陝西當代文學在全國產生較大的影響，當從文革前說起。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柳青的長篇小說《創業史》，便被稱為時代的巨著。杜鵬程的《在和平的日子裏》，也有不錯的反響。王汶石的短篇小說，曾得到茅盾的好評。李若冰的散文，更讓許多年輕人讀的熱血沸騰……雖然這些作品，用現在的評價標準來看，可能存在著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作家的激情和創作藝術水準，仍然不可輕視。
解放後到文革前這段曆史時期的文學創作，姑且不論，本文主要談的是粉碎“四人幫”以後，即新時期陝西文學的發展形態。
一、現實主義恢複期
粉碎“四人幫”，撥亂反正，剔除虛假的“高、大、全”的創作方法，人們的思想和文學創作都回到現實主義傳統道路上來，在審美化的過程中保持著相對開放的發展態勢。麵對當代生活，知識分子的精英意識萌動，找到了代言人的感覺，開始深刻反思社會，大膽抒寫真實的現實生活。
在陝西文學中，路遙是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家，他一直認為文學應該有其社會人生意義，應該從道德情感和倫理行為方麵積極地影響讀者的人生哲學。本著對祖國故土、人民及生活的摯愛，作家感世憂時，對人和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遭逢的苦難給以深入體察與觀照，從而借助人物的情感反應與道德判斷導引讀者求真、向善、趨美，進而使文學擔當起拯救乾坤、改良人生的重任。他的小說《人生》、《驚心動魄的一幕》、《平凡的世界》，其筆觸聚焦於對人生的觀照，書寫人物的命運，並通過“城鄉交叉地帶”的社會底層人的命運反映特定時代的整個社會的運動規律，突出表現了人在現實環境中的迷茫、追求和不屈。作品沉鬱雄渾的氣勢，絢麗凝重的色彩，厚實飽滿的底蘊，給人以思想的教育和心靈的震撼。艱難的生活磨礪，深度的情感體驗，無論是故事發展的生活矛盾衝突，或是人物性格特征精心刻畫，都充分顯示出他對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鍾情與執著。
文學必須反映現實生活，捕捉生活細節，凸顯矛盾衝突，映射社會發展的必然走向，這是現實主義作家的主要標誌。整體上看，路遙的創作屬於現代中國以茅盾為代表的“社會剖析派”這一流脈。堅持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以宏大敘事實現對中國特定曆史時段走向的全方位把握，高揚時代心理，將主人公的生活變遷、思想變化、理想追求放在社會大背景中，始終關注國家與民族的命運，在寬闊的曆史視域中審閱時代、社會與人生。《驚心動魄的一幕》，悲天憫人，以冷靜的筆觸客觀挖掘出特定時代“文革”給人民帶來的深重災難，並塑造出動人的英雄形象。《人生》所反映的是廣闊西部農村的一角——高家村人的真實生活狀態。《平凡的世界》則是以全景的視角展示了改革時代中國城鄉的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情感的巨大變遷。馬健強的苦難日子，高加林的跌宕奮鬥人生，還有孫少平處生活底層卻對勞動充滿熱愛，在城市中漫漫尋求著人生的坐標，他們的悲歡離合，榮辱沉浮恰切地映襯出整個時代與社會的風雲變化和曆史軌跡。這正如評論家蔡翔所言“路遙同誌的態度是極其嚴肅的，他賦予了高加林和劉巧珍的愛情悲劇以極其廣博的內容和極其複雜的思想容量。作品的結局以悲劇的形式出現，給人一種痛惜感。但卻表現出現實主義的深刻性。”“一場個人命運的悲劇結果卻推演出一個社會變革的主題。”這些鮮明的人物形象都並非抽象的人，而是具體的、現實的、打著民族精神文化烙印的人。
路遙作品的深刻性突出體現為作家藝術理念與審美思維的曆史意識方麵，堅持書寫當代社會變革時期普通人的生存與命運。苦與愛，是作家對生活矛盾卻又和諧的內在衝突的藝術概括，作家滿懷激情地投身於奔湧不息的生活潮流中，以一以貫之的真誠詩意和熱情充滿關懷地審視人生的三大主題：理想、成長、愛情。最為鮮明的是，他從社會底層汲取具有社會人生普遍意義的性格力量，凝聚成具有現代意識的人格思想。忠於理想、執著現實的人生態度，使作家把對人民在曆史進程中的蓬勃活力的理解，升華為藝術的人格理想。他讚美勇者的人生，呼喚在平凡的世界中實踐人生的強者性格。他所傾心的人物，不僅具有博大的道德情感，也具有頑強的意誌力。作品的人物多是識大體、重大義、顧念國家、民族和家庭的人，他們責任心強，又富於犧牲精神，顯現出頑強的精神風貌。作家關注人自身命運，尊重每一個體的價值，更為寬容地理解現實關係中各種人的生存方式、存在價值。因此，作品中的人物很少有絕對的好壞、善惡之分，同一個人身上都寄予了多維的審美情懷和價值傾向。作品中隻有人性的善惡衝突，而沒有純粹的正麵或反麵人物。高加林追求理想，卻無力回避生活的殘酷，曾經叱吒風雲的田福堂在曆史維度日漸顯露出無奈的失落和尷尬，即使熱衷追波弄潮的孫玉亭也會眷顧著親情的溫馨，成為生活和人性真實的寫真。在敘寫曆史事件時，作家並非索隱鉤沉，而力求以當代意識審視、評斷曆史，寄予著作家闡釋現實甚至預斷所處時代興衰存亡的願望。
