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以滿族為主體建立的王朝，也是專製主義中央集權製度高度發展的時期，它所建立的法律製度，不僅因襲明製，維護封建法律製度體係，而且突出了其民族統治的特色。清朝法律在“參漢酌金”的立法思想指導下，在前朝法律的基礎上，根據滿足自身的特點及現代社會的現實，製定出的法律內容和司法體係。既體現了儒家傳統法律文化的基本精神，又保障了滿族貴族的統治地位，從而維護了清朝統治者進行封建統治的需要。
清朝仍沿用隋唐以來笞、杖、徒、流、死的五刑製度，具體適用往往有一些改變。笞杖刑可折為板責，每10下折責4板，再除去不足5板的零數。徒刑1至3年共5等，分別附加杖60至100，每等遞增10杖。流刑2000裏至3000裏共3等，每等附加杖100。死刑仍為絞、斬兩等，分為立決和監候兩種執行方式。立決即立即執行。監候適用於罪行相對較輕的死刑犯，一般是留待秋後，經秋審或朝審最終裁決。
《大清律例》對適用立決或監候的罪名都有明確解釋，對“雜犯死罪”也有一些變通處理，因過失殺人、誤殺人及某些職務犯罪被判處死刑者，往往減等執行徒刑5年。
除以上法定五刑外，清朝還增加了一些法外酷刑，主要有充軍、發遣、遷徙、枷號、刺字等。充軍創立於明朝，重於流刑，是將罪犯發配戍邊，分為2000裏、2500裏、3000裏、4000裏、4500裏等。
發遣為清朝新增，又重於充軍，是將罪犯發配到邊疆地區，充當駐防官兵的奴隸。遷徙是將罪犯強製遷往千裏之外安置。充軍、發遣及遷徙等罪犯可以帶家屬前往服刑，不遇恩赦準許，終生不能返回原籍。枷號和刺字均是一種侮辱體罰性質的附加刑。
清朝在繼承前代統治經驗的基礎上，一是擴大自首適用範圍。如康熙時的《督捕則例》鼓勵逃犯“自回自首”，逃亡3次自首仍可免罪；嘉慶時規定，在監犯人因故逃逸又自行回歸者，按原罪名減一等處置。
二是加重處罰家人共犯。凡家人共犯奸盜殺傷之罪，不分首從，一律按首犯論處。
三是實行類推報批製度。清律對唐律的法律類推加以限製，規定“斷罪無正條”者，雖可使用類推，但必須上報皇帝批準，不得擅自裁斷。
四是化外人案件屬地管轄。對化外人犯罪案件，清律放棄唐律分別適用屬地、屬人的原則，改為凡來降人犯罪者，依律擬斷。
對於強盜罪，清律規定，凡是以強盜方式得到的財物，不分首從，皆斬；殺人、放火燒人房屋、奸汙人妻女、打劫牢獄倉庫、侵犯城池衙門等行為，積至百人以上，不分得財與否，一律斬首示眾；響馬強盜，執弓矢軍器，白日邀劫道路，贓證明白者，不分人數多寡，梟示；越城入室行劫，夥盜行劫官帑、漕船，糧船水手行劫殺人等，也都斬首示眾。
在經濟立法方麵，清朝入關以後，鑒於明末賦斂無度導致農民起義的教訓，明令廢除“遼餉”、“剿餉”、“練餉”等三餉加派，並仿效明製編訂《賦役全書》，於1657年頒布，開始建立清朝賦役製度。
《賦役全書》主要內容包括：登記土地、人丁的等級與數量；計算和確定田賦、丁銀的數量；記載各地承辦內廷及朝廷所需實物貢賦的種類與數量；確定地方所征賦稅的分配與使用原則等。
康熙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土地轉移速度的加快，農民人口大量流動，原來按人丁征稅的賦役製度已經難以保障。1712年下詔宣布，以康熙五十年的人丁數為定額征收丁銀，今後再生人丁，永不加賦。
1716年，廣東各州縣率先實行“攤丁入畝”，把固定的丁銀額按土地畝數平均分攤到田賦中，不再按人口征稅。至1723年，又將“攤丁入畝”之製推行到全國，從而簡化了征稅標準，減輕了農民負擔，廢除了沿襲2000年的人丁稅，削弱了農民的人身束縛。
1646年，順治帝下令廢除明朝匠籍製度，將匠戶編入民籍，與農民一體納稅當差，禁止官府以各種名義無償役使手工業工人，使其獲得了與農民相同的法律地位。
同時，放寬了國家對手工業的專擅壟斷，除武器製造、貨幣鑄造及宮廷所需重要物品由官府經營外，其他行業經過官府批準，並按規定納稅，都允許民間手工業者經營。
為了發展私營商業，清朝廢除明末加征的各項稅負，並提高了商人的社會地位，1667年又下令，禁止官僚貴族欺壓掠奪商賈，以保護商人的合法經營。1686年，還曾建立牙行製度，由其代表官府監督商稅的征收，管理市場物價，規範市場交易秩序。
1757年清朝規定“一口通商”，這唯一的通商口岸就是廣州。外國商船隻能至廣州港停泊交易，由粵海關對外國商船征收船舶稅和貨稅，總稱關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