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啟超關於爭取民族獨立和自由的思想並非是甘地式的溫和非暴力不合作思想，而是傾向於武裝革命的思想，他認為歐洲現代史就是一部用“鐵血”換來文明與民主的曆史，“年來誌氣尚崢嶸，欲絜民權朝玉京。君看歐羅今世史，幾回鐵血買文明”（《和吳濟川贈行，即用其韻》）。
三、學術興國的思想
梁啟超認為一個國家的興衰與該國的學術風氣是緊密相關的，經世務實的學術風氣可以強國，空疏務虛的學術風氣隻會弱國誤國，他通過中國過去與現在學術風氣的對比、中國與日本學術風氣的對比作了生動的說明：
我昔讀《易》稽先德，孔製作者唯聖王。範金合土揉斫木，其人皆配明皇帝。羲繩燧燧神農藥，黃帝舟車堯垂裳。民到於今受其賜，《考工》所記尤周詳。鄭刀宋斤魯之削，燕函粵各有良。輪輿築冶鳧櫓段，鮑韋裘鍾匡。卓哉王官守之世，命氏以藝千礻冀章。司徒頒職十有二，生飭化斂材用昌。是皆以道寓諸器，其時海外猶荒荒。所以水火金木修，百物效靈民樂康。
後不師古斫大橫，學非所用漢汔唐。愈精愈虛競南宋，及今風氣空言張。藝事擯不與士齒，有若贏股肱出鄉。食之者眾生者寡，士大夫皆鼠盜倉。倉米有幾鼠無算，海西胡賈來銜檣。挾技百幻劖造物，一一銖寸基學堂。我以拙勝與之遇，彼譬則車吾譬螳。
或雲東方性魯素，闔胡日本今國強？朅來日本十二年，所與接構目輒瞠。當世若數善述巧，此邦無與抗顏行。日琢群楮亂真葉，盡羿之道孔穿楊。德成而上吾未知，形下惟器信所長。昨遊故京訪紅葉，取次觀藝窮諸坊。峨冠主人最好客，免冠揖我謂我臧。捐麾群季各率職，僂俯導曆數廣場。百品部居不雜廁，動植礦力電聲光。有如置我七寶地，所觸盡璆玕琳琅。魂魂昆昆鑄禹鼎，九牧所象物在旁。自言創業在厥考，立今上指四十霜。始辟圭竇躬操作，昔昔鍛灶如嵇狂。今役僮手指三千，奚翅一日成七襄。屢渡西海赴競技，累累錦標旌國光。即今大國厲學官，家寖有塾黨有庠。百凡講堂所用器，往往供億勞梯航。
導客有失恕非禮，我聞未竟悲我鄉。目力耳力今猶古，原繞原鮮固有常。力不出身貨棄地，厥咎皆坐無紀綱。下傷新步後四國，上悲絕業墜百王。作詩既以謝主人，亦用瘏口警我氓。（《遊日本京都島津製作所，贈所主島津源藏》）
梁啟超認為中國古時學術“生飭化斂材用昌”，“百物效靈民樂康”，以經世務實為本，便於生民的生產與生活，國力也隨之昌盛。漢唐以後，學術漸染虛浮空談之風，擯除藝事，空談性理，於是財物匱乏，人浮於事，國力空虛。西方國家則重器物之學，精研入微，國力日益強大。這是中外國力相差甚殊的一個主要原因。或有人說中國落後是由於東方人種秉性魯鈍，梁啟超以同為東方人種的日本為據進行反駁，日本國力強盛，在很多方麵甚至超過了歐美列強，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學術風氣等同甚至優於西方學術風氣。他通過親自考察而得到的雄辯事實反駁了西方人種謬論，並指出中國非整治學術人心而不能強國。
四、世界各國文明史
1911年，康有為從歐美各國回到日本，帶來了遊曆時所得的文物古董，梁啟超作長詩《南海先生以漉士金字陵銅俑、舍衛佛講堂幡、雅典陶尊、邦渒僵石、耶路撒冷群卉圖見贈，賦謝》，吟詠了文物古董所屬國的文明史。如據埃及的金字陵銅俑寫道：“先倉聖生不計年，埃及鳥跡肇書契。其王取精強魂魄。錮山為槨不辭泰。水銀之海金鳧雁，土花滋養成深翠。爾來發塚遭群儒，匣襦往往出人世。”拈出埃及古代文明的象征——文字和金字塔；據雅典陶尊寫道：“希臘膛怒當波斯，敵軍百萬一夜碎。九流道術盛雅典，巧朘物華起人偽。義尊偶寄陶穴風，畫像已肖武陵製。”寫出了希波之戰中希臘人的勇敢以及希臘文明的繁盛；據邦渒僵石寫道：“羅馬宅邑火山麓，四征八討氣橫厲。當時盛美今誰見？樂苑馳道識一二。千年動灰護嚴城，百俗侏亻離列層隧。自有髑髏語掌故，不假輿服搜圖誌。”寫意大利古城龐貝毀於維蘇威火山大爆發，但由於被火山灰掩埋，街道房屋保存比較完整，隨著考古發掘再度浮現出來，為了解古羅馬社會生活和文化藝術提供了重要資料；據舍衛佛講堂幡、耶路撒冷群卉圖寫道：“泰東之西泰西東，舍衛迦南兩靈地。世尊唯心帝子血，示現皆為一大事。布金園中花雨深，十萬天龍共遊戲。隻金閻浮金色收，夜夜風幡說三昧。景教流行張大秦。壞土哀耗淪非類。三百年間十字軍，草木蕭椮挾兵氣。”以傳奇的筆法寫出了佛教至今仍舊興旺，幾乎同時興起的景教卻因伊斯蘭教的興起和十字軍東征的失敗而衰微。
