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原來那種管理體製下，企業已經進入死胡同了，財務規定管得太死，管得很不合理，例如冶金部門搞設備大修，財政部門規定大修不許變樣。首鋼搞高爐易地大修，財政部反對，為此我與財政部吵了一架。計劃經濟這一套束縛經濟發展，所以要改革，改革很自然就要突破這種不合理的條條，擴權十條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它無所謂擴權，特別是私人企業，權力全都在自己手中，政府是製定宏觀政策的單位，它利用經濟杠杆來幹預企業活動。擴權是對我們社會主義國家高度集中的經濟體製而提出的。
五個擴權文件是企業長久渴望得到的一場甘霖
記者：1979年7月在四川成都召開的全國工交會議上，圍繞製定和討論企業擴權條例曾經發生了一場激烈爭論，當時爭論的問題究竟是什麼？請您談談這次會議的情況。
袁寶華：擴權十條經中央工作會議通過之後，題目就出給了財政部。放權讓利給企業，主要是財政問題。這時，在對企業放權讓利到什麼程度的問題上，財政部已經和我們國家經委的意見不一致了。由於這個擴權的建議是先念同誌提出來的，財政部也不能不同意。先念同誌一直抓財貿，建國後長期擔任財政部長一直到“文革”時期，他了解我國財政體製存在的弊端。財政部為此花了很大的力氣和國家經委反複研究，最後取得了一個妥協的結果，就是搞了五個文件。這五個文件就是：《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關於國營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關於開征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稅的暫行規定》、《關於提高國營工業企業固定資產折舊率和改進折舊率使用辦法的暫行規定》、《關於國營工業企業實行流動資金全額信貸的暫行規定》。為了盡快推動擴權工作，在起草五個文件時，我們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財政部的意見，所以這五個文件名義上叫擴權讓利的文件，實際上是擴權有限，讓利也有限。現在我們回過頭仔細看一看這五個文件，可以看得出來，財政部是抓得比較緊的，權是放了一些，可是它也確有困難，實在舍不得放啊。
1979年7月，國家經委要在四川成都召開全國工交工作會議。我在去成都參加工交會議之前，也就是7月4日，專門到國家經委舉辦的第二期企業管理研究班結業儀式上講話，專門就企業擴權問題講了意見，我總感到我們的經濟管理、工業管理和企業管理所以問題成堆，一個核心問題就是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市場經濟對立起來，沒有充分利用價值規律和市場調節的作用。改革經濟管理體製的中心，就是承認企業的商品生產者的地位，相應地擴大企業的經營管理權限。
7月9日至13日，全國工交工作會議在成都金牛壩賓館召開，康世恩同誌主持了這次會議。這次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最後討論這五個文件，當時在經濟管理和企業管理一線工作的同誌，這種擴權的要求更為強烈，所以討論十分熱烈。這五個文件一方麵是放權讓利，另一方麵又有若幹限製。在這次會議上，這五個文件發給大家聽取意見，大家看了很不滿意，因為它的限製還很多。為使這個文件能夠為各部門、各地區，特別是企業的同誌接受，財政部長吳波同誌等專門來到成都參加會議，聽取各方麵的意見。參加會議的還有四川省的趙紫陽和田紀雲同誌，趙紫陽當時是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兼四川省委第一書記，田紀雲同誌是四川省財政廳廳長。在他們的支持下，1978年四川省率先在國營企業中進行擴權試點，選擇了重慶鋼鐵公司、成都無縫鋼管廠、江寧機床廠、四川化工廠、新都縣氮肥廠、南充綢廠等六戶企業進行擴大自主權的試點。1979年初，在試點的基礎上，把擴權試點擴大到100家企業。經過幾個月的試點，已經證明新體製的優越性，放權讓利對於企業是解放了生產力，對於國家是增加了積累，企業、國家都有好處。四川的同誌在會上介紹了他們100個企業試點的經驗。
就在這次座談會上，來自企業的同誌和四川的同誌與財政部的同誌爭論了好幾個鍾頭。我記得當時田紀雲同誌的發言很有力，因為他是財政廳廳長，他說服了財政部的同誌。這次會議是關鍵的一次會議，老實說，我們在那次會議上也受到一些啟發和教育，我們這些搞生產的人，對財政往往是一竅不通。
7月13日，國務院發布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幹規定》等五個文件，並要求組織試點工作。這五個文件總的精神是擴大企業自主權，主要內容包括：1.在完成國家計劃的前提下，允許企業按照生產建設和市場需要，製定補充計劃。補充計劃生產的產品，企業可以按照國家定價自銷。2.實行利潤留成，把企業經營的好壞同職工的物質利益直接掛鉤，企業用利潤留成建立的生產發展基金、集體福利基金和職工獎勵基金，有權自行安排使用。3.逐步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及企業的留成比例。4.企業有權向中央和地方有關部門申請出口自己的產品，並按國家規定獲得外彙分成，等等。這五個擴權文件對企業來講，是長久渴望得到的一場甘霖。在當時企業沒有自主權利、沒有自我改造和自我發展能力的情況下，這無疑為企業的發展注入了活力，有效地調動了企業的生產經營積極性。文件下發之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工作在全國逐步展開，這一年試點工作進展很快，形勢很好。在試點的同時，我還主持連續搞了四期首鋼經濟責任製培訓班，各省市經貿委主任、企業處處長、企業廠長（經理）以及具體負責經濟責任製工作的同誌相繼來參加培訓，這在全國影響很大，對於在全國推廣經濟責任製、擴大企業自主權，效果也很好。
