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誠實守信
古語說：“至誠可以格天”，“精誠所至，金石為開”，“誠招天下客”。《荀子》曰：“君養心莫善於誠，至誠則無他事矣。”即，做到真誠，就不用從事其他的養心方法了。誠實與守信二者有著密切的聯係誠實是守信的思想基礎，守信是誠實的外在表現，隻有內心誠實，待人誠懇真摯，做事才能講信用，有信譽。誠信，是做人之根本。孔子雲：“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即講信譽，才能立身於社會。宋代王安石說：“人無信不立。”宋代理學家程頤說：“人無忠信，不可立於世。”故而孔子的學生把“信”作為“每日三省”的內容，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誠信，還是領導者取信於民的重要法寶。《韓非子》曰：“小信成則大信立，故明主積於信。”即英明的君主在信用上積累聲譽。商鞅的變法成功與其講信用有很大的關係。開始時，群眾對商鞅的變法半信半疑，為了取信於民，商鞅把一根三丈長的木杆樹立在國都南門，聲稱誰將木杆移到北門，賞金十金。當時，許多人不敢相信，因為這是一件很容易辦到的事。後來，商鞅把賞金又提高到五十金。此時有一人抱著試試看的態度，依要求把木杆移到了目的地。商鞅馬上賞給他五十金。此事頃刻間轟動秦國朝野，百姓們認為商鞅是言而有信的人。立木為信商鞅的言行一致與取信於民，促使其變法獲得了成功。
青少年學生應當牢固樹立誠實正直、實事求是、“言而有信，無信不立”的觀念，自覺抵製“老實人吃虧”、“不說謊辦不成大事”等錯誤思想的影響，自覺養成以下良好的品行習慣：表裏如一，言行一致；與人交往要講信用，不失信於人；做人要誠實，不違反學校的規章製度，堅決抵製考試作弊等不良風氣。
（四）寬以待人
寬以待人指用寬宏大量的心胸、團結友愛的態度來對待他人。寬的含義包括容人之言及容人之行。首先考察容人之言。俗話說：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往往逆耳，但於事業發展有益，故而應能以虛心態度接納它。另一種容人之言表現為對於一些無謂的責難，不去理會它，以寬宏胸懷處置。戰國時趙國廉頗、藺相如之交就是對於無謂責難能相容的典型案例。據《史記》記載，廉頗銀須飄飄，自以為勞苦功高，不把藺相如放在眼中。而藺相如明大義、識大局，巷中相遇而回車，上朝時不與爭鋒，處處謹慎從事，以保趙國政局穩定。後來，廉頗終於明白藺相如的良苦用心，廉頗不顧年邁和職位，負荊請罪，真誠地向藺相如道歉，以請懲罰。廉頗這種精神更加襯托出藺相如寬以待人的高風亮節，廉、藺的刎頸之交則傳為千古美談。
其次，考察容人之行。俗話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不能因為某人有一定的錯誤就否定其全部，有道是：“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隻有“不責人小過，不念人舊惡”，容人之行，以德報怨，方能廣交四方朋友，構築事業成功大廈。春秋時，管仲與鮑叔牙之交就是容人之行的例子。開始時管仲輔佐公子糾，鮑叔牙輔佐公子小白，在爭繼承權時，管仲曾幫公子糾射箭公子小白，未成功，落下一箭之仇。後來，公子小白即位，即齊桓公。公子糾死後，管仲被囚送給齊桓公。鮑叔牙力薦管仲於齊桓公，齊桓公也不計前嫌，委任管仲為相。終於，管鮑共同輔佐齊桓公成就了一番霸業。
良好品德的自我修養方法
一、從曆史角度看品德修養
人能否進行品德修養，怎樣進行品德修養？在中國古代，對這些問題的探討集中體現在關於人性的討論中。先秦時期形形色色的人性學說中，最重要的是三種：孟子的性善論、荀子的性惡論和法家的性私論。孟子在與告子的辯論中提出了他的性善論。告子主張人性無所謂善惡，正如水可以向東流，也可以向西流。孟子反對告子的意見，他提出，人天生具有仁義禮智四種道德思想的萌芽。人心向善是天賦的本能。人之所以有惡，並非由於人的本性，而是由於後天外界的影響。從這樣的認識出發，他提出了“人皆可以為堯舜”的重要結論。荀子反對性善論。他提出首先要區分先天的本性和後天的人為。人先天的本性是惡的，而禮儀則是由聖人人為製定的，辭讓、孝悌等道德品質隻有經過後天的教育才能具備。所以，荀子強調教育和社會風氣的作用，主張通過教育和習俗熏染，使人們化惡成善。法家對人性的基本認識，是認為人性是“自為”“好利惡害”。他們不相信人能夠改變這種惡的本性，因此治國不能依靠道德教化，隻能依靠暴力。
以上三種人性學說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傾向：儒家不論孟子還是荀子相信人們可以成善，隻要實施相應的道德教育即行；法家則以冷峻的眼光審視人們，不相信人們能夠向善。當然，法家嚴刑峻法的治國做法在一個短時期內能夠得到實行，從長遠來說，必然難以維持，因而影響深遠的是儒家的人可以為善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