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以《白鹿原》觀之，作品以渭北高原悲愴激烈的社會變遷為廣闊的曆史背景，通過對家族式結構複雜性和頑固性的真實而深刻的描繪，敘述了中國近現代曆史的血雨腥風的客觀發展，探尋著民族秘史的深刻必然，並揭示出一個民族麵對自己的曆史與文化時的心靈的痛苦，表現出作家對曆史與文化的凝重思考——激烈動蕩的年代裏，傳統文化屢遭挫折，不斷退縮。通過對曆史的這種文化視角的解讀，我們發現，作品不僅複活著民族的曆史記憶，也記載著生命的苦難與悲愴。這部小說從家史、村史、家族史的角度多層麵展開，以一個初級社會群體來映現整個社會，在展示白鹿鎮白、鹿兩家三代人的人生曆程的過程中，複式地涵蓋了家族興衰、民族追求、曆史動蕩以及人類生存等諸多意義，進一步剖析中國在20世紀的曆史命運及其文化心理根源，深刻挖掘出支撐起這個大民族的精神力量。原生態的曆史本身就是極為豐富複雜，攜以作者大開大合、大起大落的藝術筆法，其蘊含的曆史感、文化內涵及哲理意味得到了空前的拓展和深化，無愧於作者卷首所題的“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
《白鹿原》地域色彩的一個主要來源便是對悠久渾厚的秦地民風民俗民情的呈現。貫穿在作品中的矛盾異常複雜，有白鹿家族內部的宗族權勢較量、宗法人倫文化內在的天理人欲衝撞、農民以傳統文化為武器對天災人禍的軟弱抗爭、還有人們熟悉的國共兩黨之爭、國共兩黨內部的矛盾等等，正是在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曆史大舞台，關中獨有的自然景觀、農耕景象、房屋住宅以及各類人文景觀，通過一幕幕頗似風俗畫、風景畫、生活畫的特寫鏡頭，彙集成帶有濃鬱地域色彩的自然景觀、人文景觀、曆史景觀，渲染出鄉土氣息與時代氛圍交融一體的典型環境，繪就著一幅色調繁複而特異的民族曆史畫卷。在作品中，通過一個一個的禮俗，諸如耕織、家政、祭祖、婚禮、拜祖宗、拜親人、滿月、認幹爹、伐神取水、治喪、遷墳等外化了的宗族神聖傳統和秩序，我們看到了關中持久的農業文化、儒文化、神秘文化的積澱，在滲入民族靈魂的深處，構成民族靈魂的全部複雜性的同時也浸染上獨特深刻的地域文化特色。除此之外，關中農村以家族為核心的社會形式和社會群體，真實地再現出關中地區的宗法社會狀況，這一切給全書塗上一抹抹富有曆史內涵和文化內涵的斑斕色彩。朱寨說：“作品的鄉土氣息格外濃鬱。對於鄉土氣息的描寫不是外在的，而是滲透在日常生活的細節中，所以格外沁人心脾。”關中風土淳厚，民質直而尚義。“在朱先生身上，如果說這種尚實的特點，由於作者對他理想化的、有時甚至是半仙半道的藝術處理，而不無飄渺之處的話，那麼，白嘉軒則表現的尤其分明。”“在這裏，無論是大革命的‘風攪雪’，大饑荒大瘟疫的災禍，國共兩黨的分與合，還是家族間的明爭暗鬥，維護禮教的決心，天理與人欲的對抗，以至每一次新生與死亡，包括許許多多人的死，都浸染著濃重的文化意味，都與中華文化的深刻淵源有關，都會勾起我們對本民族曆史文化的深刻思考。”
人物複雜性格的刻畫和作品基調的譜寫，也是奠基於關中文化的深厚土壤之中。《白鹿原》是蒼涼的——凝固碩大的文化實體，愛情匱乏的畸形性文化，神秘濃重的宗族傳統氛圍——這種蒼涼來源於作家對民族文化所持有的希望與曆史事實“不可能”之間的內在矛盾。作家未囿於狹窄的階級鬥爭視角，而是勇敢站到時代的、民族的、文化的高度來審視曆史，還原出被純淨化、絕對化的“階級鬥爭”所遮蔽了的曆史生活本相。作家寫《白鹿原》的主導文化取向還是發掘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中的精華，即閃耀在朱先生和白嘉軒身上厚德載物、以德報怨、自強不息、身體力行、堅忍不拔的儒家道德人格的力量。