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徹先生，這是英格索爾小姐第一次到基督教堂來。”
他趕忙伸出雙手，握住她的手，直視著她，慢慢地說：
“哇！哇！你是我見過的最漂亮的不信教的人。”那些記得英格索爾小姐年輕時的人絕對不會同意比徹先生的說法的。他又繼續說道：
“你的父親怎麼樣了，英格索爾小姐？我祝願他身體健康。許多次，他和我同站在一個講台上，可惜的是我沒能和他站在同一邊！”
比徹確實是一個崇高偉大的，寬宏大量的，慷慨大方的人，無論在哪裏他都能發現事物好的一麵。斯賓塞的哲學，阿諾德的合理的洞見力，英格索爾的堅定的政治立場對整個國家而言都是有益的。比徹先生對這些人都給與了充分的賞識和尊敬。
1887年，阿諾德到我們在蘇格蘭的家中做客。有一天我們談到運動時，他說他不打鳥，它不能獵殺任何有翅膀的、在湛藍的天空中翱翔的動物；但是，他補充說，他不能放棄釣魚。他告訴我們一個公爵一年給他兩三次一整天的釣魚時間，說到這的時候顯得很高興。我忘了這位公爵到底是誰了，但是他的名聲好像不太好。我們問他怎麼會跟這樣一個人有密切的交往。
“啊！”他說，“一位公爵總是個人物，一個名流，和他的學問和品行不相幹。我們都是勢利小人，幾百年的時間讓我們變成了勢利小人。這是與生俱來的，我們無法改變。”
他微笑著說了這番話，而我對他所說的話持保留態度。他自己本身就不是勢利小人。但是一個人天生就“微笑地麵對遠久的血統的聲明”，那麼按常理來說，“血統”就勿庸置疑了。
然而，他對人的身份和財富特別感興趣，我還記得在紐約時，他特別希望能見到範德比爾特先生。而我膽敢給他說他不會發現他和別人有什麼不同。
“但這畢竟是認識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回答說，“而且這個的確是靠自己的能力創造財富的人會使那些靠繼承別人的人黯然失色。”
有一天，我問他為什麼從沒有寫過莎士比亞作品的文學批判。他說他早就有這個想法了，但是他總覺得自己還不夠資格去寫有關於莎士比亞作品的任何東西，更別提去評論和批判了。他認為在這方麵他還不能做到。莎士比亞的作品太重要了以至於不適合用任何文藝評論的原則去批判；或者極有可能是因為他很欣賞莎士比亞卓越的天才般的寫作技巧而導致他一直都回避評論莎士比亞作品這方麵的主題。在他對莎士比亞作品無比的稱讚後，我告訴他對此我早有準備，我給他念了他曾寫的十四行詩，喚起了他的回憶：
莎士比亞
別人容忍我們的問題。你的作品是自由的。
我們不停地追問--你依然微笑不答，淵博的知識。
像崇高的山嶺，
那個被廢黜王位的君王，
在海裏踏著堅定的步伐，
讓他所停留的地方成為天堂，
他所在的地方被烏雲籠罩，
尋找死亡；
而你，你是我們的星星，我們的陽光，
不朽的靈魂需要忍受所有的痛苦，
不再軟弱，不再悲痛，
去尋找勝利的唯一呼聲。
我認識邵先生（喬什·比廉斯），希望阿諾德先生，這位和藹可親的傳道者，能見一見那塊未經加工的鑽石--雖然粗糙，但仍舊是一顆鑽石。幸運的是，一天早上，喬什來溫莎酒店看我（我那時就住在那兒），於是見到了阿諾德，並表示了他的仰慕之情。我說：
“你今晚要和他一塊吃晚飯。女士們都出去了，隻剩我和阿諾德兩人一起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