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拔人才既然如此重要，那究竟如何選拔呢？選拔人才的辦法是不斷變化的。比如，原始社會選拔人才的原則是“選賢與能”，這是用民主推舉的形式選拔部落或氏族的首領，是由部落的成年男女民主選舉。這種選舉比較接近實際，比較合理，因為被選拔者是他們熟悉的人，他們為自己的和集體的利益也必須選拔有能力的人。這種原則使被選拔者接受群眾的監督，督促他們為大家多做貢獻，而不敢胡作非為，否則就會被選舉者撤換。到堯、舜、禹搞禪讓時，已不是原來意義的民主推舉，而是由部落聯盟的首領和其他有地位的人推舉，推舉後還要經過實際考察，然後才讓位。到了奴隸社會，主要實行王位世襲製和世卿世祿製，是在“親親”的圈子內選人，這是由財產私有所決定的，於是天下為公變成了天下為家。任人唯親的最初含義就是指在親族的範圍內選拔人才。這種製度也不是一成不變的，開始也是在“親親”的圈子內選拔有能力的人，後來才確定了嫡長子繼承製。它避免了權力的爭奪，但不能保證選拔出真正的賢者。
這就是“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誰是嫡子由他母親的貴賤決定，誰是可以繼位的嫡長子，由第一夫人所生的第一個兒子充當，不是從幾個嫡子中選拔賢者。這樣做的結果是逐步削弱了王族和各支貴族的力量，最後導致了他們事業的失敗。於是從春秋戰國起，又實行尚賢、禮賢下士的原則，這個原則使新興地主階級得到大批人才，最後取代了奴隸主階級的統治。世卿世祿製被封建官僚製所代替，但皇位的繼承基本上實行嫡長子繼承製，有的朝代實行兄終弟及，或由前一代皇帝從自己的兒子中選拔合適的人選。用嫡長子繼承製選拔的皇帝有能力的並不太多，而用後一種辦法選拔的皇帝反而要好些。但中國曆史上真正有作為的皇帝往往是開國之君，因為他們是爭天下的實際鬥爭中的勝利者，是得到社會承認的，是從戰場上選拔出來的。對各級官吏的選拔，從秦漢以來不斷有所變化。開始，秦國主要按軍功大小、殺敵人多少選拔人才，這是軍事人才，選出來後成為軍事貴族，但並不一定能治國。因此，商鞅、李斯等人也不是這樣選拔的，到秦統一中國後對這種製度也實行了改革。劉邦的人才集團是在反秦起義和楚漢戰爭的實際鬥爭中選拔的，肖何、曹參從小小的縣吏成為漢初的丞相，張良本是亡國之臣，但卻成了劉邦的主要謀臣，韓信年輕時貧窮潦倒，受人侮辱，由於肖何發現了他的傑出才能，這才竭力向劉邦推舉，這又有點推舉製的痕跡。到漢武帝時，察舉製、賢良對策、公車上書等辦法同時使用，後又正式辦太學，招收博士子弟培養人才，出現了封建社會又一次人才的繁盛。這是幾種選才原則並用，察舉製主要是鄉舉裏選，考慮基層群眾的意見，當然主要是基層官員和三老的意見，郡守的意見也占很大比重。公車上書、賢良對策都要寫篇時務策一類的東西，對當時的社會問題，國家大計方針提出建設性的意見，皇帝看中了才能入選。這就有點考寫作能力、分析問題的能力的意思，由基層群眾從實際中選擇，變成了中央一級的考試。太學博士要看平時的學習成績和日常表現，畢業成績的好壞起很大作用。到東漢時，“太學生發展到三萬人，郡縣生徒也很多，但官吏的選拔主要掌握在宦官和大族手裏，原來的鄉舉裏選也徹底變質了。一些真正的人才被埋沒、被摧殘，一些缺德少才的人卻飛黃騰達、身居高位，最後導致了黨錮之禍和天下大亂。中國曆史上的第一次學生運動——東漢太學生的抗爭，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對當時的選才原則不滿。
到三國鼎立時，魏、蜀、吳三國都從不同程度上改造了東漢的選才原則，尤其是曹操的”唯才是舉“可以說是對東漢後期選才原則的根本否定，它使曹操戰將如雲、謀臣如雨，成為三國中最大的勢力，為西晉統一打下了基礎。曹丕時的九品中正製，開始並沒有完全否定曹操”唯才是舉“的原則，這種製度選才的權力在中正和大中正手裏，用才的權力在中央吏部。如果選才者和用才者本人是真正的人才，也比較公正，還是能選拔一些人才的。但它卻為世家大族開了一個很大的後門，到兩晉時就成為世家大族操縱政治的工具，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極不正常的現象，導致了東晉政權的衰亡。南北朝的選才原則受九品中正製的影響很大，但已逐步有所改變，到隋朝時就正式宣布取消了九品中正製，實行了科舉製。這是通過中央掌握的各級考試和全國統一考試選拔官吏的製度，主要考察報考者的業務能力，它比九品中正製合理得多，也擴大了選才的範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