五、近代歐洲戰爭史
1914年，梁啟超寫成《歐洲戰役史論》，又作長詩《甲寅冬，假館著書於西郊之清華學校，成〈歐洲戰役史論〉，賦示校員及諸生》，概述了近現代歐洲戰爭史：
其時天降凶，大地血正喋。蘊怒夙爭鄭，導釁忽刺歙。……賈勇羞目逃，鬥智屢踵躡。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魘。瀾倒竟疇障，天墜真己壓。狂勢所簸薄，震我臥榻鼻合。未能一丸封，坐遭兩黥挾。
“蘊怒夙爭鄭，導釁忽刺歙”說的是奧地利吞並塞爾維亞的波斯尼亞、赫斯戈維納二州後，奧地利大公費迪南夫婦出巡而遭塞爾維亞人刺殺，引發奧地利對塞爾維亞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賈勇羞目逃，鬥智屢踵躡。遂令六七雄，傞舞等中魘。瀾倒竟疇障，天墜真己壓”說的是戰爭範圍越來越大，德、奧、土結為同盟國，英、俄、法、中、意等則為協約國，在廣大戰場上像中了魔一樣鬥智鬥狠，你死我活，整個世界失去了控製。“狂勢所簸薄，震我臥榻鼻合。未能一丸封，坐遭兩黥挾”，指中國夾在德、日兩個帝國主義國家之間，國民飽受戰爭之苦。作者敘述這段戰爭史，目的是要告誡國人勿忘這段曆史，奮發圖強，才能免受帝國主義的欺淩，“相期共艱危，活國厝妥帖”。
六、引歐西、日本近代傑出人物入詩
梁啟超也會把歐西、日本近代的傑出人物寫入詩中。這些人物或為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或為資產階級革命家，或為爭取民族獨立與自由的領導人物，或為近代自然科學重大成就者，或為探索人類文明作出傑出貢獻者。如“天驕長政國，蠻長閣龍洲”，自注雲：“日本昔有田長政者，流寓暹羅，後竟執其政。”“哥侖布，日本人譯之為閣龍。”“華拿總餘子，盧孟實先河”，“華”即華盛頓，“拿”即拿破侖，他們分別領導了美國獨立運動和法國近代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盧”即盧梭，“孟”即孟德斯鳩，近代資產階級民主思想的啟蒙者。“變名憐瑪誌，亡邸想藤寅”，“瑪誌”即“瑪誌尼者，意大利三傑之一，二十年流亡於外，屢變其名”；“藤寅”即日人吉田鬆陰，梁啟超自注雲：“早年因與同誌結漫遊，逃亡其邸，被削籍。”（以上皆引自《壯別二十六首》）此外他頌揚的還有莎士比亞（“合與莎米為鰈鶼”，《廣詩中八賢歌》）和蘇格拉底（“蘇格拉瘐死兮”，《舉國皆我敵》）等人。
梁啟超讚歎最多的是日本明治維新中的傑出人物，他們崇高的誌節、不朽的功業令他欽佩不已。他認為中國國情與日本相當接近，國人若有這些人的，中國的維新事業也會成功：
卻讀東史說東故，卅年前事將毋同。城狐社鼠積威福，王室蠢蠢如贅癰。浮雲蔽日不可掃，坐令螻蟻食應龍。可憐誌士死社稷，前仆後起形影從。一夫敢射百決拾，水戶薩長之間流血成川紅。爾來明治新政耀大地，駕歐淩美氣蔥蘢。旁人聞歌豈聞哭，此乃百千誌士頭顱血淚回蒼穹。籲嗟乎！男兒三十無奇功，誓把區區七尺還天公。不幸則為僧月照，幸則為南洲翁。不然高山、蒲生、象山、鬆蔭之間占一席，守此鬆筠涉嚴冬，坐待春回終當有東風。（《去國行》）
日本在幕府統治時期吏治腐敗，大小幕府擁權自重，國家形將分崩離析，其情形同中國戊戌變法前一樣。但僧月照、南洲翁、高山、蒲生、象山、鬆蔭等仁人誌士，通過流血犧牲，帶領廣大民眾進行倒幕運動，實行維新改革，使日本麵貌煥然一新，國勢蒸蒸日上，甚至淩駕於歐美之上。
梁啟超將這些人物引入詩中，是因為這些人代表著一種時代精神，是梁啟超理想人物的化身，他希望通過向國人介紹這些傑出人士來提升民族的精神情操。
七、以國外的自然人文景觀入詩
