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來這個案子也很有意思。”我開始糾結重點放在哪起案件上。
“你們省廳處置這個墓碑女吧。”胡科長說，“屍骨這邊沒什麼好的線索，現在就是要找屍源。所以，清理屍骨的工作由我們來負責，你放心吧。”
“好。”我答應下來，“綁在墓碑上，挺有想法的，我要把這案子給破了。”
“繩子綁成這樣，還選個這麼樣的場所，死者還保持著那麼樣個姿勢，肯定是玩SM（性虐待）沒玩好，玩死個人了。”大寶說。
“走吧，去殯儀館。”我說，“檢驗完屍體再休息。”
屍體在解剖床上仰臥著，兩腳蹺得老高。林濤照相固定完畢後，我們開始破壞屍體的屍僵。
“這麼硬，”我說，“實踐證明，屍僵最硬的時候，是在死後十五到十七個小時左右。”
屍體保持雙腿張開的姿勢，倒是讓我們測量肛溫方便了不少。
“還真是不錯，從屍溫來看，死後十七個小時。”大寶簡單算了算。
我看了看解剖室牆上的掛鍾，時間指向晚間八點二分。那麼就是說，死者大概是在今天，7月4日，淩晨三點左右死亡。
“淩晨三點，一個女人去墳地做什麼？”我說。
“我看是劫財案件。”戴著手套給屍體捺印指紋的林濤說，“你們看。”
死者的手慘白慘白的，但是右手的中指上有一個顏色更淺的痕跡，那裏顯然原來戴了一枚戒指。
“我讚同。”大寶說，“處女膜完整。”
“喲，這女的不小了吧？還不醜。”林濤說，“現在這麼保守的女的還真找不到。”
“沒有性侵？”我有些詫異，“不性侵為啥脫得這麼幹淨，而且還擺那麼個姿勢？”
大寶攤開雙手聳了聳肩：“沒搞錯，外陰確實沒有損傷。”
“不管怎麼說，把衣服脫成這樣，總是有強奸的想法的。”我說，“隻是因為某種原因沒有實施成功罷了。或者，凶手也是女人？”
死者的全身沒有約束傷和抵抗傷，但是捆紮繩索的地方，都有輕微的脫皮和出血。
“很明顯是生前捆綁。”我說，“但這女的沒有反抗，就連四肢被捆好以後，死者也沒有什麼特別強烈的掙紮痕跡。”
“會不會是下藥？”林濤說，“先提一管子心血去檢驗吧。”
“也有可能真的是跟個女的在玩SM？”大寶說。
“我在想啊，”我說，“在墓碑上捆人，你說會不會是某一種風俗什麼的？把這個女人當成祭品，或者說這個女人願意被當作祭品？”
受到青鄉市“六·二九案件”的影響，我開始對各地的風俗習慣十分感興趣。這幾天我買了一些關於風俗習慣和典故的書，正在研讀。也看到一些古人獻祭活人的案例，但是沒有這樣捆綁在墓碑上，擺出一副被強奸的姿勢的先例。
“說的有道理，”大寶抬起胳膊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鏡，“明天我們去查一下那個墓碑是誰的，看起來是個大戶人家，看看他們有沒有可能去獻祭活人。”
死者的頸部有一圈索溝，很深，皮膚被曬了一天，已經皮革樣化了。死者雙眼眼瞼球結合膜彌漫著出血點，心血不凝，指甲烏青。顯然，她是被凶手用繩索勒住頸部，導致機械性窒息死亡的。
“被捆綁了四肢，然後再勒頸，受害人確實沒有能力反抗。不過，輕微反抗是有的，四肢捆綁處有輕微脫皮，還有，捆綁腳部的繩索，綁在樹上的繩扣都已經鬆了，民警一碰就脫落了。”我說，“如果是SM，不可能下這麼狠的狠手勒頸吧。”
案件性質一時間陷入了困境，現在沒有特別好的依據來推斷凶手到底是為了什麼去殺害死者。但我們的直覺，覺得這要麼是一起封建迷信引發的獻祭殺人，要麼就是侵財。為什麼扮成一個性侵害的現場，可能是因為凶手有想法沒實現，或者凶手是在偽裝，以轉移我們偵查部門的注意力。
來來回回找了很多遍，屍體上沒有發現其他有價值的線索。我們整體提取了死者的胃腸，開始研究她最後的進餐情況。
研究死者的胃內容物是一件非常惡心的事情。法醫必須把死者胃內容物一勺一勺舀出來，並且逐個分析胃內容物的形態，從而判斷死者最後一餐吃了什麼，給偵查提供一些線索。眼前這個死者的胃內容物已經所剩無幾，都是一些麵糊狀的東西。
