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意義上，傳播秩序的問題體現為對信息的占有和傳播的競爭上，也是政治實力和經濟實力的表現和延伸。冷戰結束以後，國際傳播秩序呈現的是多層次、多極化的格局，而在諸種矛盾之中，居於優勢地位的是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發達國家，網絡傳播的出現，雖然為發展中國家提供了新的民主化、交互化的工具，但至少就目前的發展階段來說，它的更加明顯的作用是使信息實力強國在全球傳播體係中如虎添翼。
有關20世紀70年代的“傳播新秩序”之爭的最重要的出版物是《多種聲音，一個世界：朝向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新聞傳播新秩序》，1981年，北京對外翻譯公司將此書引入中國。所以，至少在知曉和研究的層麵上，中國有少部分人能夠在當時就通過這部經協商達成的文件，傾聽到、或關注著國際論壇上關於信息與傳播秩序的論爭。
就總體而言，盡管同樣屬於發展中國家，但中國傳媒業的起步落後於在那次論壇上充當主力軍的拉美國家，尤其是墨西哥和巴西，這可明顯見於與媒體產業密切相關的傳播學科的發展上。“傳播學在諸如墨西哥、巴西這樣的拉美國家相當流行，20世紀60年代末，傳播學在這些國家作為新聞學院的一個成果而開始存在。……拉美的典型的傳播學院提供新聞學、廣播、電影、公共關係、廣告或組織傳播學的學士專業課程。……傳播學本科專業的主要吸引力在於大眾媒體方麵的工作魅力，墨西哥和巴西擁有拉美最強大的媒體產業……”
與傳媒業起步晚的現狀相呼應的是：中國傳播學的建立和發展是在80年代以後的事了，與拉美國家相差近20年。同樣值得一提的是，即便在80年代以亞洲國家為主的關於傳播與國家發展的浪潮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也是來自新加坡、泰國、韓國和馬來西亞等國的媒體經營人員或研究人員，而各國的論壇則是像《媒介亞洲》、《亞洲傳播雜誌》（新加坡）、《發展與傳播評論》（泰國）、《發展傳播雜誌》（吉隆坡）、《第三條道路》（漢城）那樣的雜誌。中國在當時剛剛開始進行改革開放，百廢待興，還沒有贏得現代化與大眾傳播、亞洲媒介、鄉村發展、新聞傳播等方麵的實際發言權。
相比之下，在當代全球媒體新秩序出現和湧動之時，騰飛起來的中國的位置已不再那麼無足輕重了。90年代初，伴隨著冷戰的結束，在全球化的框架下，有關舊的世界秩序的崩潰、新的世界秩序的形成的討論中常常出現這樣的“定位性”評價：“冷戰期間的美蘇實力格局已被世界四大力量中心所代表：中國、日本、歐洲和美國。”按照西方人自己的看法，在這四大力量中心當中，“亞洲的發展很迅速，而西方力量的發展卻步履艱難。亞洲人認為競爭不是公司與公司之間的競爭，而是國家體製之間的抗衡，這種觀念指導著他們的行動。”中國作為亞洲的經濟力量中心之一，仍然體現著東西方的對立，“因此，意識形態問題非但沒有消亡，反而成為全球化進展的核心。”
就信息傳播的覆蓋率而言，按照傳統的電視擁有率、電視家庭比例、電視廣告收入、有線電視和衛星電視普及率等反映媒體發展的基本指標，亞洲的增長幅度超過了歐洲，而中國雄踞亞洲之首，所以西方媒介認為：“亞洲這個王冠上最大的珍寶是擁有12億人口的中國”，而促使劣勢變優勢的推動力是與發展市場經濟聯係在一起的改革開放、政策變化和觀念變化。這裏的人口優勢既包含顯性的和隱性的市場，也包含低成本的勞動力支出，後者是合資、或獨資興辦媒介產業的首選因素之一。在這種情況下，全球的媒體和電信巨頭都在窺探方向，積累力量，有目的地運作，以便獲得進入中國傳媒市場的最佳途徑，而傳媒大王默多克的新聞集團假借香港鳳凰衛視的頻道提供娛樂體育節目的做法，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它想利用中國快速發展的有線網擴大自己的領地和影響的一個重要舉措。
網絡傳播的興起，使得比較和衡量的指標又增加了新的參照係，對此，可以分幾個時期來考察。
就因特網在線用戶人數來說，世紀之交的時候，中國在全球格局中基本上處於第三層次，“在2001年Nura谘詢公司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全球的因特網在線用戶的人數已經達到4071億。美國和加拿大占了將近1.67億用戶，即在線人口的41%。英國、日本和德國是另外5個排名最高的聯網國家；其次的10個國家或地區是澳大利亞、法國、瑞典、意大利、西班牙、荷蘭、中國台灣、中國、芬蘭和挪威——整個這一組占了世界的90%。換言之，其餘的95個主權國家僅占世界在線人口的10%。世界其他地區的在線用戶人口總數，非洲是260萬；亞太地區為6900萬；南美洲是1070萬。”這說明因特網起步不久，中國就以超常規的速度獲得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