梁啟超流亡在外十多年，期間遊曆很多國家，但他的國外遊曆詩比康有為要少得多，而且即使有這方麵的詩歌，往往也是大筆描寫幾句後，馬上轉入感想和議論。如《車行落機山中口占》：“四月猶為踏雪遊，光明世界入雙眸。山靈知為誰辛苦，如此華年也白頭。”前兩句寫景，後兩句應是借山自況。再如《遊華盛頓紀功碑》：“瓊樓高處寒如許，俯瞰鴻蒙是帝鄉。十裏歌聲春錦繡，百年史跡血玄黃。華嚴國土天龍靜，金碧山川草木香。獨有行人少顏色，撫闌天末望斜陽。”前六句描寫實景與抒發聯想並存，後兩句馬上寫到自己思國、愛國、強國之誌。《詠落機山溫泉》其二：“瀉潭飛瀑何太急，棲壑片雲長自閑。安得風塵棄我去，年年攜酒看青山。”《遊芝加高華盛頓公園》：“黑風吹浪魚龍舞，白日沉天鷹隼豪。何意迷漫金粉地，登樓猶見廣陵濤。”都是前兩句寫景，後兩句馬上寫自己憂思難忘，無法醉心於山水之間。隻有晚年旅歐途中所作的《欏伽島》、《欏伽島山行即目》、《蘇彝士河》等幾首比較集中地寫出了當地的自然人文景觀，但這樣的詩歌在他詩集中是很少的。
八、以歐西新語句入詩
梁啟超詩中的歐西語句確實不同於詩界革命前期“撏扯新名詞以自表異”，他要通過詩歌傳播西方思想學說，但在古典詩歌傳統的語言庫中找不到相應的語詞來表達，隻能借用來自歐西、日本的意譯詞甚至是音譯詞。他欲借語言構成成分的變革，進而達到突破中國古典詩歌表達上的桎梏。但“新名詞”必須與詩歌內容有機融合在一起，不能強硬地搪塞，他說：“今見其（鄭西鄉）近作一首……全首皆用日本譯西書之語句，如共和、代表、自由、平權、團體、歸納、無機諸語皆是也。吾近好以日本語句入文，見者已詫讚其新異；而西鄉乃更以入詩，如天衣無縫。”他采用的新語句與要表達的新思想已不是體用關係，而是有機融合在一起。這些新語句已經內化為他詩歌語言體係之中不可分割的部分。
梁啟超詩歌中用得最頻繁的新語句主要是近代西方的政治文化術語，如“誓將適彼世界共和政體之祖國，問政求學觀其光”（《二十世紀太平洋歌》），“難呼精衛仇天演”、“淩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每驚國恥何時雪，要識民權不自尊”（《書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民權初發軔，王會至成圖”、“夙有澄清誌，鹹明自主權”、“文明原有價，責任豈容寬”、“何物相持贈，民權演大同”（《留別澳洲諸同誌六首》），“科學思想尋厥源，文明吾最先。嗟我子孫遺傳繼續乃祖之光榮”（《皇帝歌四章》），“五千年來文明種，神裔君傳統。二十世紀大舞台，天驕君承寵。國民分子盡人同，責任君惟重。於乎！眇眇一少年，中國主人翁”（《結業式四章》）。
梁啟超倡導詩歌要有新意境，要用新語句，就是要以近代進化論思想、科學自由民主思想構築新學詩的內核，以新的語言詞彙來營造新學詩的載體，對當時的詩界革命具有很強的指導性意義，並形成了一個頗具聲勢的新派詩潮流。
第五節 王國維的歐西哲理詩
新版“學人之詩”的出現是在詩界革命前後，一直延綿下來，到20世紀前後出現了王國維、陳寅恪、劉師培、馬一浮、蕭公權、錢鍾書等幾位中西文化學術貫通的學者時，晚清學人之詩又出現了自我轉變甚至是超越。鑒於本書的研究視野定位於有清一代詩歌，這裏隻討論王國維的學人之詩。
一、現代學術的開山——王國維
王國維，字伯隅、靜安，號觀堂、永觀，近代中國著名學者。生平著述多達62種，批校的古籍逾200種。
王國維前期治哲學、美學、詞學、戲曲史，後期（1912—1927）治古文字、古音韻、古器物、經史考據等古學史。甲午之役後他開始接觸“新學”，康德和叔本華的哲學著作成為他“新學”的啟蒙讀本，“始讀汗德之《純理批評》，至《先天分析論》，幾全不可解，更輟不讀，而讀叔本華之《意誌及表象之世界》一書。叔氏之書思精而筆銳，是歲（1903年，筆者注）前後讀二過。次及於其《充足理由之原則論》及其文集等，尤以其《意誌及表象之世界》中《汗德哲學之批評》一篇為通汗德哲學之關鍵。至29歲（1905年，筆者注）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複前日之窒礙矣。嗣是於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1907年，筆者注）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不可持處而已”。除了康德和叔本華的著作，他還廣泛閱讀了其他西方學者的著述，如“翻爾彭之《社會學》，及文之《名學》，海甫定之《心理學》，讀巴爾善之《哲學概論》，文特爾彭之《哲學史》，此外如洛克休蒙之書，亦時涉獵及之”。他是近代中國最早深入研究西學且中學、西學皆通的學者。