“按理說，人的胃內容物排空時間是六個小時，晚飯時間通常是六點，距她淩晨三點死亡，至少是晚飯後九個小時了，胃早就空了。既然她的胃裏還有一些東西，說明她在零點左右，還吃了一些東西，麵食，應該是餅幹之類的幹糧。”
“她晚飯沒有吃，從小腸內容物綜合已知的死亡時間看，她大概是在7月3日中午一點到兩點左右吃的飯。”大寶把死者的小腸整齊地排列在解剖台上，全部剪了開來，研究她的小腸內容物，“小腸中間有大片空白區，一直都沒吃東西，直到大約零點的時候，吃了點兒麵食。”
“大部分食糜都已經消化成糊狀了，”大寶接著說，“但有一些不容易消化的纖維還可辨，應該是有菜有肉，哦，還有西紅柿皮。”
“看來她昨天中午正常吃完飯後，就被劫持了。”林濤說。
解剖完畢，我們正準備進一步提取死者的恥骨聯合，進行年齡推斷的時候，負責聯絡的偵查員走進解剖室說：“胡科長請你們趕緊趕往市局七樓會議室。”
我抬頭看了看表，打了個哈欠：“有發現嗎？都十一點了，困死我了。”
“有的。”偵查員點點頭，“這個女的身份已經搞清楚了。”
“這麼快！”我說，“那我們沒必要去做恥骨聯合了，給她留個全屍吧。怎麼查到的？”
偵查員說：“你們屍檢的同時，支隊所有的民警都參與了外圍搜索的工作，很快我們就在墳場出來的路邊找到了死者的全部衣服。另外一組民警，從岔路口另一條路去了廢棄的磚廠，在廠房裏發現了一些新鮮的餅幹袋子，還有一個女式挎包。挎包裏有些便宜的化妝品、名片，還有個錢包。錢包裏沒有錢和銀行卡，但有身份證和一些打折卡。”
“對對對，死者確實在零點的時候，吃了些餅幹之類的幹糧。”我說，“高度吻合，這個身份證應該就是死者的。”
“DNA還在進行，和身份證主人的父母進行比對。”偵查員說，“不過毒物化驗結果已經出來，可以排除死者生前服用過有毒或者安眠鎮定類的藥物。”
“死者沒有反抗，沒有被下藥，”我輕輕地說道，“還能和凶手安靜地在那麼偏僻的地方待了那麼久，還在一起吃幹糧，甚至去了墳地被脫衣服、被捆綁都沒有多少掙紮。這，能說明什麼呢？”
3
死者叫戚靜靜，人如其名，安靜內向。
從死者的親戚、朋友、同事的口中我們知道，戚靜靜的父親下崗後，就沒了穩定的工作，靠給工地幹些苦力賺錢，她母親前不久罹患了癌症。擔負著全家幾乎全部經濟收入的戚靜靜，為了能給她母親治病，這段時間像是瘋了一樣地賺錢。
戚靜靜是個裝潢公司的銷售推廣人員，幹得多，賺得多。她今年雖然隻有二十一歲，但初中專畢業後就在行業裏摸爬滾打的她，也已經算是個老江湖了，在建材行業有著一些人脈。大家都很喜歡她恬靜的性子，所以，業餘時間，為了賺更多的錢，她也會當一些中間人。比如介紹某建材廠買某原料公司的原料，她從中獲取一些中間人的牽線費用。
“這種公司的銷售，成天都是在外麵跑業務的，”主辦偵查員說，“很少有坐班。所以，昨天一整天，戚靜靜的同事都不掌握她的行蹤，隻是紛紛反映，這些天，戚靜靜一切正常。”
“戚靜靜還是處女，”大寶說，“調查看，她是不是可能有同性戀或者性變態之類的傾向呢？”
偵查員搖搖頭，說：“沒人反映這方麵問題，而且，事發當天中午她去相親了。”
“我們調了死者的手機話單，電話非常多。”胡科長補充道，“是可以印證，死者昨天中午十一點接到了相親對象的電話，應該是赴約了。十二點到兩點之間，有很多電話，查了一下，要麼是客戶的，要麼是公用電話，都沒有什麼好的線索。三點左右就關機了。”
“這個相親對象很可疑啊，”大寶說，“是個什麼人？”
“一個來龍番做生意的小老板，叫曹哲。”偵查員說，“半個月前來龍番開了個店，現在正在裝修。”
“他多高？”林濤一邊問，一邊拿出等比例的鞋印照片。
通過排除現場民警、死者和發現屍體的村民的鞋印，林濤找到了很多枚一樣的鞋印。不出意外，這個鞋印就是凶手留下的。