在眾多作品中，《平凡的世界》集中展現了作家的藝術造詣。這部作品在表現改革時代中國城鄉的社會生活和人們思想情感的巨大變遷方麵，更是以其恢宏的氣勢和史詩般的品格達到了一種全景式的包容。其現實主義意義突出體現在它的史料價值和文化價值方麵，按照人物自身的心理邏輯寫出了中國農民在從動蕩走向轉折的曆史時期所經曆的貧困生活和精神上走過的艱難曆程。博大深沉的精神世界的本質，是作家對於生命的執著和對於勞動的熱愛，書中質樸的刻畫了社會各階層普通人的形象以及他們對於勞動與愛情、挫折與追求、痛苦與快樂、日常生活與巨大社會衝突這些紛繁交織在一起的背景的抉擇，不僅真實再現了弱勢群體的生存現狀，更是通過對善的頌揚和美的呈現去點燃讀者對生活的希望。哲學家馬爾庫塞說道，“藝術不能直接改變世界，但它可以為變更那些可能變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內驅力作出貢獻。”文學總是以審美的方式經由特殊途徑設法履行其參預社會生活，促進時代發展的曆史使命現實主義文學尤其突出文學“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社會效能。
這個時期，還有莫伸的短篇小說《人民的歌手》《窗口》，京夫的短篇小說《手杖》，鄒誌安的一係列作品，在描寫現實生活的深度上，在對曆史現象的思考上，也都達到了一定的高度，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
二、地域特色彰顯期
經曆了新時期現實主義的沸騰之後，很多作家意識到作品的藝術價值之必要，已不滿足於描述眼前的生活圖景，開始冷靜下來思考中國特有的文化傳統，把眼光和筆觸伸展到更為寬闊的曆史領域，開始了“尋根”的跋涉，創作出了一批帶有明顯的濃厚的民族文化意識和地域鄉情風貌的作品。像陳忠實的小說《白鹿原》，高建群的小說《最後一個匈奴》，賈平凹的陝南題材散文和劉成章的陝北題材散文等，都注意開掘曆史景象和人文地理特色，作品顯得更為厚重大氣。
總體來看，八十年代作家的價值傾向大都具有整一性，基本關注的是現實和事件的發展動態進而探索生活本質，而進入新時期，尤其到了九十年代，作家們的敘述立場和人文態度都已發生了微妙變化，這集中表現在觀察生活的眼光和切入社會的視角等審美意識方麵，特別是價值係統和精神追求都出現了明顯分化，有傾向於理想主義的，有熱衷於激進主義的，有文化保守主義，有女權主義，所有的思潮和流派從不同角度和層麵奉行著對傳統哲學和傳統倫理的回歸之旨，在文學的價值領域開啟了——對人性複雜性的揭示和對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批判性——審視的新路徑。這一時期作品中的“鄉村”，業已超越了啟蒙意義上的政治和經濟的範疇，而進入了文化的、精神的、集體無意識的領域，文化作為一種更加自覺的力量和價值浸染著這一領域——這不僅是一種地理意義上的故土風俗，而且是文化潛移默化的深度展現，這種地域文化對具體環境中人的性格、心理、思想、學術的影響與熏染極為深遠，隨著時間的推移早已經深深浸入主體的方方麵麵，促使著他們世界觀、價值觀、方法論以及審美情懷的形成和積澱。首先是作品對象的地域文化化，如環境、語言、人物性格；其次創作主體的地域特色化，作家受生活和生長環境的耳濡目染，他的思想意識、思維習慣，情感思緒都會以各種方式進入作品，這也就是我們經常提及的風格；最後還有讀者的地域性因素。接受者因地域文化傳統所形成的特殊的審美需求，審美期待，也是作品價值內蘊的不可或缺的注腳。作為接受主體的讀者，他們像作家一樣，是在特定的地域文化傳統、文化環境的濡染和潛移默化下形成自己的文化性格的，這種性格同樣具有地域性。這種鮮明的地域文化體現的不僅僅是對農民物質生存的反映，更書寫了對他們靈魂狀態，文化人格的殷殷關心和深切憂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