馬亞中在《中國近代詩歌史》中指出：
中國之接受海外新文化的影響，是沿著宗教→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文學藝術這樣一條線索逐步擴展開來的。在戊戌以前側重於宗教和自然科學，戊戌以後由社會科學逐步擴大到文藝…與此相適應，各種人才的成熟也是沿著這一條線索，一階段一階段地，一批一批地逐步擴展開來。戊戌前後出現的“先行”人物大多側重於社會科學領域，嚴複、章太炎就是如此。詩界革命派也側重於社會科學方麵的宣傳。當新一代在他們的啟蒙之下成長起來，並擴大到接受海外文學影響的時候，原先的啟蒙導師卻開始失去青春的活力，為自己所建造起的文化體係、知識結構所規範。
王國維正是在維新派啟蒙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的代表。陳寅恪說王國維的學術“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而示來者以軌則也”（《〈王靜安先生遺書〉序》），“入洛才華正妙年，渡江流輩推清譽。閉門人海恣冥搜，董白關王供討求。剖別派流施品藻，宋元戲曲有陽秋。……大雲書庫富收藏，古器奇文日品量。考釋殷書開盛業，鉤探商史發幽光”。劉夢溪曾指出：“中國現代學術發端的時間，應為十九世紀和二十世紀之交；標誌是承認學術具有獨立之價值，並在研究中開始吸收西方現代的觀念和方法；代表人物是嚴複、梁啟超、王國維等，而尤以王國維扮演著現代學術開山祖的角色。”“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變是一個相當長的曆史過程。……這其間誕生了一批無論學識累積還是文化擔當力都堪稱一流的大師巨子，他們既是傳統學術的承繼者，又是現代學術的奠基人。王國維是他們之中最具代表性和最傑出的一個。在傳統學術走向現代學術的路途中，舉凡一些關節點上都印有靜安先生的足跡”。
在劉夢溪先生看來，王國維在以下幾個方麵對中國現代學術的建立奠定了基礎：第一，由於中國傳統學術向現代學術轉移，是與引進、吸收、融解外來的學術思想分不開的。在這點上，王國維是個先行者，是最早覺醒的中國人之一……王國維對西方學術思想的涉獵、吸收、介紹，在清末民初學者群中，是站在前沿的。第二，王國維不僅是西方學術思想的積極介紹者，又是運用西方學術思想解釋中國古典的躬行者。第三，王國維在吸收西學的同時，他的學術思想又是堅實地建立於中國傳統學術思想的基地之上的。……傳統學術的所謂文史之學，王氏在現代學人中是最富根柢的一個。他的學問之路是由新而舊，而結果是舊而彌新。他所獨詣的學術特點是“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
可以說，王國維對於西方文化的了解範圍之廣和理解之深，超越了他那個時代的同輩學者。而他深厚的中西學術素養讓他無可爭議地占據了中國近現代轉型時期的學術製高點。“其學術世界之洪波浡潏、光風霽月，則莫測其弘深瑰麗，顯示了真正學術大師之‘大’、哲匠之‘哲’、巨靈之‘靈’”。
二、王國維根柢於傳統之學的詩歌
王國維早年和中年以後詩歌根基於傳統之學。盡管他早年所寫的詩歌現在隻能找到廣受讚譽的《詠史二十首》，但大體可反映出王國維早期詩歌創作還是走傳統學人之詩的老路。總攬《詠史二十首》，可以看作是他以詩歌體裁闡述他的古史研究。這組詩歌再現了以漢族為主的我國古代文明發展史，其中包括漢族與諸兄弟民族的關係史，生產、戰爭、交通、商業往來，以至思想、宗教諸方麵的曆史。上下五千年，縱橫幾萬裏，以二十首、五百六十字盡之，此當屬一種嚐試，然亦可見少年王國維對“史”的濃厚興趣與“通古今而觀之”的巨大概括能力與藝術魄力。試看其中幾首：
第四首：“澶漫江淮萬裏春，九黎未格又苗民。即今魋結窮山裏，此是江南舊主人。”史載舜“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史記·五帝本紀》）；禹即位“十年，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史記·夏本紀》）。王國維看出，“南巡狩”、“東巡狩”，皆針對“三苗”而發，務在以武力驅壓土著苗民，使之遠奔南方，借以穩固占據中原的炎黃族的統治地位。而傳統史家把“三苗”當作“三凶”之一，舜禹以德“撫”之雲雲，實不足憑。於此可見王國維讀史，並不隨聲附影，而是持著一種客觀的、近乎科學的求“真”態度。
