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對廣播劇的表現內容有了新的認識。《怎樣寫廣播劇》一文提出：“理想的廣播劇應著重心理表現，避免不必要的實際動作，要從頭至尾是一貫的感情流露。”另一篇研究材料上說：“廣播劇不一定如舞台劇本有什麼高潮部分必須誇張、全力以赴，有許多廣播劇像散文一樣的衝淡、詩歌一般的含韻、夢一般的幽玄，導演者應把內在高潮培養烘托出來。廣播劇導演比詩人、畫家、雕刻家、工程師、舞台導演還要值得讚揚，因為聲音的感人力量太大了。廣播劇的演出，有如一闕世界名曲，使我們永遠忘不了那個天才的指揮者———廣播劇導演。”這些論述在今天來看，也是頗有見地的。
第四，對廣播劇藝術的各個方麵都展開了研究。如劇本的寫作特點，解說的寫作方法，廣播劇導演的特殊要求，廣播劇演播藝術的特殊性，語言、音樂、音響的組織等方麵的技巧問題都有所涉及。如演播方麵，張望撰寫的《演播音劇並不比舞台劇容易》指出，“播音劇豈不較舞台劇容易而簡便多了，然而事實上恰恰相反，播音劇以第二自我尤為重要，要認為播音時播音室已不是播音室了，而是入到含有戲劇氣氛的境界裏了”。關於劇本結構，鍾卒的《廣播劇的表現領域與分幕》說“廣播劇的分幕，應該是電影的分鏡頭和跟鏡頭”，指出廣播劇寧可從電影中借取表現手法，也要擺脫和舞台劇糾纏不清的關係；指出“為廣播劇開辟一條新的道路。這條道路必須是通達到一個與舞台劇截然不同的境界中去的。廣播劇應該爭取新的自己的用武之地，而不應該繼續地和舞台劇搶天下。”這種提法，在當時來說是大膽而又明智的，是作者深思的結果。關於語言，如背景環境的說明，在《怎樣寫廣播劇本》一文中提出，“措詞可不要太主觀，應當使聽眾有自己想象的餘地”。
第五，介紹外國廣播劇的情況。王枳的《閑談播音劇》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一篇介紹外國廣播劇情況的文章，也是一篇很有藝術價值的研究文字。文章對美國廣播劇作家瑙曼·柯溫（Norman Corwin）做了介紹，說他用這種新式的藝術“為戰爭、為和平、為民主理想、為世界大同做過不少宣傳”。為此，他獲得了“天下一家”的大獎。柯溫的播音劇《我們掌握著真理》，是一景一景地介紹美國憲法的製定修正、民主政治的實現。該劇動用了美國當時所有的大牌明星，聽眾達6000萬人。作者明確指出“中國的舊劇就比較適宜於廣播”，並說“話劇逐漸要從無線電中消滅應該是一件自然的事”。文章還說，美國輿論界“認為播音劇正在改變著美國戲劇界的遠景。它的影響是將形成美國戲劇的新時代”。這無疑為中國廣播界打開了第一扇天窗，使我們呼吸到了新鮮空氣。
二、廣播劇理論研究走向成熟階段（1952～1966）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後，廣播劇理論研究開始活躍。北京廣播學院編輯出版的《廣播業務》雜誌促進了理論研究的活躍，直到“文革”掀起，《廣播業務》停刊。
幾年中在《廣播業務》上共發表了十多篇有關廣播劇的研究文章。這個時期的理論認識有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對廣播劇音響的美學作用認識加深。張慶仁的《雜談聲音因素》一文，提出了三個值得重視的意見：其一，廣播劇要善於以聲詠情。典型的聲音如果運用得好，可以起到“一聲千金”的作用，能畫龍點睛地使戲活起來，使某段戲的情緒更加深化。其二，提出無聲的“靜”，也是音響的一種變化。無聲的停頓如果用到“點”上，其作用常常是出人意料的，正所謂“此時無聲勝有聲”。其三，提出人的大腦有時對聲音存在主觀選擇性的生理特點，應當成為廣播劇音響運用的重要依據。
第二，對廣播劇的結構特點研究有所深入。如劉保毅的《廣播劇〈紅岩〉改編瑣記》和鄺遠焉的《廣播劇場景轉換的藝術處理》，在這方麵都有較好的闡述。劉保毅的文章分別從“人物的取舍”、“樹立貫穿全劇的主線人物”和“場景銜接”三個方麵進行論述。文章有理有據地指出，廣播劇需要有主線人物，如果沒有一個貫穿全劇的主線人物，整部劇的情節、人物就會鬆散，出現各自為政、互不相幹的現象。作者認為，把許雲峰定為主線人物後，這部劇的結構就顯得緊湊了。
場景的銜接是廣播劇結構中的重要一環。因為情節結構是否緊湊、連貫、順暢，還要通過銜接才能實現。銜接不僅起到連接場景的橋梁作用，而且是表現環境、時間，烘托場麵氣氛，推動劇情發展的手段，有突出主題和樹立鮮明人物形象的作用。衛彬的文章《願我們多有這樣的節目———廣播劇〈兩幅油畫〉聽後記》，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獨到的見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