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貞觀2年，河南有個叫李好德的人有精神病，常亂講一些妖言，皇帝下令大理丞相張蘊古去察訪此事。張蘊古察訪後上奏折說李好德確實有病，而且有檢驗結果，不應當抓起來。治書權萬紀上書彈刻張蘊古，因為他是相州人，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所以說是張蘊古討好順從他，考察之情也不會是實事求是。皇帝很生氣，在街上把張蘊古殺了。後來此事為魏征處理，皇帝暗地裏很後悔。由於自己一時的怒氣，不詳細核實，不作認真細致的調查，就草菅人命，唐太宗也過於輕率了。這是不忍怒氣的後果，人一發怒，出於一時的激憤，做事就有可能過火，等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為時已晚。就在同一年裏，又有一次，唐太宗又因為流州刺史盧祖尚文武雙全，廉直公正，征召他進朝廷，告訴他：“交趾久久沒有得到適當的人去管理，現在需你去鎮撫。”盧祖尚行禮感謝後出來，不久就感到後悔，他托病推辭。皇上派杜如晦等人宣讀詔書，盧祖尚堅決推辭，皇上非常生氣，說：“我派人都派不出去，還怎麼處理政務？”下令在朝廷上把他殺了，但很快又感到後悔。魏征對他說：“齊文宣帝要任青州長史姚愷為光州刺史。姚愷不肯去。文宣帝氣憤地責備他，他回答說：‘我先任大州的官職，隻有功績並沒有犯罪，現在卻讓我擔任小州的官職，所以我不願意去。’文宣帝就饒了他的死罪。”唐太宗說：“盧祖尚雖然有失臣子的禮義，我殺了他也太過份，由此看來，我還不如文宣帝呢。”馬上命令追複盧祖尚蔭庇子孫任官的權利。
唐太宗認識到了自己做事因怒不忍，過於急躁，連殺了兩位臣子，悔恨之意溢於言表。盡管他知錯能改，但畢竟有些事情是無法補救的。正是出於怒能造成嚴重的危害，所以古今中外許多人都下功夫去研究製怒的辦法。很多人發現製怒的唯一良方是忍。在一般的情況下，人們應該抑製憤怒情緒的發作，以利自身健康，以利團結他人，以利相安和諧，以利國家社會安定，以利事業發展。在極特殊的情況下，也完全可以以怒為計，震攝敵人，激怒放人，以便戰勝敵人。
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
古人雲：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個人的認識是有限的，再高明的人，也會有疏漏。“三個臭皮匠，頂個諸葛亮”，就是說要集中群眾的智慧，博采眾長，為我所用，才能使事業成功。所以偏信某人之言，是不行的。
漢高祖劉邦出身低微，當過亭長，識字也不多。但他能禮賢下士，依靠各路人才的智慧和力量，以成就自己的大事業。謀士張良是貴族，陳平是遊手好閑之士，大將軍樊噲是屠夫，周勃是吹鼓手，婁敬是車夫，韓信是無業流民，彭越做過強盜。這些人無論出身如何，地位高低，都各有所長，劉邦也正是集中了眾人的智慧才打敗項羽的。
他采納謀主張良的建議，首先奪取關中，進入秦都鹹陽，這樣一來使項羽與眾王所訂立的先人鹹陽為王的盟約成為事實，從而造成了項羽的極大被動。而劉邦的謀臣蕭何則首先接收了秦朝的中央檔案文件和其他國書資料，從而掌握了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地理等一係列重要情況，為以後的戰爭作好準備。
此時的劉邦迷戀的是宏偉的宮殿，美麗的宮娥，無盡的財寶，他不想再圖進取了。大將樊哈見此情景，質問他：“大王是想得天下，還是想成為富翁？別忘了，秦朝就是剛剛在這裏滅亡的。”
這一下警醒了劉邦，他還兵灞上，且與民約三章，恢複社會秩序，穩定人民情緒，消除苛政，讓民安居樂業，這一舉措使他贏得了在政治上的優勢。此時劉邦在軍事上依然處於劣勢。他采用了張良“鬥智不鬥力”的策略。當項羽毀約，封他為漢中王而非關中王時，劉邦也曾大怒，想與項羽決一死戰，是蕭何等人勸他：要正確估計自己和對手的力量，決戰的時機還不成熟，先忍耐一時的委屈，接受分封，到漢中去爭取民眾，招賢納士，利用巴蜀的富庶，積聚財力，他日再圖東山再起，到時反攻也不遲。劉邦接受了部將們的規勸，還采納了張良的建議，去漢中當王，並逐段燒毀沿途的棧道，表示再不出來與項羽作對。
劉邦就是這樣迷惑了項羽，積蓄力量，到力量壯大後重新攻入關中，在該下一戰，迫項羽自殺。
建立了漢朝之後，公元前202年，劉邦在洛陽舉行的盛大酒宴中，不無得意地總結他的經驗說：“運籌帷幄之中，決勝於千裏之外，我不如子房（即張良）；鎮守國家，安撫百姓，供給糧餉，不絕糧道，我不如蕭何；戰必勝，攻必克，率百萬之眾，戰於沙場，我不如韓信。三者皆是人傑，我能用之，這也就是我能夠獲取天下的原因了。”
國家的領導者，如果執於偏狹，就容易讓小人鑽空子，不能采納忠臣的諫言。
司空馬原為秦國的少府尚書，曾追隨呂不韋。作為呂黨人物，在呂不韋被廢之後，他隨即離開秦國投奔趙國。趙國的悼襄王對司空馬並不十分器重，隻任命他擔任了一個守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