第十一首：“慧光東照日炎炎，河隴降王正款邊。不是金人先入漢，永平誰證夢中緣？”按《後漢書·西域記》記天竺國曾雲：“世傳（漢）明帝夢見金人，長大，頂有光明，以問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長丈六尺而黃金色。帝於是遣使天竺，部佛道法，遂於中國圖畫形象焉。”範曄以及梁僧慧皎在《高僧傳》中的同類記載都有意無意突出佛的靈應。而王國維認為明帝繼光武中興之後，國力頗盛，其時西域諸國、西南夷諸族，或“遣子入侍”，或先後“貢獻”。而“金人”或其摹像極有可能隨此類“貢獻”而流入。明帝“夢中”之“緣”，不在無邊佛法，而在當日民族交往的現實，還原了曆史的本來麵目。
第十五首：“江南天子皆詞客，河北諸王盡將材。乍歌樂府蘭陵曲，又見湘東玉軸灰。”此詩詠南北朝事。“江南天子”指蕭綱、蕭繹以至陳叔寶之流，“河北諸王”指如苻堅、高歡、宇文泰之輩。前者翩翩公子，翰林詞客，以酣歌恒舞為能事。後者鷹揚虎視，橫槊疆場，各具命世膽略。兩者氣象迥異。“蘭陵曲”者，“北齊蘭陵王長恭，才武而貌美，常著假麵以對敵。嚐擊周師金鏞城下，勇冠三軍，齊人壯之，為此舞以效其指揮擊刺之容，謂之《蘭陵王入陣曲》”（《舊唐書·音樂誌》）。“湘東玉軸灰”者，指梁蕭繹焚書事，“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殿）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荊州。故江表圖書因斯盡萃於此矣。及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隋書·牛弘傳》）。
第十六首：“晉陽蜿蜿起飛龍，北麵傾心事犬戎。親出渭橋禽頡利，文皇端不愧英雄！”指唐高祖李淵曾“北麵傾心”，“稱臣於突闕”，武德九年八月，唐太宗剛登基，頡利可汗率突闕十萬餘騎來犯，進至渭水橋之北。太宗“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玄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頡利愧而退兵。後頡利複背盟，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闕頡利可汗於陰山，‘俘頡利送京師’”（《通鑒紀事本末》卷28）。
同時詩中透露了作者論史時極為重視考古發現，所謂地下材料之當留心。尤其是第七首（“誰向鈞天聽樂過，秦中自古鬼神多。即今詛楚文猶在，才告巫鹹又亞駝”）尤足覘王國維的金石考據之學，以“詛楚”石刻與《列子》“鈞天聽樂”事互證，而得“秦中自古鬼神多”的結論，即“地下”與“紙上”相結合。
王國維這二十首仍未擺脫舊史學（以帝王將相為主幹）、舊詩學（以人倫教化為依歸）的總的規範。王國維大抵也以“少作”之故輕之，一首也不曾選入他後來自選的《靜安詩稿》（這跟他接觸康德、叔本華美學後，審美觀點起了很大的變化，自不能分開）。這一時期他還是將詩人、詩學研究者、古史學研究者等幾個身份融於一身，沒有溢出晚清的學人之詩學研究和詩歌創作的途轍。如作於1913年的《詠史五首》，借古諷今，諷刺袁世凱竊取清帝之位。第一首要旨在一“禪”字，認為袁氏“自非舜禹功，漫侈唐虞禪”，即使清帝遜位，他也不當繼統。第二首泛論英雄人物當以恩澤天下為誌，由此評判袁世凱遠不及曹操，曹操猶有自知之明，以漢相終其身。第三首借曆史上的梟雄譏諷袁氏麾下皆虎狼之輩。第四首通論曆史，認為善於處理華夷關係者，惟李世民耳，實則抨擊當局對外政策失當。最後一首借曆史上無節氣之文人嘲罵袁氏禦用文人之可惡，亦複可憐。
再如作於1913年的《癸醜三月三日京都蘭亭會詩》：