“一米七，”偵查員說，“瘦瘦的。”
“很有可能啊。”大寶說，“你看，哪個小姑娘會隨隨便便就被人脫衣服？我估計啊，有可能是相親相上了，然後和小老板找了個隱蔽的地方談戀愛去了，哪知道小老板是個變態。”
“脫衣服並不一定是自願的，”胡科長說，“衣服全是碎的。也就是說，凶手是用刀子割碎了衣服，脫掉的。”
“之所以用刀子割，而不是強行脫。”我說，“可能是因為凶手先捆綁了死者。既然四肢被捆綁，衣服就沒辦法脫了，隻有割開。”
“那戚靜靜為什麼就這麼容易就範？”大寶問。
我搖搖頭，表示不解。
“不太可能。”林濤說，“根據鞋印推算凶手的身高應該在一米八左右，即便有誤差，也不會誤差這麼多。”
“我也覺得不可能。”我說，“剛來龍番半個月的小老板，怎麼會對那麼隱蔽的地方那麼熟悉？還知道有墳地，有廢棄磚廠？我在龍番生活好幾年了，都不知道。”
“不管可能不可能，”陳局長發話了，“他可能是最後和戚靜靜接觸的人。人我們已經抓了，正在審訊。”
我皺皺眉頭，沒說話，心裏對這個局長的魯莽表示厭惡。
“你們先查吧。”林濤顯然也有些厭惡，抬腕看看表，說，“這起案件的種種表現，都是一起侵財案件。一個老板，侵財不強奸？我也懷疑，但保留意見。不早了，我們要休息了，明天有消息出來再說。”
深夜回到家裏，鈴鐺睡眼惺忪地起床給我下了碗麵條，坐在我身邊，一邊看我狼吞虎咽，一邊聽我說故事。
“那你覺得會是什麼案件呢？”鈴鐺問。
“我覺得啊，可能就是某種祭祀的儀式。”我說。
“那你看沒看墓碑上的字兒啊？”鈴鐺說，“如果是祭祀，應該選擇一個有紀念性的日子吧？”
“對啊！”我拍了下桌子，“我後悔我開始沒想到，沒去看啊。要不，你現在陪我去看看？”
“我才不去。”鈴鐺一臉驚恐，“別那麼拚命，早點兒休息吧。”
我哈哈一笑，親了鈴鐺一口：“逗你呢。墓碑又不會跑，明天去就可以啦。不過你這真是提示了我，賢內助啊！”
“說得那麼恐怖……”
第二天一早，我約了林濤、大寶，駕車趕到現場。
現場還有十幾個民警正在進行搜索，我徑直走到發現屍體的墓碑旁。
抗日英雄李華夏烈士之墓
原來這是一個烈士的墓碑，新中國成立後修建的衣塚墓。聽說正是這個李華夏的後人堅決反對，甚至用了極端手段，才讓開發商放棄了這一片土地。
生於一九一零年九月初八，卒於一九四一年六月初四。
我猛地打了個激靈，拿出手機查了下萬年曆：“案發是在昨天淩晨，昨天就是農曆六月初四！”
我看見林濤和大寶一起打了個激靈。
林濤笑著說：“目測，這案子要破啊。”
專案組的第一步行動受到了挫折，對曹哲的審訊一無所獲。曹哲說，他根本就沒有看上戚靜靜，當天中午在一起吃完飯，就獨自回了家。
“他租住的小區的大門監控證實了這一點。”陳局長有些沮喪。
“就說嘛，”我有些得意，“他沒有作案的條件。不過，從他嘴裏，你們得出什麼線索了沒有？”
主辦偵查員搖搖頭。
我略感可惜，道，“那他們大概幾點結束吃飯的？吃飯後有沒有人再給戚靜靜打電話？”
“查了。”偵查員說，“飯店門口不遠處路邊有一個IC卡電話機，這個號碼給戚靜靜打過一個電話。”
“現在還有人用IC卡電話？”我沉思道。
“可能是為了躲避偵查，所以不用手機的吧。”林濤說。
“對了，”我抬起頭，說，“女孩被捆綁的那座墳墓，是一個抗日烈士的，而女孩被殺害的那一天就是這個烈士的忌日。我覺得，你們當務之急是要從這個烈士的家人開始查起。目前看，活人獻祭的可能性非常大。”
“那戚靜靜為什麼不反抗？”胡科長問。
我搖搖頭：“不知道，反正先查著吧，其他也沒有什麼線索。胡科長，不如我們先去討論一下‘六三專案’的情況？”
“好，好，好，去討論，去討論。”陳局長慌忙說。顯然這個“六三專案”一個月都未能發現一點線索，上級領導壓得他透不過氣來。
“‘六三專案’還真是有一些進展。”在法醫辦公室，胡科長說，“屍骨的身份已經搞清楚了。”
