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數十年後，中國加入聯合國，經常收聽國外廣播的冬舅有一天告訴母親說，李君還在中央社，仍是駐美的記者，此次就報道了這件特大新聞，美國的廣播還轉播了他的文章。言語之中，冬舅仿佛為老友仍能從事新聞事業而羨慕不已，並且感歎道，也幸虧當年出了風月場中那樁不幸的事件，不然李君還留在大陸，憑他的家庭，憑他的秉性和文章，無論哪一條，都夠得上在大陸政治運動中“死有餘辜”的。
冬舅的另外一位好友周君，在畢業後也被分派到軍隊中擔任隨軍記者，據說還是國軍的精銳部隊。作為記者，還特別派發給他從美國進口的攝影器材，自然又是一番神氣。但誰知好景不長，沒過多久，他負責掌管的這批攝影器材被不肖之徒偷了。於是長官大發雷霆，據冬舅說，還給了周君兩個耳光。周君的懊惱和羞辱自不必說，一氣之下就投奔了延安。
因為他是正牌大學的新聞出身，共產黨裏這樣的人少見得很，於是三下兩下就擢升到共產黨邊區一份大報的主管位置。一解放，他順理成章被任命在北京主管新聞和文化，當然是風光無限。
一九五○年初，成立了新政府，我的父親調到北京工作。稍事安頓之後，母親帶著我，也從上海趕來與父親聚齊。大約是母親把我們一家的行止寫信通知了湖南老家，“起義”之後正賦閑在家的冬舅不知為何也匆忙趕了來，可能是想順便在北京謀個生計度日，暫時就在我家落腳。
一日，冬舅正拖著雙破布鞋到胡同口的油鹽店去買醋，一輛軍用摩托車擦身而過。冬舅與駕車人四目相遇，盡管冬舅早已失去昔日軍裝筆挺的風采，周君一身剛進城時的製服棉衣也著實委屈了他的形象，但二人都認出了對方。冬舅早知周君已經加入了共產黨，想到自己敗軍之將的身份，嚇得連忙鑽進胡同，三拐兩拐跑了回來，神色慌張地告訴我母親，說是不知如何是好。
開車的周君轉眼之間找不到冬舅，於是就到街道上去查詢。共產黨的戶籍製度想來從剛解放就很高明，居然很快就讓周君找到了住址，跑到我們家裏來。周君是個爽快的人，見麵之後並不以成敗論英雄。敘舊之後聽說冬舅還賦閑在家，周君就主動給冬舅介紹工作，其中居然還有報社編輯的位置。冬舅這時早已折了銳氣，就推說自己大事糊塗，不宜從事新聞行業，還是到學校教一點書為好。周君也不勉強，說是正好有位在北京教育局任局長的朋友，太太是個中學校長，不妨就到那裏去，以後也好有個關照。冬舅欣然前往，從此就當上了“人民教師”。
冬舅早年對時局審度的不慎終於導致了一生的跌宕，不過世事到了如今，仿佛也算是有了個結局，像多少在江山易手後栽了跟頭的人，也就且將青年時代的萬丈雄心收做眼下的安貧樂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