我們還學習借鑒日本質量管理的經驗，把質量管理作為企業整頓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開辦基礎工作培訓班、思想政治工作培訓班、技術改造培訓班等培訓項目，一共有六七個專業培訓班。不隻是培訓各省市經委主任、副主任，也培訓大企業負責人。除了我們國家經委在北京辦培訓班之外，各個省市自己也辦培訓班，這在當時起了相當大的作用。同時，我們提出建設“四有”職工隊伍，對幹部的“四化”要求也提出來了，這些都強化了企業管理的基礎工作。
1979年這一年，在對企業擴權讓利方麵經過一番爭論，製定了五個文件，增長了許多知識，最後把擴權讓利用文件的形式確定下來。這樣一來，擴權不隻有了原則，而且有了具體內容。雖然是初步的，邁的步子還很小，可是，它的重要意義在於邁出了第一步，是可喜的第一步，企業的改革試點開始了。與此同時，企業整頓工作的進展並不平衡，少數企業經過整頓，麵貌有了明顯改觀，但距離現代化企業管理的要求仍有很大差距。多數企業有所改進，但改進不大。相當多的企業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領導班子軟弱渙散、思想政治工作薄弱、機構臃腫、勞動紀律鬆弛、經濟效益低等現象。這些現象如果不能得到徹底糾正，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速度和質量都不可能提高。
當時的鄉鎮企業大部分是小企業，“船小好掉頭”，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
記者：在國家經委積極推行國有企業擴權讓利的同時，我國農村的鄉鎮企業卻得到了很大發展，1979年7月，國務院下發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對鄉鎮企業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這對國有企業改革有什麼影響？
袁寶華：國務院在頒發關於國有企業擴權讓利五個文件的同時，也頒布了《關於發展社隊企業若幹問題的規定》。就是在對工交企業擴權讓利的時候，對我國農村中發展工業的積極性也給予保護和支持。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農村改革的方針，但是農村真正開始改革，還是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討論決定的。當時發展農村經濟，進行農村體製改革，一下子把農民的積極性動員起來了。特別是實行包產到戶，使農村變化很大，原來靠打鍾上班，農民還慢騰騰地不願意去，現在天黑了他還不願意從地裏回來，這就說明改革解放了農村生產力，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認識到發展農村經濟需要投入，但投入的資金從哪兒來？國家沒有錢。這就總結了蘇南地方經濟發展的經驗，決定發展社隊企業。社隊企業發展起來，能夠有一點積累了，這才能夠“以工補農”。社隊企業就是後來叫的鄉鎮企業。現在的鄉鎮企業已經發展到比較高的階段，遠非一開始的時候所提的社隊企業了。國務院這個文件是總結了過去農村發展社隊企業的經驗，從而推動農村經濟的發展。
在當時發展社隊企業，首要的目的就是“以工補農”。其次就是要為農村勞動力找出路，因為農民積極性提高了，農活就沒那麼多了，要給農村的剩餘勞動力找出路，辦社隊企業有個好的條件，就是農村有豐富的勞動力。再次就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農村剩餘勞動力大量湧入到城市裏邊來。“離土不離鄉”是發展鄉鎮企業的一個很重要的理由，雖然你不種地了，可是你還在農村裏邊幹活，避免大量剩餘勞動力湧入到城市裏邊來。第四就是把農村資源充分利用起來，促進農林牧副漁和農產品加工的全麵發展，鄉鎮企業一開始無非是對農林牧副漁這些原料的加工，就是農業生產的延伸。
早在“文革”前，蘇南的社隊企業一開始露頭，中央研究室就有個調查報告，介紹的是江陰華西村。毛主席看了這個報告以後有個批示，說這是農村光明燦爛的希望。蘇南鄉鎮企業的曆史很長，因為就農村來說，手工業生產曆史悠久，解放後進一步發展了。我家鄉南陽地區商品經濟最發展的是鎮平縣，鎮平縣靠的是什麼呢？它地少人多，就靠農村手工業。每年麥子收了以後，麥秸一般都是喂牛的，他們把好的麥秸收起來編成草帽辮，僅草帽辮這一項在鎮平縣就養了多少萬人呢！當地的婦女都幹這些事情。蘇南地區的手工業和小工業有傳統啊。他們在發展鄉鎮企業的實踐中又有新創造，就是發展小城鎮，把“離土不離鄉”進一步發展到建設小城鎮，也就是城市化過程。我們在經濟發展中尤其要重視小城鎮的發展，因為有大量的小城鎮才能避免大城市畸形的發展。鄉鎮企業還有個為大企業服務的問題，為大企業搞一些初步加工。
同時還應該看到，鄉鎮企業在機製上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也有影響。鄉鎮企業大部分都是小企業，小企業的運行機製比較靈活一些，“船小好掉頭”，能夠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因為市場是在不斷地變化中，企業的產品要適應市場的需要。後來蘇南的小工業發展起來了，企業越辦越大，“船大抗風浪”，最後就是“聯合艦隊”，可以漂洋過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