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陳王闓運的詩集有許多假古董。（《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力詆乾、嘉以來的以學問和考據入詩，批評張太炎的詩歌“全是複古的文學，最惡劣的假古董莫如他的《丹橘》與《上留田》諸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對張之洞、陳寶琛、鄭孝胥、袁昶、梁鼎芬、劉光第、俞明震、趙熙、陳曾壽等人頗有微詞——他們都是經籍味濃厚的詩人。
除了反對用典、習用前人格式，胡適還反對古典詩歌的聲調格律，他說：“詩體的大解放，就是把從前一切束縛自由的枷鎖鐐銬一一打破。”（《〈嚐試集〉自序》）“詩體的大解放”的意思是：“不但打破五言七言的詩體，並且推翻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麼題目，做什麼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新詩——中國詩史上第四次詩體的大解放》）
再次是他反對使用古、怪、僻、冷的字詞，在語言上排斥古奧晦澀的習氣，要通俗易懂，明白如話。在《與梅光迪辯論白話文學》中他用詩歌形象地說：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至”（古音如“垤”），今人叫做“到”。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至於古人叫做“字”，今人叫做“號”；
古人懸梁，今人上吊：
古名雖未必不佳，今名又何嚐不妙？
至於古人乘輿，今人坐轎；
古人加冠束幘，今人但知戴帽。
他在《四十自述》一文中說：“我認定了中國詩史上的趨勢，由唐詩變到宋詩，無甚玄妙，隻是作詩如作文！更近於說話。我那時的主張頗受了讀宋詩的影響。所以說‘要須作詩如作文’，又反對‘琢鏤粉飾’的詩。”他以“言文合一”的新的語言——文化製度的建立為目標，實現了他所謂“作詩如說話”的通俗文化理想。
胡適的詩學主張其實是要詩歌創作重新回歸抒情言誌的傳統，作詩何貴乎用事？他本人也在“嚐試”中實踐，在實踐中“嚐試”，如他的《蝴蝶》：
兩個黃蝴蝶，雙雙飛上天。
不知為什麼，一個忽飛還。
剩下那一個，孤單怪可憐。
也無心上天，天上太孤單。
再如《病中得冬秀書》：
一
病中得他書，不滿八行紙。全無要緊事，頗使我歡喜。
二
我不認得她，她不認得我，我總常念她，這是為什麼？
豈不因我們，分定長相親，由分生情意，所以非路人？
海外“土生子”，生不識故裏。終有故鄉情，其理就如此。
三
豈不愛自由，此意無人曉：情願不自由，也是自由了。
二、新文學運動中其他主將反對用典炫學的做法
與胡適相比，錢玄同古典詩歌以學入詩的反對則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力讚胡適的“不用典”，認為用典乃文學腐敗之一大原因，高度肯定胡適之論乃知“本”之所在，“實足祛千年來腐臭文學之積弊”。不僅如此，他對胡適的“狹義用典隻要工者亦可用”的“妥協”之論提出更激進的修正，“凡用典者，無論工拙，皆為行文之疵病”。他還認為詩文中用字、出生地、輩分來代替姓名的做法同用典之弊相似，“人之有名，不過一種記號。夏殷以前，人止一名，與今之西人相同。自周世尚文，於是有‘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種種繁稱，已大可厭矣。六朝重門弟，爭標郡望。唐宋以後，‘峰泉溪橋樓亭軒館’，別號日繁，於是一人之記號多乃至數十，每有眾所共知之人，一易其名稱，竟茫然不識為誰氏者。一翻《宋元學案》目錄，便覺頭痛，即以此故；而自昔文學之文，對於此等稱謂，尤喜避去習見，改用隱僻，甚或刪削本名，或別創新稱。近時流行，更可駭怪。如‘湘鄉’、‘合肥’、‘南海’、‘新會’、‘項城’、‘黃陂’等，專以地名名人，一若其地往古來今，即此一人可為代表者然，非特使不知者無從臆想，即揆諸情理，豈得謂平！故弟意今後作文，凡稱人，悉用其姓名，不可再以郡望別號地名等相攝代。（又官名、地名須從當時名稱，此前世文人所已言者，雖桐城派諸公，亦知此理。然昔人所論，但謂金石文學及曆史傳記之體宜然；鄙意文學之文，亦當守此格律。又文中所用事物名稱，道古時事，自當從古稱；若道現代事，必當從今稱。故如古稱‘冠、履、衿、籩、豆、尊、鼎’，僅可用於道古；若道今事，必當改用‘帽、鞋、領、褲、碗、盆、壺、鍋’諸名，斷不宜效法‘不敢題糕’之迂謬見解）”對作詩填詞必用陳詞套語，自命典贍古雅者，錢氏斥之為“高等八股”、“變形之八股”。“若堆砌許多典故、等後人來注出處，藉此以炫其飽學，這種擺臭架子的文人，真要叫人肉麻死了！”
