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舅是母親的哥哥。大約是他冬天出生的緣故罷，小的時候家裏便叫他“冬伢仔”。隨了大人的口，我便管他叫“冬舅”。
據說，冬舅天生聰明，又是家中的長子，家裏自然也溺愛得不行。後來，冬舅上大學學的是新聞，長得一表人才，風流倜儻，口才又好，筆頭也快，還好出個風頭，所以，他畢業之後很快就當上了隨軍記者。當然，那個時候是抗日戰爭時期，中國還是國民黨統治的政府，冬舅也就是國民黨政府軍隊的隨軍記者。冬舅想要在軍事新聞上幹出一點名堂，那就非在主力部隊裏不可。正像現在的高中畢業生，誰不考清華、北大？大學畢了業，誰又不想進薪水高的大企業呢？在我小的時候，他便常說這些話給我聽，意思大概是想解釋他當時的動機吧。因為在我的少年時代，國民黨在大陸的名聲，和日本鬼子差不多一樣可惡，甚至還要壞。
冬舅當上隨軍記者後不久，又到陪都重慶的國防部任職，後來轉給張治中將軍當秘書，二十多歲，似乎在政界甚有上升的機會。
日本人投降之後，國共兩黨開始內戰。張治中知道共產黨計劃最先打東北，就要求蔣介石派他到西北。蔣也就居然同意了，派張到了迪化（今烏魯木齊）。張先生征求冬舅的意思，是否隨他到西北。冬舅是個受不得苦的人，當然不願意去。張先生深知冬舅的為人，也不勉強，還修書一封，介紹冬舅回到湖南，到省政府主席程潛那裏去任職。
這之後，冬舅回了湖南老家長沙。大概是靠了張先生的麵子，冬舅在程潛先生那裏當幕僚，還被委了一個將級的軍銜，盡管他一個學生出身的人，一天仗也沒有打過。
之後不久，就到了長沙臨解放的時候。沒有想到，冬舅的文筆因緣竟然還救了他一條性命。當時，程潛和陳明仁見大勢已去，準備起義，在開門納降的前夕，大約是看中冬舅的文筆，就命其起草了《告全省同胞書》和《告全省官兵書》兩件文稿。冬舅其實隻是聽命從事，但是誰又知道，這兩篇文稿竟然成了冬舅在解放後曆次政治運動中過關逃生的護身符呢！後來，每當別人提起這段往事，他就搖頭不止，不知是得意於僥幸，還是心有餘悸。這些也都是後話了。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這種人生的辯證法在冬舅他們那一代人中間是最有說服力的，而冬舅和他的兩個青年時代的朋友各自的經曆可以為此做最好的證明。
冬舅有兩個湖南同鄉好友，周君和李君，他們在大學裏讀的也都是新聞。
李君從西南聯大畢業的時候，先於冬舅在重慶的中央社得到一份很好的工作，但條件是要馬上去報到。李君的未婚妻是校園裏出了名的美女，才學又好，但還有一年才能完成學業，李君隻好隻身先去赴任，準備安頓好了以後再來完婚，接家眷。
但就在這一年半載之間，李君的未婚妻移情別戀，而且與新情人如膠似漆，不能自拔。冬舅當時還在學校，看看陣勢不好，趕忙寫信通知李君，力勸其盡快將未婚妻接走。李君得到消息，漏夜趕回昆明。李君的未婚妻得知他要回來的消息之後，情係兩頭，不能割舍，就與新情人雙雙服毒殉情，留下遺書，並不要求李君原諒，但求他將二人合葬在一起。李見此情景，心中大慟，痛悔當初不該為了自己的仕途急於到重慶去。據說，此事在昆明的大小報紙上連載數日，在當時尚未開化的春城轟動一時。事畢之後，李君睹物思情，痛不欲生，再也無法工作下去。後來得到報社的體諒，加之李君的英文又頗為出色，於是就被派往國外工作。李君行前與由父母做主的一位女子草草成婚，與冬舅也是匆匆一別。後來，冬舅常常提起李君這對才子佳人，惋惜造化弄人的無奈。此行之後，國土分隔，咫尺天涯，李君再也沒有回歸故土，與冬舅也失去了聯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