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將性存在看做一種動態的、可測知的、具有能量意義的係統物。性能量理論認為，性的存在包括生物存在、心理存在和社會存在，這三種存在都由於某些更新社會層的原因而產生著“能量”。經過聚合或抵消的運動，性存在每時每刻都處於不同的總體能量水平之上，這種動態變化就是某特定社會中性文化變遷的動因。因此，就性能量理論而言，判定“性革命”的發展起伏時，無論用哪一種單因素作為標準（例如性的世俗化，性的公開化等）都會以偏概全，必須根據總人口的總體性能量水平的變化來做出判斷。另一種是性網絡理論，它創建於1995年加格農（JHGagnon）等人所著的《芝加哥報告》，其理論基點在於人類性現象不僅僅是個體化的產物，它實際上發生、存在於人與人的關係和互動之中，而許多人之間的關係與互動，結成了整個社會的性現象的網絡。在此基礎上，加格農提出了一個基本假設：一個人與不同的人發生性關係時，會出現不同的性行為方式。因此這種理論的最小研究對象和基本調查單位不是個人本身，而是多個人所組成的性關係網絡。例如A與B性交過，B又與C性交過，而C則與D和E性交過，那麼這5個人就形成性網絡單位。其中任何一個人的性實踐與性態度，都必須放在這個網絡中加以考察才能探索出其意義，它強調的是性的人際關係與互動。①四、兩性分析的政治學基礎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20世紀的人權問題以嶄新的姿態再次被提上日程，人權思想百家爭鳴，人權運動如火如荼，這些都引起了性學領域的共鳴。60年代初到70年代中期，性解放的思潮蜂擁而至；60年代後期以福柯（MichelFoucault）為代表的性權力論興起；90年代酷兒理論開始嶄露頭角。
①潘綏銘：《應用社會學》，第321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個人主義和享樂主義的膨脹直接導致了“性解放”思潮的急劇發展。“性解放”思潮的核心觀點為：性是人的一種本能需求，人應該充分地享受它；這種快樂，不僅是精神的，更是肉體的，因為肉體是屬於自己的，自己要和誰發生性關係，任何人都無權幹涉，甚至法律也不應幹涉，性是人人都應有的與生俱來的自由權利。在此基礎上，性解放反對一切性約束，主張性愛和情愛分離，性和婚姻分離，否定童貞和貞潔觀念，提倡婚前和婚外性行為，要求社會接受試婚和同居。一些學者也公開為性解放思潮提供理論依據以及道德辯護，美國倫理學家洛蒂（Lord）公開聲明，在性生活上他一般同意自由主義觀點。洛蒂否認人類兩性關係上的社會製約性和自然製約性，否認兩性關係中的義務和責任，將兩性關係歸結為一種私人關係，一種生理事實，以此為縱欲主義鳴鑼開道。“性解放”本意是解放人性，後來卻變成了慘重的曆史教訓，它導致了離婚率激增，大量家庭解體，單親家庭和非婚生兒童增多，家庭教育職能明顯削弱，青少年犯罪現象劇增，這一切，使西方社會麵臨著重大的社會危機。
性權力論的中心思想是權力對個人性行為的管製，其代表人物福柯就權力對個人性行為的管製的原因和方式展開了闡述。福柯認為性是社會力量的產物，是一種由社會權力圍繞著被認為有問題的性行為的各個方麵人為建構的模式，性是通過權力關係來表現的，性是權力不可忽視的資源。權力在這些相互競爭的性行為中做出選擇，把自己接受下來的行為當作正常行為。在管製過程中，權力的運作方式不是行政的，也不是法律的，而是通過一種更精致的機製，通過心理分析，通過“科學知識”，來實現對個人行為的管製，對個人自由的剝奪。因此，福柯認為性是權力與知識相互作用的產物。權力對個人性行為的管製主要表現為否定所有的非婚性行為，所有不以生殖為目的的性行為，並以這一標準製造馴服的身體。但是福柯又強調“性是一個沒有任何現代權力體係能夠忽視的自由”，①應該反對權力對個人性行為的管製。對此，福柯意識到權力首先並不是壓製性的，而是生產性的，壓抑來自於參與，人們不是權力的受害者，而是權力的共謀犯。因此，福柯提出人們的反抗不是針對一個有形的、固定的權力，而是針對一個無形的、流動的權力，有權力的地方就有反抗。在批判性解放派的立場的同時，福柯提出應當從性解放轉變到“從性中解放”，以“打倒性的專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