昔人論書以勢名，古文篆隸各異型。千年四體相嬗代，唯盡其勢體乃成。漢魏之間變古隸，體雖解散勢猶未。波磔尚存八分法，茂密依稀兩京製。墓田數帖意獨殊，流傳猶出山陰摹。永和變法創新意，世間始有真行書。由體生勢勢生筆，書成乃覺體勢一。相斯小篆中郎隸，後得右軍稱三絕。小楷法度盡黃庭，行書斯帖具典刑。草書尺牘尚百數，何曾一一學伯英。後來魯公知此意，平生盤礴多奇氣。大書往往愛摩崖，小字麻姑但遊戲。真行巨細無間然，先後變法王與顏。坐令千載嗟神妙，當日隻自全其天。
這一段完全可稱為王國維之“書法論”，縱論中國書法的變遷：從漢魏古隸（八分法）始，漢字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李斯之小篆，鍾繇之楷書，王羲之之行書，張伯英與顏真卿之草書，黃庭堅之小楷，足以成為中國書法史上變遷的標誌。
再如作於1912年左右的《題敦煌所出唐人雜書六首》，對藏於英國倫敦博物館的敦煌莫高窟唐人寫本殘卷一一加以考訂，概述其中“敦煌戶籍”、《大雲經疏》、《雲謠雜曲子》、《秦婦吟》、《地藏菩薩畫像》的曆史文化價值。
三、王國維融歐西哲理入詩
王國維是最早運用西方哲學、美學觀點和方法剖析、評論中國古典文學的學人。其學人之詩的特征不在於引中國傳統之學入詩，而在於引西學入詩，為中國詩歌別開一新境。王國維較早地接觸了西方的哲學、美學，“於西人所謂哲學家之書，極喜瀏覽”（袁祖光《綠天香雪簃詩話》）。羅振玉資助他留學日本，使他對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的製度和文化有了相當的了解：他對日本之君主立憲製推崇備至，譽為宇內第一；對資本主義社會學術言論自由深表向往，“人生兵死亦由命，可憐杜口心煩傷”（《送日本狩野博士遊歐洲》）。隨著他對西學研究的深入及文學思想的進一步成熟，他的詩歌不同於黃遵憲、康有為等人的直接引西方名勝古跡、曆史人物、製度文化以及學術思想入詩，而是化歐西哲理入詩。“這一轉變的關鍵就在於跟西學特別是康、叔哲學美學的接觸，並且幾乎達到耽溺的程度。”他大量閱讀西人著述，其詩學思想和詩歌創作明顯受他們哲學和美學思想的影響。對此錢鍾書先生作過分析：
《雜感》雲：“側身天地苦拘攣，姑射神人未可攀。雲若無心常淡淡，川如不競豈潺潺。馳懷敷水條山裏，托意開元武德間。終古詩人太無賴，苦求樂土向塵寰。”此非柏拉圖之理想，而參以浪漫主義之企羨乎？《出門》雲：“出門惘惘知奚適，白日昭昭未易昏。但解購書那計費，且消今日敢論旬。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此非普羅太哥拉斯之人本論，而用之於哲學家所謂主觀時間乎。“百年頓盡”一聯靜安標出“真幻”兩字，則哲學家舍主觀時間而立客觀時間，牛頓所謂“絕對真實數學時間”者是也。句如“人生過後唯存悔，知識增時轉益疑”，亦皆西洋哲學常語。
在西方諸多哲人中，對王國維影響最大的無疑是叔本華。王國維在其文集《自序》（作於1905年）中雲：“餘之研究哲學始於辛（醜）壬（寅）之間（1901—1902）。癸卯（1903）春，始讀汗德（按即康德）之《純理批評》（按，即《純粹理性批評》），苦其不可解，讀幾半而輟。嗣讀叔本華之書而大好之。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1904）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在《叔本華像讚》中他頌揚叔氏“天眼所觀，萬物一身。搜源去欲，傾海量仁”，說自己“願以千複，奉以終身”。叔本華的思想在他詩歌中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麵。
第一，王國維許多詩歌中蘊涵著叔本華的悲觀哲學，一言以蔽之曰“極深之悲觀主義”，哀聲成為他詩歌中的主旋律。
餘家浙水濱，栽桑徑百裏。年年三四月，春蠶盈筐筐。蠕蠕食複息，蠢蠢眠又起。口腹雖累人，操作終自己。絲盡口卒屠，織就鴛鴦被。一朝毛羽成，委之如敝屣。耑耑索其偶，如馬遭鞭棰。呴濡視遺卵，怡然即泥滓。明年二三月，長孫子。茫茫千萬載，輾轉周複始。嗟汝竟何為？草草閱生死。豈伊悅此生，抑由天所畀？畀者固不仁，悅者長已矣。勸君歌少息，人生亦如此！
這首詩以蠶喻人，對受生存意誌驅使而盲目地生生息息的人世作了悲憫而無可奈何的描述，很能代表王國維的悲劇人生態度。
