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國有企業改革是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內容。20多年來，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這個主線，我國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不斷深入，走過了一條不平凡的道路。改革開放以來，袁寶華同誌在很長時間裏站在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線，積極指導和領導了我國國有企業的整頓和改革，是我國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領導人之一。特別是在70年代末期，他主持並領導了以擴權讓利為突破口的企業改革，揭開了國有企業改革的序幕。本刊特約記者專門就這方麵的問題采訪了袁寶華同誌。
“放權讓利”，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記者：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對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提出了明確要求。在您看來，國家經委為什麼首先要抓擴大企業自主權這件事？當時國有企業麵臨著什麼樣的問題？
袁寶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一個嚴重缺點是權力過於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讓地方和工農業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的指導下有更多的經營管理自主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國家經委就開始醞釀企業擴權這件事了，一直到1979年4月中央工作會議上，我們提出企業擴大自主權的十條意見，經會議原則同意。到同年7月在成都召開的全國工交會議上，國務院拿出來了擴大企業自主權五個文件。到這時，對國有企業擴權才有了具體的文件規定。企業的擴權，這在當時是經濟戰線上影響很大的撥亂反正工作。拿財政部的話來說叫“放權讓利”；就企業來說這不僅是撥亂反正，而且是企業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如果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這一段國家經委的工作，與“文革”期間國務院生產組的工作有什麼明顯的不同和變化，我看明顯的不同，就是“文革”期間生產組一天到晚在被動應付，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經委是主動地出擊了，就是開始主動地進取了。一個被動，一個主動，這就是明顯的不同。明顯的變化，就是“文革”期間生產組是救火隊，補漏洞，拆東牆補西牆；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經委的工作主要是企業的整頓和企業的改革。
當時國家經委的工作壓力主要來自哪些方麵？我看主要是三方麵：一是當時我們感受最深的就是財政部門。我們主要是想通過企業擴權使企業有點自主權。什麼叫自主權？很重要的就是個“自主錢”，企業能有點錢。可是財政部門改革滯後，對企業還是重重枷鎖，企業負擔太重。二是我們感到政企不分。從中央到地方的黨政部門對企業幹預太多，特別是行政幹預太多太多，企業擴權就是想鬆動一下行政的幹預，減少一點行政的幹預，可是主管部門熱衷於行政幹預，這種習慣勢力根深蒂固。三是企業內部長期以來在計劃經濟時期形成的“等、靠、要”思想非常嚴重。就是在托兒所待慣了，你讓他出托兒所他還不習慣。
在改革過程中最難的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轉變
記者：1978年10月底至12月初，您率國家經委代表團訪問日本，考察了日本企業管理的情況。這一次考察對加快我國企業改革是不是有很大影響？
袁寶華：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我們就思考著運作企業改革這件事情。1977年，我和李強同誌從英、法兩國訪問回來之後，向先念同誌作了彙報。後來李先念同誌又要我們到日本去訪問，考察一下他們的企業管理和質量管理。這樣，我們國家經委就組織了一個代表團，於1978年10月底至12月上旬去日本訪問。我是這個代表團的團長，鄧力群同誌是顧問，他那時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副團長是徐良圖、葉林同誌，秘書長是張彥寧同誌，代表團成員有宋季文、張淮三、周璧、馬洪、劉昆等同誌。代表團還有一些年輕人，像孫尚清、吳家駿等同誌。
在訪問日本的過程中，我們分組重點考察了新日鐵君津和八幡鋼鐵廠、鹿島鋼廠、三菱電氣公司、小鬆工程機械公司、豐田汽車工業公司、鬆下電器公司和東芝電氣公司等日本的代表性大企業。在考察的間隙，大家在一起討論最多的、最關心的問題就是：日本的企業為什麼能夠搞活？我們的企業為什麼存在許多問題？都深感我們的企業必須進行改革，要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我和鄧力群、馬洪、孫尚清、吳家駿同誌都深感必須從理論上提出發展商品經濟，貫徹有計劃按比例原則離不開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商品交換。發展商品經濟，離不開企業根據市場需要來生產。提出這些看法，在當時都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個問題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前一直在醞釀的。我們到日本考察回來後向國務院領導同誌彙報時，正式提出來在中國發展商品經濟的問題。但當時在思想上還有兩個界限：一是勞動力不能成為商品，一是貨幣不能成為資本。同時也提出了企業改革的問題，怎麼樣才能使企業權力大一些。