然而即使如此，作品中的人物，無一例外經曆了生活的起起落落，悲歡離合，幾乎沒有誰從始至終能夠保持心靈世界的統一。結尾朱先生的死和白嘉軒的瞎眼，正隱喻了傳統儒家道德人格在現代化進程中不可避免的解體和崩潰。而且，作品除了交織著複雜的政治、經濟、黨派、家族衝突之外，作為貫穿主線的，乃是文化衝突激起的人性衝突——禮教與人性，天理與人欲，靈與肉的衝突。塑造的黑娃、田小娥等一係列人物形象豐腴而深刻，突破了以往單純的以政治的、社會的、意識形態的視角去塑造人物的樊籬，擺脫了以“完全人性”自身邏輯發展的軌跡塑造人物的窠臼，將人物放在曆史的、文化的宏闊背景之中和人性的基點之上，從民族的、宗法的、人性的多維角度審視曆史關注生活觀照生命，透過種種的遮蔽深刻揭示出人的生存狀態，人物成為了雖有“缺點”卻是“完美”的真實。
高建群的《最後一個匈奴》展現了三個家族兩代人的人生傳奇，通過對眾多隱語符號的設置，把人物置身於豐富而燦爛的陝北文化意象中加以表現。開頭敘寫了吳兒堡，這裏一個匈奴可資驕傲的征服傳說，即所謂“最後一個匈奴”的來曆。以楊作新為代表的一代陝北農民，從個人的家仇上升到民族利益，最後追求人與人的平等、自由，並為了尋求人類新的生存秩序而奮勇向前流汗灑血，成長為堅定的革命者和時代的英雄。神奇的永寧山、乾坤灣、神秘的會峰寨、雄渾的洛河大峽穀，雄偉神奇，震撼人心。書中不斷穿插關於陝北的地貌、人種、地域性格以及剪紙、嗩呐、腰鼓、信天遊等民俗的議論，強化了文化色調，展現了陝北曆史演進及中國紅色革命的陝北前奏的壯闊景象，折射著大陝北原生態自然風貌和人類生活狀態及人性智慧，表現了大陝北文化氣質和中華民族的文化風骨。立足於現實生活，側重於從倫理學、社會學等角度來闡述哲理，因此也就具有了比較濃鬱的時代氣息。在作家眼裏，陝北不僅是地理意義上的一方聖地，也不僅僅是農耕民族和草原遊牧民族交融地帶與對峙的前沿，更是一段曆史文化的記載和見證。作品裏，最常見的是高亢激昂、帶有原始野性的陝北信天遊民歌和帶有哲理性的民謠。這類直抒胸臆的信天遊民歌，把古老土地上老百姓的蒼涼、古樸、熱情、潑辣的民風民情活靈活現的刻畫了出來。作者始終把陝北高原作為一塊特殊的地域和文化景觀加以觀照，小說的詩質精神中彌漫著深刻的悲壯氛圍。這種悲壯，是對高原的靈性、力量、風骨的詩意禮讚，浸染著昔日輝煌的高原文化和生命活力。而這種文化，一方麵是在久遠的時空環境中沉積下來的風俗、神話、傳說、歌謠，以及曆史遺跡、物件、手工藝作品等等；另外一方麵是浸注在陝北人心靈深處的精神品格。這一切的集合，構成了陝北文化豐富而燦爛的意象，形成了作家鮮明的文體風格。
賈平凹的《商州三錄》係列散文，將地方誌、民間文學、史詩筆墨融為一體，清新古樸，別有滋味，既展示了陝南鄉城的曆史空間和風俗畫卷，在文體鍛造上也升起了一個嫻熟飽滿的高標。
劉成章的散文中浸染著黃土高原地域特有的詩意浪漫情懷，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是他對高原生命的深情的吟詠，綿綿的眷戀，譜寫著一曲曲鄉土的讚歌。
陝西作家大多出身於農家，他們深諳鄉土特性和地域環境的底蘊，於是就能釀出如老酒般醉人的作品。
三、文化傳統宏揚期
文化是時代的標識和印記。進入新世紀，人們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深遠的影響，社會生活上升到高層次，最終還是文化形態的作用。賈平凹的《秦腔》，馬玉琛的《金石記》等，都從文化的視角切入生活，透析人生，表現一種複雜的理想情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