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秦又說：“講信義，是為了修治自己的品行，而不是替別人效力的，是為了保全自我而不是為建功立業的。但夏、商、周三代聖王相繼而起，齊桓公、晉文公、秦穆公等相繼稱霸，都不是隻為保全自我，您以為保全自我是對的嗎？。”燕王說：“忠誠守信又有什麼過錯呢？”蘇秦回答說：“您不太明白，我給您舉個例子。我有一個在遠處做官的鄰居，他的妻子有了外遇，丈夫快回家時，情夫很擔憂，但妻子卻說：‘不用擔心，我已經給他備好藥酒了。’兩天後，丈夫回來了，妻子便讓侍妾捧著藥酒給他喝。侍妾心知這是藥酒，給男主人喝下去，會毒死他；但說出真相吧，女主人就會被趕出家門，便假裝跌倒，摔碎了藥酒瓶。男主人大怒，狠狠地抽了侍妾一頓鞭子。如此忠心耿耿，仍被主人鞭打，這就是過分忠誠的不幸啊！我所做的事，正好和那侍妾倒掉藥酒一樣，也是好心難得好報啊。再說，我侍奉您，是想用崇高道義為國謀利，如今卻獲罪，恐怕今後來侍奉您的人，再沒有誰敢遵從崇高的道義了。再說，我遊說齊王的時候，並沒有欺騙他，這樣待我，以後還有誰替您遊說齊王，還有誰像我這樣誠摯，就算有堯舜一般聰慧的人，也不敢聽從他的話了。”燕王說：“說得對。”於是重新又給蘇秦很高的禮遇。
楚國圍攻宋國，宋國向晉國求救。晉國的國君派解揚出使宋國，告訴宋國不要投降，讓他對宋國說：“晉國已全軍出動，就要趕到了。”但在路上卻被鄭國俘獲，獻給了楚國，楚王用厚禮收買解揚，讓他對宋國傳達與使命相反的話。解揚答應了。待到解揚登上攻城的樓車，喚出宋國的人，傳達的卻仍舊是晉國國君的話。楚王要殺他，並派使者對他說：“您已經答應了我，卻又違背了您的許諾，為什麼這樣說呢？休怪我不講信用，誰叫您背棄諾言呢，我也隻好請您立即上斷頭台。”解揚答說：“我早就聽說過這樣的道理說：‘君王製定並正確發布的命令就是義，臣子遵行君主的命令就是信。臣子講信用的前提是必須遵行君主之義，如此行事對國家有利。所以臣子的一切謀劃，都不能損害國家利益，遵守這種道義來捍衛自己的國家，是卿大夫的本份。國君發布的命令，不能前後矛盾，臣下也不能執行這種命令。您想用財物收買我，說明您不懂這個道理。我既然從君主那裏接受命令出使宋國，便隻有一死報國，決不讓君命毀在我的手裏，哪能被財富收買呢？我之所以假意應允您，是為了不辱使命，雖然要犧牲自己卻能完成君命，是做臣下的福分，我們君主能有忠信之臣，我作為臣下能夠完成使命，是死得其所，還有什麼苛求呢！’”楚王聽了這一番話，覺得很有道理，便讓他回了晉國。
楚國有個正直的人，他父親偷了羊他去官府告發，宰相說：“一定要殺了他！”認為他雖然忠於國君卻對父親不孝，所以把兒子抓起來治了罪：因為他一方麵是國君的忠臣，另一方麵卻是父親的逆子。魯國有一個人跟隨國君去打仗，打幾次逃兒次。孔子問他為什麼逃跑，他回答說：“我家中有老父親，若是我死在戰場上了，就沒人贍養他了。”孔子認為他是孝子，向國君舉薦，他因此被重用。由此看來，是父親的孝子的同時，卻又是國家的逃兵。因此宰相殺了告發父親的人，楚國的壞人卻未見減少，聽到孔子的稱讚導致魯國的人容易投降。由此可知，上層與下層的利益差異如此之大。所以國君想既允許百姓利己，又讓國家獲得福澤，必然難以實現。
由此便能明白，欺騙就是誠信，詭詐就是忠實，欺騙詭詐的行為正來源於忠實誠信的根本。
點評：
過去我們說過這樣的話，對敵人的寬容就是對人民的殘忍，現在是否可以這樣說，對敵人的忠誠就是對人民的背叛，所謂“欺騙就是誠信，詭詐就是忠實，欺騙詭詐的行為正來源於忠實誠信的根本”，並不是就一般意義上說的，是從根本意義上來討論忠誠與詭詐的問題。當我們明白了這一思想後，我們的思想也許更會“解放”一些。
6.一諾千金，不違生死約
古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這是說守信的重要。
人無信而不立，己能守信，人始信之；如其無信，人必不信。作為一國之主，一軍之帥，都必須以堅守信用為根本。孔明之所以能“受六尺之孤，攝一國之政，事凡庸之君，專權而不失禮，行君事而國人不疑，關鍵就在於他始終堅持以“信守”為基本準則。曹操雖以奸詐而名，但他同樣又有著守信的一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