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也都關涉到人類的精神生態的問題。關於怎樣避免精神汙染，我們在中外哲學家和思想家那裏，都可以找到相應理論資源。比如，我們可以追溯到我們的祖先對於優生之道尤其是胎教的重視。晉代張華《博物誌》卷十說：“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聽誦詩書諷詠之音，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必賢明端正壽考。所謂父母胎教之法。故古者婦人妊娠，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惡則惡矣。”李唐之初，大醫孫思邈《千金要方》卷二還記載《文王胎教》說：“凡受胎三月，逐物變化，稟質未定，故妊娠三月，欲得觀犀象猛獸，珠玉寶物，欲得見賢人君子，盛德大師，觀禮樂鍾俎豆，軍旅陳設，焚燒名香，口誦詩書，古今箴誡。居處簡靜，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彈琴瑟，調心神，和情性，節嗜欲，庶事清淨，生子皆良，長壽忠孝，仁義聰慧，無疾。”佛教的教義中關於重視淨化我們的內心，掃除貪、嗔、癡三毒，使心靈解脫自在，尤其是無我的教義，去除人的占有心態，不執著而透顯解脫自在的生命境界，將此同情心推廣至其他種族、其他物種、祖先及後代子孫的幸福，以確保生態圈的活力與社會的永續存在，具有了生態關懷的內涵，更是生態關懷的宗旨。
在西方文明中，“精神”這一概念更多的指向“理性”，從柏拉圖、亞裏斯多德的“理念”，到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斯賓諾莎的“理性直觀”、愛爾維修的“判斷思維能力”、康德的“自在之物”、黑格爾的“絕對理念”，雖有唯心唯物之分，但基本都把精神等同於思維和以思維為內核的人的意識，等同於人的認識事物本質規律的能力。這些思想遺產直接影響了近代歐洲啟蒙思想家，並成為西方現代社會認知世界的哲學依據。
理性是古典文化的驕傲的成就，也是古典精神的靈魂。到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當西方社會的工業文明漸漸暴露出越來越多的弊端時，西方便展開了對於自己生存模式與發展道路的反思，包括對於西方哲學的反思。在現代思想史上，19至20世紀之交的哲學家尼采最為尖銳地意識到西方的理性主義的危機，並宣告理性與上帝同時覆亡。進入20世紀以來，無論是現象學、分析哲學還是解構主義，都對這種理性的權威發出了質疑，從而形成了“理性的中斷”或“理性的終結”思潮。在科技文明世紀性大擴張中，生命和科學因技術主義的全麵浸漬出現了“意義危機”（胡塞爾），其中，關於“精神”（理性）含義的重新界定，成了這一反思運動的最為醒目的一頁。[對此，程誌敏有這樣一段論述：對於“走上神壇”的理性來說，胡塞爾親證其“危機”（Krisis），盧卡奇痛惜其“毀滅”（Zerudlung），霍克海默力挽其“銷蝕”（eclipse），而海德格爾另求“超越”（Uberwendung），伽達默爾矢誌維護，哈貝馬斯著手重建……如此等等，人類正在為理性進行會診，也為理性的命運進而整個人類精神世界的命運而祈禱。詳見程誌敏《論理性信仰的衰落及其成因》，載《四川外語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對理性和意義的總體質疑，盡管直接產生於“上帝之死”、“人之死”、“主體之死”、“知識分子之死”，使得真理和意義都成了問題，生命意義和價值問題重新成為新世紀的核心問題。
麵對21世紀有人做出這樣的預言：新的世紀將是一個“精神障礙症大流行”的時代，日漸深入的生態危機已經提供了充分的征兆，地球上人類社會的生態失衡、環境汙染等，正在不知不覺向著人類的精神世界迅速蔓延，自從人類進入現代社會以來，隨著現代化的推進，精神的失落、精神的衰微越來越引人注目，不少人對此表示惆悵和憂慮，表示痛心甚至憤怒。文學家喬埃斯（James Joyce）在一篇論及文藝複興的文章中說：“與文藝複興運動一脈相承的物質主義，摧毀了人的精神功能，使人們無法進一步完善。”“現代人征服了空間、征服了大地、征服了疾病、征服了愚昧，但是所有這些偉大的勝利，都隻不過在精神的熔爐裏化為一滴淚水！”[［法］詹姆斯·喬埃斯《文藝複興運動的普遍意義》。轉引自魯樞元著《生態文藝學》，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49頁。]哲學家海德格爾說：新時代的本質是由非神化、由上帝和神靈從世上消失所決定，地球變成了一顆“迷失的星球”，而人則被“從大地上連根拔起”，“丟失了自己的精神家園”。[岡特·紹伊博爾德《海德格爾分析新時代的科技》，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95頁。轉引自魯樞元《生態文藝學》第149頁。]根據當代西方一些學者的研究成果，現代人表現出的精神症狀可以概括為以下幾個方麵：精神的“真空化”；行為“無能化”；生活風格的“齊一化”；存在“疏離化”；心靈的“拜物化”。[魯樞元著《生態文藝學》，陝西：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5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