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莫利和我都覺得馬泰·阿諾德是我們認識的人當中最有趣的一個。他絕對是個“活寶”，--這是唯一能用來形容他的出場效果和說話方式的詞。即使他不苟言笑的時候也令人忍俊不禁。
好像是在1880年，他與我們一起在南英格蘭坐馬車旅行，同行的還有威廉·布萊克和埃德文·A·艾比。當我們路過一個美麗的小村莊時，他問我是否能讓馬車停上幾分鍾。因為這裏是他的教父基布勒主教的長眠之處，他想他應該去拜謁一下他的墓。他繼續說道：
“啊！親愛的，親愛的基布勒！我在神學上的見解讓他非常傷痛，這也讓我覺得悲痛。但盡管我讓他非常的傷心，但他還是我親愛的朋友。他千裏迢迢地趕到牛津，選我為英文詩歌教授。”
我們一起走向那靜悄悄的墓地。馬泰·阿諾德在基布勒的墓前沉思，這一幕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後我們談到了他在神學上的見解。他說這傷害了他最好的朋友們。
“格萊斯頓先生曾經向我表示過他的極度失望，或者說是不高興，他說我本來應該稱為主教的。我的作品無疑妨礙了我的晉升，也傷害了我的朋友們。但我也沒有辦法，我不得不表達我的觀點。
我清楚地記得他當時說最後一句話時悲傷的語氣和緩慢的語速。它們是來自靈魂深處的感觸。他有他獨特的見解。隨著時代不斷地進步，人們慢慢地已經能接受他的觀點。在今天，他的教義觀幾乎已經不會再被譴責。如果有一個特別虔誠的教徒的話，那就是馬修·阿諾德了。他從來不會說任何不敬的話語。在這一點上，他和格雷斯通都是無可挑剔的，但是他曾經有一個短句是反對超自然力量的。“反對奇跡存在的人雖然非常少，但它們確實是不可能發生的。”
1883年，他和他的女兒（即現在的威特瑞奇夫人）在紐約時是我們家的常客。他們還經常到阿爾勒格尼蒂山居區拜訪我們，所以我老是能看到他，但老覺得見不夠。我的媽媽和我曾經駕車帶他出席了他在紐約的第一次公開講演。那次演講不怎麼成功，因為他缺乏在公眾麵前的很好的表達能力。當我們回到家後，他說的第一句就是問：
“好了，你們怎麼評價？告訴我！我能當個演講家嗎？”
我非常希望他能夠成功，所以我毫不猶豫地告訴他除非他已經找到感覺了，否則就不要再繼續這樣的演講了。他必須找一個演說家來教他一些演講的要點。由於我的強烈要求，他同意了。在我們說完之後，他轉向我的母親說：
“現在，親愛的卡內基夫人，他們都已經表達了他們的看法了，但我還希望你對我在美國的第一次演說發表意見。”
“太死板了，阿諾德先生，太死板了，”我母親慢慢地、溫柔地說道。阿諾德先生後來偶爾提起這句話，說當時這句話給了他當頭一棒。當他結束西部之旅回到紐約之後，他取得了很大的進步，他的嗓音完全能夠抵上布魯克林音樂學院的水平。他還遵照我們的意見，在波斯頓跟從一位演說藝術教授學習演講，從這以後，一切都發展得很順利了。
他很想去聽著名的傳教士比徹先生的演講，於是一個星期天的早上，我們動身前往布魯克。我們提前告知比徹先生我們的到訪，以便讓他在舉行完布道儀式後能與我們見麵。當我把阿諾德先生介紹給他時，比徹先生非常熱情地歡迎了我們的到來，並表示很高興能見到久聞的在精神領域很有名的阿諾德先生。他握住阿諾德的手，說：
“阿諾德先生，你所寫的作品我都仔細拜讀過，有些作品甚至還反複讀了好幾遍，每次閱讀都能有所得，每次都有所得！”
“啊，比徹先生，恐怕我覺得關於那些描述您的地方能提早刪掉就好了。”阿諾德回答道。
“哦，不，不，那些全都是稱讚我的。”比徹微笑著說，然後他們就一起大笑。
比徹先生從來不錯失任何機會。在我將馬泰·阿諾德介紹給比徹先生認識之後，我榮幸地給他引見了英格索爾上校的女兒，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