“這麼快？”我很驚訝省城刑警的辦案效率。
“其實當初發現手指的時候，就一直在找。”胡科長說，“在周邊省市也都發了協查通報。巧就巧在，屍骨全部找到的昨天夜裏，屍源認定了。DNA也證實了他就是手指的主人。”
胡科長頓了頓，說：“死者是青鄉人，青鄉市立醫院泌尿外科的醫生，叫孟祥平。今年年後在省立醫院進修。他每周周末都會回老家，但是5月16日並沒有回去。他妻子給他打了無數電話，都無法接通，於是5月18日報了警。”
“時間和我們推測的比較一致。”我說，“孟祥平比方將早死了半個多月。隻是因為方將的屍體被拋在鬧市區，所以我們先找到了。那對孟祥平的生前活動軌跡調查了嗎？”
胡科長點點頭，說：“查了。5月14日，周三晚上，孟祥平在醫院食堂吃飯，還有同事看到，15日他休息，16日周五他值二線班，按常理可以不到科室。因為他一個人獨住一個宿舍，所以14日以後，就沒有人注意到他了。直到17日，孟的妻子給科室主任打電話，才發現他失蹤了。”
“這就是調查結果？”
“是啊。無法確定之後孟祥平的活動軌跡。”胡科長惋惜地說。
“社會關係呢？”我追問道。
胡科長搖搖頭：“目前還在調查，沒有結論。”
案件雖然有了一些進展，但是很快又陷入泥潭。我們三個人和胡科長都顯得很沮喪。這兩個人究竟有什麼聯係，他們為何先後被殺，又被這麼殘忍地分屍、剖腹？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為了什麼呢？
“繼續等調查結果吧，”胡科長說，“我們手裏掌握的線索實在太少了。”
關於祭祀的想法，也很快被推翻了。
陳局長之前對曹哲的懷疑是錯誤的，被我們輕易地預言，他有些沒麵子。但這次我們的推測也被調查否定了，他顯得有些耀武揚威。
“我就知道是巧合。”陳局長說，“都什麼年代了，還活人祭祀？舊社會都不興這個了。”
“怎麼排除的？”我有些不服氣。
“李華夏烈士的後人去年起就不在龍番市居住了。”陳局長說，“李華夏隻有一個兒子，已經去世了，一個孫子今年五十歲，一個孫女四十七歲，兩人在南江伺候八十歲的老母親。根據南江市公安局的協查，這兩人一年沒有回來了。”
陳局長指了指主辦偵查員，讓他接著介紹。
偵查員慌忙翻開筆記本，說：“李華夏所有的後人都在去年的時候搬去南江了，就李華夏的曾孫子，十八歲的李建國，在外地上大一，偶爾會回龍番，住在他姨娘家。他從小就是姨娘帶大的，感情很好。”
“這怎麼排除？”我說，“怎麼排除李建國的嫌疑？別忘記了，給戚靜靜打最後一個電話的，是一個IC卡電話機。現在隻有大學生還會用這個玩意兒。”
“你知道你曾祖父的名字嗎？”陳局長問我，“我就問名字，我都不問忌日。一個曾孫子，還是大學生，會記得曾祖父的忌日，給他獻祭活人嗎？再說了，我們分析認為凶手是為了逃避偵查，才用IC卡電話的。”
我撓撓頭，被說服了：“是了，種種跡象表明，這是一起劫財案件。”
“曹哲和戚靜靜他們中午吃的是什麼？”我突然想起了戚靜靜的胃內容物。
“西紅柿炒雞蛋、宮保雞丁，還有一些素菜。”偵查員說。
“看來他沒說謊，”我說，“和胃內容物一致。這也可以肯定，戚靜靜從中午飯後，一直到晚上十二點之間沒有去吃過飯了。”
“這個調查可以查清，胃內容物起不了作用。”陳局長傲慢地說。
“現在死者和凶手是否熟識，都不好說。”林濤岔開話題打圓場，“死者反抗不激烈，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按理說，即便是熟人，也不會輕易讓人家綁上、割衣服。”
“但至少是對現場環境很熟悉的。”我說，“知道有墳地、有磚廠的人有多少？”
“不少，住那一片的人，都知道。”偵查員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