陳獨秀提出文學革命的口號：“推倒雕琢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腐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從內容和形式上對古典詩文作了比較全麵的批判，批評了“頌聲大作，雕琢阿諛，詞多而意寡”的貴族之文和“深晦艱澀，自以為名山著述，於其群之大多數無所禆益也”的山林文學。反對雕琢，反對詩歌“褒衣大袑”的貴族氣息，提倡詩歌的平易自然，反對在詩歌中羅列典故、講求來曆。主張以鮮活的筆觸表現性情、表現身邊的生活，以平易流暢或曰通俗的詩歌獲取眾人的領悟。
劉複也痛斥“奉四書五經為文學寶庫，而生吞活剝孔孟之言，盡舉一切‘先王後世禹湯文武’種種可厭之名詞，而堆砌之於紙上”的文風，甚至對維新派詩人自造新名詞與外國名詞也提出批評，說他們以新名詞入詩，結果未必盡通，“雜入累贅費解之新名詞，其討厭必與濫用古典相同”。
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提出的摩羅詩力理論實際上是對傳統詩教的徹底否定，主張根除古典詩學中的傳統思想，從西方詩學中引入“剛健不撓，抱誠守真，不媚於群，以隨順舊俗；發為雄聲，以起其國人之新聲”的詩學精神，實際上是要完全離開古典詩歌的畛域，另起爐灶，詩要純粹從真摯的性情中流出，要有鮮明的個性，古典詩學中的詩以載道、用典用事、資書為詩的思想和做法都得徹底拋棄，以求得詩歌的大解放。摩羅詩力理論對古典詩歌批判和破壞的力度和深度大大超過了胡適等人的主張，“此文中閃爍著耀目光芒的反抗、戰鬥精神，在當時絕無僅有”。
新文化運動要“破壞孔教，破壞禮法，破壞國粹，破壞貞節，破壞舊倫理（忠、孝、節），破壞舊藝術（中國戲），破壞舊宗教，破壞舊文學，破壞舊政治”，所進行的文學改革是以革除文言文、改用白話文為中心和開端的，既然詩歌的文言外殼因為有異於口語，有礙明白易懂而都被拋棄了，用事、用典，引用前人的詞語、語句，使用僻字險韻、長韻，使用物之別名、人之小名、地之古名入詩已成濫調套語，自然求務去之；模仿習取前人的格調、法度被斥之為無病呻吟，自然早應拋棄——古典詩歌以學為詩之路被徹底否定。錢仲聯先生說“古詩到‘五四’運動至少是終結了”，但新興白話詩“功力差”。其實新興的白話詩不是功力差不差的問題，而是它根本就不考慮功力。
在詩以抒情達意為上，作詩如說話等詩學思想的指導下，引入學問、深馥雅致的古典詩歌，在新文化運動的衝擊下，已成為時代的棄兒。
三、學衡派對以學為詩創作之路的認同和挽留
以胡適為代表的文學改革派的詩學主張和詩歌創作遭到了同時代很多學者的反對。在反對新體詩的士人當中，有以“光複故物”為綱領的晚清帝國遺老遺少，有像吳宓那樣專意與新思想唱對台戲的中國文化本位論者，也有純是出於留戀傳統文化而以舊體詩寄托其情感的懷舊主義者。
錢基博認為胡適的《嚐試集》：“傷於率易，絕無纏綿悱惻之致，耐讀者尋味。昔人論詩文之妙，謂不厭百回讀；而適之為詩，則隻耐一回讀，幸尚清順明暢，不為爛套惡俚耳。”朱光潛也說：“‘做詩如說話’的口號也有些危險。日常的情思多粗淺蕪亂，不盡可以入詩；入詩的情思都須經過一番洗練，所以比日常的情思較為精妙有剪裁。語言是情思的結晶，詩的語言亦應與日常語言有別。無論哪一國，‘說的語言’和‘寫的語言’都有很大的分別。說話時信口開河，思想和語言都比較粗疏，寫詩文時有斟酌的餘暇，思想和語言也都比較縝密。”楊香池說：“今日之所謂新詩，既屬白話，且多不葉韻，純為小品文字，則另以一種文藝名稱稱之可也，何必曰詩。”“白話詩”蛻去文言詩的外殼，從書麵表達走向了口語表達，從而舍棄了傳統詩的文化品位。高不可及的文學殿堂一變而為“下裏巴人”的隨興口號，文人酬唱走向了日常交流，詩的文化獨尊地位消失了。這到底是一種文化上的進步，還是一種無謂的自拋自棄，勢必會引起一番大的爭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