎督以上將吏及原蜀國官員於朝堂。他偽稱郭太後有遺詔，要他起兵廢黜司馬昭，並要在場的官員簽名同意反叛。在此同時，他關閉城門，把與會諸將吏分別軟禁在各衙門，嚴加看守，派親信去城外統領各軍。護軍胡烈見勢不妙，派親兵趁取食物之機傳話給他的兒子，謊稱：“鍾會已挖好大坑，準備了數千根大棒，要坑殺城外的兵將。”話一傳出，魏軍官兵人心惶惶。有人勸鍾會，快把牙門騎督以上將吏都殺掉。鍾會猶豫不決。十八日中午，胡烈的兒子胡淵率城外士兵，擂著鼓衝出軍營，架梯登城攻打城門。各營將士皆擂鼓響應。亂兵衝進城內，到處火光衝天。鍾會聞變大驚，馬上給薑維鎧甲兵器，說：“士兵好像叛亂了，怎麼辦？”薑維說：“擊殺他們。”於是，鍾會派人去殺關押著的將吏。諸將吏聞訊，用柱子頂住門，不讓進。不一會兒，城外士兵殺到，門內諸官衝出與士兵會合。薑維、鍾會揮刀亂砍，左衝右突，無奈亂兵太多，終被亂兵所殺。
點評：
對於想做或已經做了帝王的強權者，他們是不會讓任何人對自己的權力有“非份之想”的，你以前的功勞越大，那麼你我遭遇不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皇帝是狐狸，功臣不要自以為是
自古以來，開國皇帝多是大開殺戒，把打江山的一些良臣謀士當成階級內部的敵人除掉，而一些自以為是的功臣卻不知功高震主，不能在擁有富貴之後裝糊塗，以保全自身，結果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場，為天下人恥笑。
朱元璋從一個雲遊和尚成為大明王朝的開國皇帝，絕非偶然。他步步艱難卻又能步步為勝，不得不讓人為之佩服。但是奪得天下之後，為了維護自己至高無上的權力，他同其他爭取奪利者一樣，大殺功臣，除去“心腹之患”。誅殺胡蘭兩黨，捕殺大批將領，致使為大明江山立下大功的人所剩無幾。
明朝初期，直接有丞相官職的隻有四個人，他們是功勳顯著的徐達、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