我們代表團從日本考察訪問回來後，於12月底向國務院作了一次彙報，華國鋒同誌主持聽彙報，李先念等國務院領導同誌都參加了。對於我們的彙報，我感到特別是先念同誌聽進去了，他說：經濟要搞好，首先是企業要搞好，要擴大企業自主權。在彙報中，我特別講到在我們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後，日本經濟發展的水平和我們差不多，後來我們兩國之間經濟的差距越來越大，他們在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管理等方麵有許多值得我們學習的經驗；日本在先進生產技術和科學管理等方麵先是學習美國的經驗，後來又根據自己的實際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點；與這些國家相比，我們在科學技術方麵落後，而在管理方麵更落後，因此，我們在引進先進技術裝備的同時，必須注意同時引進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我們還向國務院提交了《日本工業企業管理考察報告》，在這份考察報告中，我們提出了許多重要觀點，概括起來有六個方麵的建議：一是要學習資本主義國家企業管理的科學方法；二是要重視開發國內市場；三是計劃經濟與市場調節相結合；四是要鼓勵競爭；五是要以改革推動管理；六是加強立法和經濟調節手段。國務院領導同誌對我們提出的這些建議，都十分關注，高度重視。這個報告後來經餘秋裏、康世恩同誌批示印發下去。這個報告影響是不小的。
從日本訪問回來，中央工作會議已經快結束了，十一屆三中全會就要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我參加了後一段。三中全會我參加了。會議對形勢的認識，對工業調整的意見，都存在著不同看法。中央領導同誌在那兒做艱苦的說服工作，陳雲同誌、先念同誌多次在會議上講話。在改革過程中最難的是人的思想觀念的轉變，所以，小平同誌一開始就提出來要解放思想，要向前看。我們長期做企業管理工作的人都知道，如果在原來的體製中，企業要發展是很困難的，所以才提出要給企業自主權。當時我們也議論過從所有製這方麵去考慮企業改革，不過這是個很敏感的問題。那個時候不像現在這樣，擴大企業自主權都引起那麼大的爭論，所有製問題更不是很容易就提出來的。
學術界的同誌也在積極進行理論探索。1978年，蔣一葦同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企業本位論》的論文，後來又提出了“四全”管理的理論，就是全麵計劃管理、全麵質量管理、全麵經濟核算和全麵人事勞動管理。他的這些觀點是在理論上對我們的一個最大的支持。要發展商品經濟，要使企業有一定的自主權，企業能夠到市場上去，因此，首先要從理論上確定企業的地位。整個國民經濟應該強調企業本位，企業是國民經濟的細胞。與此同時，企業裏麵已經開始進行改革了，企業裏開始搞獎金了，一些企業建立了獎金製度，開始改變過去長期以來實行的平均主義辦法，對職工采取了一些激勵機製。在過去，企業裏獎金就很少，“文革”期間幹脆就取消了，這個時候又恢複和建立了企業的獎金製度，在一定程度上逐步實現按勞分配。此外，就是加強企業民主管理，企業的思想政治工作，並開始重視科學技術，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
應該說，這些變化一方麵是因為我們對計劃經濟體製下企業統得過死的弊端有了一定的認識，所以希望進行改革，當然，企業也有積極性；另一方麵，與我們到國外訪問考察，增強了對它們企業管理經驗的了解也有很大關係。
從深層次講，企業擴權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製的限製
記者：麵對計劃經濟條件下企業的種種困難，擴大企業自主權是一個重要的突破口。當時，對企業實行擴權讓利是怎樣提出來的？
袁寶華：“文革”結束以後，經濟工作怎樣適應黨的工作重心轉移、適應改革開放的方針，這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李先念同誌是走在時代前麵的，他一直抓我國的財貿工作，對商業和市場是比較熟悉的。黨的工作重心實現轉移後，企業的作用越來越大。怎樣適應這種新形勢的要求，使企業在計劃經濟條件下有些自主權，這是先念同誌一直在思考的問題。先念同誌當時就感到要貫徹三中全會精神，必須對企業實行擴權。實際上企業擴權從深層次講，是要突破計劃經濟體製的限製，最後找到了擴權這麼一個突破口。
1979年初，李先念同誌找我，提出要國家經委認真研究一下擴大企業自主權問題。我們就要求國家經委研究室搞了一個擴權條例。為了搞這個擴權條例，他們到各地進行了一些調查研究，先是在北京召開了一些部門和一些企業的座談會，許多企業的負責人提出了很多要求和建議，形成了一些意見，歸納起來有七八條；再就是到東北一些地區進行調查研究，他們深入到鞍鋼、大慶等國有大型、特大型企業，聽取企業的意見和建議；最後他們又到上海、蘇州等地進行調研，聽取了這些地方一些國有中小型企業的要求和建議，最後形成了擴權十條。4月13日至20日，經委在北京開企業管理改革試點座談會，與會的企業代表對擴權十條進行了討論，均表示熱烈擁護。經過經委討論之後，就把這個擴權十條提交到中央工作會議上。
1979年4月5日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這次會議主要是進一步落實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時期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貫徹“調整、改革、整頓、提高”八字方針。在這次會議之前，鄧小平同誌3月30日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講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早在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講了三項原則，到這時把“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加上了，這一條很重要，我們不能沒有人民民主專政。先念同誌在這次中央全會上發表了《關於國民經濟調整問題》的重要講話，深刻地論述了我國經濟生活中的許多問題，對我國經濟管理體製的改革說得很透徹。擴權十條建議在這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得到了中央的認可，原則通過。我國企業改革實際上是這個時候開始的。國家經委、財政部等六個部門先在北京、天津、上海共選擇八個企業進行了擴權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