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1982年，中央提出要組建新的國家經委，這主要是從什麼角度考慮的？在具體的組建工作中，有沒有什麼困難？
袁寶華：至於1982年組建新的國家經委，組建的目的是想調整一下機構。這是趙紫陽提出來的，一個是取消機械委、能源委，把兩委的職能和工作合並到國家經委裏來，實際上等於恢複了原來的國家經委。再一個是把建委、農委和國務院財貿小組撤銷，其職能和工作也合並到國家經委來。這樣一來，經委就成為名副其實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了。正因為它是許多單位合並在一起的，所以最大的困難就是幹部安排。領導幹部就差不多二三十個，怎麼安排都是有問題的。安排呂東同誌做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因為他在機械委是黨組副書記、第一副主任；我做黨組副書記、副主任，因為我這是老經委的了。其他同誌的安排就很困難，最後王璽同誌（他原來擔任國務院財貿小組組長）、李瑞山同誌（他原來是農委主任）、郭洪濤同誌（他原來是老經委副主任）、馮紀新同誌（他原來是甘肅省委書記）、張明遠同誌（他原來是機械委副主任）、史紀德同誌（他原來是財貿小組副組長）等都做了經委顧問。馬儀同誌繼續做副主任，趙蔭華同誌就不好安排了，最後隻好把他安排為政工辦主任、副部級，如此等等，實在是不好安排。但是我們的這一批幹部還是很不錯的，大家在工作安排中沒有給我們添很多麻煩。所以，國家經委有這麼一大批顧問，後來1988年國家經委撤銷，這一批顧問都轉到計委來了，計委隻好成立了個顧問辦。這一次機構合並和調整，領導幹部數量大大減少，原來六個委（組）領導幹部一共有37人，一下子減少到7人；原來六委（組）局級幹部147人，一下子減少到86人。
我看那個時候中央也不大好安排，所以決定讓張勁夫同誌來做經委主任。因為張勁夫是個老同誌了，他是陶行知的學生。張勁夫同誌到北京以後在中國科學院這一段工作是有成就的，就是搞“兩彈一星”，他這個人很有工作能力，“文革”時把他批了以後“靠邊站”了。1977年國務院開務虛會的時候，大家的發言都是就事論事，隻有張勁夫同誌的發言站得高一些、看得遠一些，他是從經濟工作的全局來講的，得到陳雲同誌的賞識。所以，張勁夫同誌很快就被提為財政部長，他在財政部的頭三腳踢得很好，所以就讓他到安徽去接替萬裏同誌做省委書記。在安徽工作那一段，用他的話來說就是“蕭規曹隨”，安徽人對他還是很有好評的，因為抗戰期間他的二師就在安徽工作。他是有組織工作能力的，當時經委是幾個單位合在一起，幹部安排上遇到很大的困難，思想也比較混亂，他沉著應付，是很有些水平的，他硬是把這個局麵安定下來了以後，才離開經委。
記者：國家經委是對我國國民經濟進行宏觀管理的重要的綜合經濟部門，在我國經濟發展特別是企業改革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您可不可以評價一下“文革”前後兩個時期國家經委的工作？
袁寶華：“文革”以後的國家經委和“文革”以前的國家經委有很大不同，因為處於兩個不同的時期。“文革”以前的國家經委存在了十年，從1956年到1966年。1966年底，薄一波被點了名以後國家經委就停止工作了。“文革”以後也是十年，從1978年到1988年。這兩個十年所處的時期不同。
國家經委在前十年的工作是很有成績的。當時我國經濟一是處於計劃經濟時期，二是受“左”傾路線幹擾比較嚴重的時期。中間又遇到個“大躍進”，經委的工作也遇到很多的問題。例如，“大躍進”本身就給經委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幹擾，可是當時的經委還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就是在“大躍進”期間，當時的國家經委在薄一波同誌帶領下，一開始就不讚成“大躍進”。廬山會議前，薄一波同誌就批判過冶金部一些脫離實際的措施。廬山會議前期開中央工作會議的時候，薄一波同誌沒有去，他是後期開中央全會的時候去的，薄一波同誌在上廬山以前還專門到冶金部和煤炭部講話，表明他反對“左”傾的態度。又譬如，當時經委工作已經是處於很困難的時期，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還搞了個《工業七十條》，我看《工業七十條》是經委的一個重要貢獻。當時經委專門成立了企業局，把饒斌同誌調來做經委副主任管企業工作，把趙蔭華同誌調來做局長，饒斌同誌、馬洪同誌花了很大力氣去起草《工業七十條》。我看當時《工業七十條》也是撥亂反正，就是糾正“大躍進”的錯誤。另外，在60年代的三年恢複過程中，經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同誌堅決地貫徹陳雲同誌提出來的“退夠站穩”政策，隻有“退夠”才能“站穩”。當時把一年的投資降低到一百多億，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當時的經委在薄一波同誌領導下確實有這個氣魄。所以，經委對於“大躍進”以後貫徹調整國民經濟“八字方針”是有功勞的。
當時經委有好多工作也隻是開了個頭。譬如，學大慶那時也是開了個頭，也搞了一批大慶式企業，這都為我們以後的工作打下了基礎。又譬如，葉林同誌專門抓專業化協作，這是經委的一個功勞。專業化協作是非常重要的，改革開放以後，我們重複建設犯的錯誤就是重複了過去的錯誤，搞“大而全，小而全”。當時的國家經委就針對“大而全，小而全”所造成的重複建設的損失，提出來專業化協作，這對於經濟管理是有貢獻的。還有就是學大慶、學解放軍，建立政治工作係統，經委根據中央的指示專門成立了工交政治部，各行各業都成立了政治部，經委的工交政治部雖說存在的時間不長，還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時，經委在三年調整時期召開了政治工作會議、經濟工作會議、技術工作會議，這三個會議在當時都起了積極的作用。
當時經委抓物資工作，貫徹少奇同誌提出來的生產資料也是商品，用經濟方法來管理經濟，采用托拉斯的組織形式等方麵，都是很有成就的。當時我們進行的托拉斯試點，對於我們改革開放以後搞企業改革，進行股份製改造來說，都是有益的探索。那時都是探索的過程，我們沒有經驗，搞托拉斯就搞成壟斷了，壟斷就不好了。當時想用經濟辦法管理經濟，這是好的，就是沒有經驗。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時代，什麼事情都得通過計劃，可是計劃又不能計劃到掃帚這樣很小很細的環節。所以我認為前十年經委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受當時計劃經濟的限製、“左”傾思想的影響和我們認識的一些局限性。可惜的就是我們探索的時間不長，還沒有進行深入探索，“文革”就開始了。
經委前十年如果說是生不逢時的話，那麼後十年就有點得天獨厚了。後十年正是遇到我們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遇到改革開放的大好時期。前十年手腳舒展不開，後十年手腳舒展開了。後十年經委從抓企業整頓開始，進行了大量的企業改革的工作，在我國企業改革中進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當然，這期間也經曆了複雜的曲折的過程，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最後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我想，後十年經委的工作在總的指導思想上一直沒有真正擺脫計劃經濟的指導，沒有真正在提出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的指導思想下工作，所以後十年經委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