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這件事，許多父老埋怨宓子賤，魯國的大貴族季孫氏也非常憤怒，派使臣向宓子賤興師問罪。猴子賤說：“今天沒有麥子，明年我們可以再種。如果官府這次發布告令，讓人們去搶收麥子，那些不種麥子的人則可能不勞而獲，得到不少好處，單父的百姓也許能搶回來一些麥子，但是那些趁火打劫的人以後便會年年期盼故國的入侵，民風也會變得越來越壞，不是嗎？其實單父一年的小麥產量，對於魯國的強弱的影響微乎其微，魯國不因為得到單父的麥子就強大起來，也不會因為失去單父這一年的小麥而衰弱下去。但是如果讓單父的老百姓，以至於魯國的老百姓都存了這種借敵國入侵能獲取意外財物的心理，這是危害我們魯國的大敵，這種僥幸獲利的心理難以整治，那才是我們幾代人的大損失呀！”
宓子賤自有他的得失觀，他之所以拒絕父老的幼諫，讓入侵魯國的齊軍搶走了麥子，是認為失掉的是有形的、有限的那一點點糧食，而讓民眾存有僥幸得財得利的心理才是無形的、無限的、長久的損失。得與失應該如何舍取，宓子踐作出了正確的選擇。要忍一時的失，才能有長久的得，要能忍小失，才能有大的收獲。
中國曆史上很多先哲都明白得失之間的關係。他們看重的是自身的修養，而非一時一事的得與失。春秋戰國時期的子文，擔任楚國的令尹。這個人三次做官，任令尹之職，卻從不喜形於色，三次被免職，也怒不形於色。這是因為他心裏平靜，認為得失和他沒有關係了。子文心胸寬廣，明白爭一時得失毫無用處。該失的，爭也不一定能夠得到，越得不到，心理越不平衡，對自己毫無益處，不如不去計較這一點點損失。
患得患失的人是把個人的得失看得過重。其實人生百年，貪欲再多，官位權勢再大，錢財再多，也一樣是生不帶來死不帶走，處心積慮，挖空心思地巧取豪奪，難道就是人生的目的？這樣的人生難道就完善，就幸福嗎？過於注重個人的得失。使一個人變得心胸狹隘，斤斤計較，目光短淺。而一旦將個人利益的得失置於腦後，便能夠輕鬆對待身邊所發生的事，遇事從大局著眼，從長遠利益考慮問題。例如：南朝梁人張，12歲時就能做文章。天監年間，擔任司徒的職務，他喜歡喝酒。在新安的時候，他曾派家中的仆人運3000石米回家，等運到家裏，米已經耗去了大半。張率問其原因，仆人們回答說：“米被老鼠和鳥雀損耗掉了。”張率笑著說：“好大的鼠雀！”後來始終不再追究。張率不把財產的損失放在心上，是他的為人有氣度，同時也看出來他的作風。糧食不可能被鼠雀吞掉那麼多，隻能是仆人所為，但追究起來，主仆之間關係僵化，糧食還能收得回來嗎？糧食已難收回，又造成主仆關係的惡化，這不是失的更多、更大嗎？同樣，唐朝柳公權，唐文宗時仕翰林學士。他家裏的東西總是被奴婢們偷走。他曾經收藏了一筐銀杯，雖然筐於外麵的印封依然如故，可其中的杯子卻不見了，那些奴婢反而說不知道。柳公權笑著說：“銀杯都化成油了。”從此不再追問。
《老子》中說：“禍往往與福同在，福中往往就潛伏著禍。”得到一了不一定就是好事，失去了也不見得是件壞事。正確地看待個人的得失，不患得患失，才能真正有所得。人不應該為表麵的得到而沾沾自喜，認識人，認識事物，都應該是認識他的根本。得也應得到真的東西，不要為虛假的東西所迷惑。失去固然可惜，但也要看失去的是什麼，如果是自身的缺點、問題，這樣的失又有什麼值得惋惜的呢？
對自己“清清倉”
著名的《時代雜誌》曾經報道過一則封麵故事：“昏睡的美國人”。大意是說：大多數的美國人很難體會“完全清醒”是一種什麼樣的感覺，因為他們不是忙得沒有空閑，就是有太多做不完的事。
美國人終年昏睡不已，聽起來有點不可思議，不過這可不是在說笑，而是極為嚴肅的課題。
想想看：一年中，你是不是沒多少時間是“清醒”的？每天又忙、又趕，熬夜、加班、開會，還有那些沒完沒了的家務，幾乎占據了你所有的時間。有多少次，你可以從容地和家人一起吃頓晚飯？有多少個夜晚，你可以不擔心明天的業務報告，安安穩穩地睡個好覺？
大多數的時候，你都不能專心，總是擔心這個，害怕那個。要不，就是想要這個，但又覺得那個也不錯，貪心地想將所有的東西一網打盡。
這正是現代人共同的寫照：一心數用。太多的人往往高估自己的能力，以為自己無所不能，可以手腳並用同時完成很多事。
顯然的，應接不暇的雜務卻成了日益艱巨的挑戰。許多人整日形色匆匆，疲態畢露。放眼四周，“我好忙”似乎成為一般人共同的口頭禪。忙是正常，不忙是不正常。請問，誰的行程表上還能擠出空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