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時代-華納和美國在線的並購成功與否，網絡傳播與媒體的結合過程都將一個趨勢展示出來：全球媒體巨頭的控製範圍將有可能繼續擴大，即成為更加廣義的通訊-媒體巨頭，也就是說，在世界傳播體係當中，或遲或早地都要加入網絡這一新生力量。作為一個被市場力量驅動的體係，數字通訊網絡不但不會阻止全球媒體的發展，而且還會變成為其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並與全球媒體攜起手來滿足商業公司和大量網絡用戶的各種需要。
另一方麵，全球媒體巨頭的“觸網”經曆，網絡世界的沉浮，逐漸地將新媒體的一個重要特性呈現出來：在因特網市場上，比起傳統的媒體市場，全球媒體巨頭的領先方式和控製方式將會發生變化。網絡的重要特性之一是能夠讓每個人擁有自己的天地，而不像報紙、廣播、電視等傳統媒體那樣受外在物理條件的製約。就此而言，網絡傳播為全球媒體巨頭設置了新的難題，並對其地位之永久性提出了挑戰。比如說，有一種樂觀主義觀點認為，網絡傳播將會使原來的“邊緣”、或“底層”國家的力量得到壯大和發展，並創造出一個全新的世界傳播秩序和體係。
全球媒體巨頭與網絡傳播聯姻的曲折道路超出了人們事先的想象，以為發展中國家依靠網絡便能夠迅速實現跨越式發展的觀點也過於理想化了。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是：在因特網成為大眾媒體之前或過程之中，全球媒體巨頭的優勢力量就通過各種途徑參與其中了，因而使網絡的高度開放、平等競爭的性質受到不可忽略的影響。
從曆史上看，全球媒體巨頭的實力奠定在全方位的基礎上：政治上是率先執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其核心為支持市場經濟的全球策略，國有企業私有化，同時減少對於私有企業的限製和規定；技術上是源於矽穀的信息革命和創新精神。90年代中期誕生的多媒體，在矽穀公司的電腦工作室和諸如好萊塢的影像生產基地之間，構建了技術與企業的連接鏈條，這也是因特網成為矽穀主導產品的年代；經濟上是商業化原則的日益滲透。如今的商業化原則，遠非上世紀20年代從廣播業中蔓延出的商業傳統所能比擬，成熟的商業網有著驚人的自我保護能力和修複能力，對此，全球媒體巨頭涉足網絡的過程已有清楚的昭示。
從媒介形態的發展來看，網絡傳播代表著一種新的傳播形式，它在原有的傳播鏈條、家族譜係中有其應有的位置，既不會消滅、也不會取代已經存在的媒介形式，就像電視不能取代廣播，錄像機不能取代電影院一樣。就此而言，它必須受製於傳播媒介整體發展水平的製約。在世界信息傳播係統中，網絡傳播十年的發展多是展現媒體巨頭如何使網絡服務於它們的目的，網絡傳播能夠強化全球媒介資本的中心化和集中化，這一點並沒有因為網絡泡沫的存在以及全球媒體“觸網”曆程中的曲折而發生變化。
不可否認的是，在主流之外，另一個發展趨勢體現在所謂“全球媒體新秩序”中的邊緣國家，既然網絡傳播能夠實現便易的、全球範圍的、交互式的通信條件，並提供前所未有的大量信息，那麼，它就有可能削弱傳統等級製度下部分人以及部分國家對全球傳播秩序的控製。在這裏，中國的因特網發展是一個格外引人注目的現象，甚至有“2006—2007年之間，中國便有望成為全球第一大因特網國家”之說。麵對全球媒體的強大優勢，處於次要、或弱勢地位的國家要獲得超出一般水平的發展，除了要對全局和宏觀麵有清楚的認識、對已經位於前列的對手有清楚的認識之外，還要對自身的基礎、實力、長處和短處有清楚的認識。比如，中國的因特網發展目前麵臨的突出問題是：如何使國內少數人、少數地區之外的多數人便易地使用因特網？如何為這樣的“使用”建立牢固的物質和社會基礎？如何在發展過程中克服和避免發達國家已經出現的種種弊病？
自60年代開始，關於全球信息傳播秩序的爭論已經延續了40多年，網絡傳播的興起使得頂峰與底層，中心和邊緣之間的矛盾更加複雜，也使非此即彼的結論、斷語和預測變得更加困難。對於後發國家來說，也許更加明智的做法是：接受全球媒體巨頭已經領先的事實，吸取它們的經驗和教訓，采取積極的應對態度和措施，並推動相應的社會政治、經濟、技術和文化機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