又如《平生》雲：
平生苦意挈盧敖，東過蓬萊浴海濤。何處雲中聞犬吠，至今湖畔尚烏號。人間地獄真無間，死後泥洹枉自豪。終古眾生無度日，世尊隻合老塵囂。
詩歌借秦時盧敖避難隱遁，說明人世爭鬥不已，永無安寧之日，無處可以躲避世間悲苦。
第二，他的詩歌大發感慨：有生即是痛苦，人生不過是摧折損耗自身的過程，“一日戰百慮，茲事與生俱。膏明蘭自燒，古語良非虛”（《偶成》）。人生即使有快樂，快樂亦盡為幻覺；欲求解脫人世之苦，而解脫亦終不能得，“……中夜搏嗜欲，甲裳朱且殷。凱歌唱明發，筋力亦雲單。蟬蛻人間世，兀然如泥洹。此語聞自昔，踐之良獨難。厥途果奚從，吾欲問瞿曇”（《偶成》其二）。
從這些詩歌可以看出王國維“對人生問題殆無日不縈係腦海中。蘭膏自煎，蠶繭自縛，迄無寧靜時。後此，更日益墮入悲觀哲學泥沼中不能自拔矣”。其《書古書中故紙》雲“書成付與爐中火，了卻人間是與非”，隱含毀滅此生無複顧惜之意，可看出他憫生悲世，早存厭世之心。
第三，叔本華認為人生既已為痛苦，故貴求解脫。解脫有久、暫兩種，暫時之解脫為沉浸於藝術之中（永久之解脫則為滅絕意欲）。王國維在詩中也表達了這種思想，如他的《坐致》雲“坐致虞唐亦太癡，許身稷契更奚為？誰能妄把平成業，換卻平生萬首詩”，《拚飛》雲：“歡場隻自增蕭瑟，人海何由慰寂寥。不有言愁詩句在，閑愁哪得暫時消”，《書古書中故紙》雲“昨夜書中得故紙，今朝隨意寫新詩。長捐篋底終無恙，比入懷中便足奇。黯淡誰能知汝恨，沾塗亦自笑餘癡”。
他的一首詞《浣溪沙》也表達了這個意思：
掩卷平生有百端，飽更憂患轉冥頑。偶聽啼鴂怨春殘。坐覺無何消白日，更緣隨例弄丹鉛。閑愁無分況清歡。
第四，叔本華認為人生萬象處於時間、空間的障隔，真相不複可睹，故僅僅成為虛幻的、夢一般的存在，他反複闡述過“夢”與“現實生活”兩者可分又不可分。王國維對“人間”與“夢”的區分，也正如此。“耳目不足憑，何況胸所思。人生一大夢，未審覺何時。相逢夢中人，誰為析餘疑”（《來日》之二），“百年頓盡追懷裏，一夜難為怨別人。我欲乘龍問羲叔，兩般誰幻又誰真”（《出門》）。作者雖生活於現實之中，卻有“渾似置身夢中意味”。
王國維詩中悲世憫生、深婉愴楚之作甚多，當然可以看作是對中國古典詩歌中悲慨人生之作的繼承和吸收，但不可否認同樣受西方悲傷人生哲學觀（尤其是叔本華的學說）的影響。而且，他能把西方有關這方麵的哲學思理寫入詩歌之中，深刻清新，別開境界，這不能不說是王國維對中國詩歌的貢獻。繆鉞先生對此高度讚揚：“王靜安以歐西哲理融入詩詞，得良好之成績，不啻為新詩試驗開一康莊。靜安學術貢獻，舉世推崇，其詩才實亦甚卓，所作量雖少而質則精，領異標新，未容忽視。”
四、王國維天然韻成的詩學理想
王國維作為近代的大學者，他的詩不是天然韻成，而是很有根柢，但他把天然韻成作為詩歌理想的審美規範。即使要引入學問，也得如鹽化水——化學理和意境入詩。他雖對近代大學者沈曾植的學問表示由衷的欽佩，但對他詩歌中大量引用佛典道藏、奧詞僻語的做法並不讚成，認為這造成了詩歌的“晦澀難解”。
叔本華曾說：“每一個具有美的和豐富的心靈的人，總是用一種最自然的、直接的和單純的方式來表現他自己。”相反，“心靈的貧乏、混亂，思想的邪謬，則要用種種極其矯揉造作的表現方式和詞語的極其晦澀的形式來裝飾他自己，以便在艱深而誇誕的措詞中，遮裹住那些纖小的、瑣屑的、味同嚼蠟的或者平庸的思想”。受之影響，王國維也表達了反對在詩歌中顯才露學的思想，他在1898年至1912年的詩歌創作中忠實地貫徹了這一詩學思想（中年後的詩歌創作卻未能貫徹這一思想）。
他衡量詩（詞）壇大家的標準之一就是“不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人間詞話》卷上），多次表達了對詩（詞）中擺弄學問很不以為然，認為這易傷意境，又不免“作態”，非“大家數”；使用“代字”、“隸事”，乃“意不足”、“語不能妙”的表現：
詞忌用替代字。美成《解語花》之“桂華流瓦”，境界極妙。惜以“桂華”二字代“月”耳。夢窗以下，則用代字更多。其所以然者，非意不足，則語不妙也。蓋意足則不暇代，語妙則不必代。此少遊之“小樓連苑”、“繡轂雕鞍”所以為東坡所譏也。（《人間詞話》卷上第34條）
