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績效撥款
這種撥款方式是將大學的辦學、科研等方麵的績效（包括效率、質量、成本等）作為給予撥款的主要依據，政府通過衡量大學的辦學績效，決定對其撥款方向和數量。大學的績效評價得分高，獲得的撥款就多，反之就少。績效撥款較全麵的考慮到大學的辦學效益，將撥款與之掛鉤。鼓勵大學降低成本、重視質量、提高“生產率”，從而提高大學的整體價值。另一方麵，績效撥款以“效益”為標準，使得任何大學在績效麵前，競爭都是平等的，一切取決於績效。有利於政府教育資源的合理分配和有效利用，更對大學的發展起到了強有力的督促和促進作用。績效撥款主要問題在於指標的確定，指標確定得好就容易達到目的，否則往往相反。一般來講，指標的確定比較複雜且工作量大。如美國肯塔基州的績效撥款指標共包括5個方麵25個指標，涉及教學質量、教育機會均等、現代教育技術手段的運用、促進社會經濟發展以及合作和效率等諸多方麵。
（二）共性分析
1．撥款以“公平與效率”為核心原則
各國無論國情差別多大，財政體製多麼不同，在確立最佳高等教育撥款模式時，都是圍繞處理好教育公平與效率的基本原則，尋求兩者的最佳平衡點。具體為：透明性，教育資源配置的標準和機製應公開；公正性，教育資源配置要使各大學和社會群體得到公平對待；有效性，教育資源配置效率最佳，有利於大學的自我適應和自我調整，有利於國家實施宏觀調控，規範教育行為。
2．“中央+地方”兩級撥款模式
在各國高等教育撥款主體中，呈現顯著的“中央+地方”兩級撥款模式。美國聯邦政府通過高等教育機會資助、設立科學研究助理和贈款、設立學生貸學金和科研撥款等直接或間接地向各大學提供經費資助，而州擁有廣泛的高等教育管理權，對大學的撥款和使用管理具有法定性和強製性，成為大學經費的主要來源。俄羅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重要方向就是加強地方作用，形成兩級籌款，以減輕國家財政壓力。印度高等教育財政體製分為中央和地方（邦）兩極、兩者互有聯係、各有側重，分別對不同的大學、不同的項目撥款。對於原來高等教育管理中央集權型國家來說，這種“中央+地方”的模式是其分權趨勢的加強，而對原來地方分權的國家來講，則是中央政府教育職能的強化。
3．公平競爭與績效評估相結合
公平競爭是當今市場經濟國家在高等教育撥款中非常重視和注意體現的一個原則。競爭的貫徹，一方麵能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另一方麵又維護競爭者之間的公平。而績效撥款是各國日漸重視並著力付諸實施的撥款方式，試圖對學校優秀的辦學質量與科技創新活動給予更大的鼓勵。各國紛紛設立專項基金，通過競爭方式激勵大學和研究人員向世界先進水平衝擊。並普遍吸納了產出撥款重視績效的思想，加強評估對撥款的影響。績效撥款目前雖所占比例不是很高，但其利用與發展趨勢是值得重視的。
4．中介機構——政府與大學之間的“緩衝器”
許多國家在大學與政府之間設立一個中介機構，如各種撥款委員會、教育基金會等，處理一般和專項撥款決策。最為典型的當屬英國的大學撥款委員會（後改為高等教育基金會）。作為獨立於政府的中介機構，主要負責各大學的撥款與監控。日本科技廳的資助方案撥款由政府吸收的大學、研究會和私人部門研究人員組成的委員會決定。這些撥款的中介機構具有雙重角色特征，在政府與大學之間起到重要的“緩衝器”作用。一方麵，它是政府的助手，幫助政府把相應的責任施加給高等學校；另一方麵，它又是大學的代言人，反映大學的要求。這一特點既有利於保護大學的“自治”，又能確保政府撥款的有效利用，因此，這種擔任“緩衝器”的中介機構撥款模式，得到許多國家的認可和采納。
5．以法律手段保障撥款
美國大部分教育補助金撥款，包括撥款目的、申請、分配方式、管理等，都通過中等教育法或高等教育法確定下來；英國的高等教育基金委員會也是通過高等教育法案成立；德國州政府舉辦教育的各項權利也通過法律確定下來；澳大利亞為高等教育撥款製訂了《高等教育撥款法》；印度大學撥款委員會是1956年根據《議會法》成立的組織。法律手段有利於明確政府和高校之間的權限，維護高校獨立自主；有利於撥款的規範操作，維護公平。
四、構建適合中國國情的高等教育財政模式
（一）由“單一”轉向“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財政改革
高等教育財政改革是伴隨著經濟改革和市場化的步伐進行的。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家大力推行籌資渠道多元化的高等教育財政改革，改變過去計劃體製下投資方式單一，大學經費嚴重不足的窘境。改革的主要內容包括四個方麵：一是建立公立大學的學費製度，大幅度提高學費水平。二是大學後勤社會化，向學生收取住宿費和其他生活設施費。三是鼓勵大學通過科研和社會服務獲得收入。四是大力發展民辦大學，允許民辦大學按全額成本收費。
隨著以籌資多元化為導向的高等教育財政改革的推進，個人交費和學校創收在高等教育總經費中的比例大幅度提高，政府撥款的比例大幅下降。由上表可看出來，2000年全國普通高校的收入來源結構為：政府撥款55．7％比上年下降了2個百分點；學費21．4％；服務收入15．3％；比上年都有較大增長。可以說，中國高等教育財政模式發生了重大變化。
（二）大眾化進程中的財政模式選擇
20世紀90年代後半期，中國政府的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此前的長時期內，由於政府承擔了對高等學校畢業生的就業保障責任，為了減輕就業保障壓力，對高等學校的發展規模進行了嚴格限製。90年代後半期，隨著市場經濟體製的逐步確立，包括高等學校畢業生就業的直接責任、對高等教育規模擴張可能帶來的畢業生失業問題有更大的承受能力。這一時期，政府實行擴大內需的宏觀經濟政策，發展高等教育成為這一經濟政策的一部分。於是，政府高等教育的發展政策從限製規模變成了擴大招生，並提出到2010年達到高等教育毛入學率15％，進入高等教育大眾化階段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