沈伯時《樂府指迷》雲：“說桃不可直說破桃，須用‘紅雨’、‘劉郎’等字。詠柳不可直說破柳，須用‘章台’、‘灞岸’等字。”若惟恐人不用代字者。果以是為工，則古今類書具在，又安用詞為耶？宜其為《提要》所譏也。（《人間詞話》卷上第35條）
人能於詩詞中不為美刺投贈之作，為使隸事之句，不用粉飾之字，則於此道已過半矣。（《人間詞話》卷上第57條）
以《長恨歌》之壯采，而所隸之事，隻“小玉雙成”四字，才有餘也。梅村歌行，則非隸事不辦。白、吳優劣，即於此見。不獨作詩為然，填詞家亦不可不知也。（《人間詞話》卷上第58條）
美成詞多作態，故不是大家氣象，若同叔、永叔，雖不作態，而“一笑百媚生”矣。此天才與人力之別也。（《人間詞話》附錄25）
王國維認為造成意境“隔”的原因之一是詞人一味追求用典使事，以顯示其才學。“砌字”、“壘句”，以致詞意晦澀難懂。這顯然與王國維立足於“境界”說，推尊元曲“語語如在目前”，主張“最自然之文學”，提倡寫詞“不隔”，反對“隔”的觀點是一致的。周邦彥、吳文英等人，片麵追求形式工巧，用典使事，或雕琢堆砌，或因襲陳言，詞意晦澀難明，當然受到了王國維激烈的批評。
五、王國維詩歌在晚清“新學”詩中的意義
梁啟超評價維新派詩人以西學入詩時說：“其所謂歐洲意境語句，多物質上瑣碎粗疏者，於精神思想上未有之也。雖然，即以學界論之，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輸入中國，況於詩界乎？”他認為維新派詩中之西學還停留在器物層麵，未能深入西方思想文化之內核，且瑣碎粗疏，缺乏係統性和條理性。繼續完成這一任務的是緊隨其後的王國維，馬亞中說：“宣、民之際，早先的詩界革命派詩人並沒有繼續前進，相反還有所後退。而在文藝理論方麵，西方的美學觀點也開始在悄悄地滲透進來。其中以王國維對西方哲學、美學的研究最為深入，並達到了融會貫通的境界。”
王國維以西方學理入詩，表明“學人之詩”在傳統學術範疇內的拓展已達到了圓熟的程度，不得不將視野延伸至“海外”，唯有將眼光轉向西方學術文化，才能有新的創新，才能走出傳統學人之詩藩籬的籠罩，才能為學人之詩輸入新的血液，延續它的生命。從中國詩歌史來看，凡能開新境而揚光輝者，多賴他山攻錯之益。有佛教的輸入，始有以佛入詩和以佛喻詩，中國詩歌由此而進入新的境地。晚清西學東漸，其儀態萬方，又遠過於印度佛說，蛻故變新，於是出現了“新學詩”，中國詩歌又別開一大新境地。王國維智力澄明、思想穎銳，對西方哲理敏於承受，善於消化。其詩心“如具靈光，各種學術，經此靈光所照，即生異彩”。他詩中之學的內容及其處理詩中之學的藝術能力異於晚清諸家，“所作不為海日樓之艱僻，勿同程春海以來所謂學人之詩者”。
錢鍾書先生把他與稍前的引西學入詩的黃遵憲的詩歌作了比較：“（公度詩）差能說西洋製度名物，掎摭聲光電化諸學，以為點綴；而於西人風雅之妙、性理之微，實少解會。故其詩有新事物而無新理致，蓋若輩之言詩界維新，僅指驅使西故，亦猶參軍蠻語作詩，仍是用佛典梵語之結習而已。”“餘稱王靜安以西方義理入詩，公度無是，非謂靜安優於公度，三峽水固不與九溪十八澗爭幽泠也。”意謂王國維和黃遵憲在詩歌藝術上無優劣之別，但王國維的西學與黃遵憲相比，要深邃得多，他能從文化心理上把握西方，而黃遵憲更多的是對西方製度和風土的了解，因而王國維的“學人之詩”更能從深層次的文化心理上反映西方。
錢鍾書先生又把他與同時期頗能詩的學人嚴複作了比較：“嚴幾道號西學巨子，而《愈壄堂詩》詞律謹飭，安於故步；惟卷上《複太夷繼作論時文》一五古起語雲：‘吾聞過縊門，相戒勿言索’，喻新句貼。餘嚐拈以質人，胥歎其運古入妙，必出子史，莫知其直譯西諺Ⅰl ne faut pas parler de corde la mai-son d’un pendu也。”“點化鎔鑄，真風爐日炭之手，非‘喀司德’、‘巴立門’、‘玫瑰戰’、‘薔薇兵’之類，恨全集隻此一例。其他偶欲就舊解出新意者，如卷下《日來意興都盡，涉想所至，率然書之》三律之‘大地山河忽見前，古平今說是渾圓。偪仄難逃人滿患，炎涼隻為歲差偏’；‘世間皆氣古嚐雲，汽電今看共策動。誰信百年窮物理，反成浩劫到人群。’直是韻語格致教科書，羌無微情深理。幾道本乏深湛之思，治西學亦求卑之無甚高論者，如斯賓塞、穆勒、赫胥黎輩；所譯之書，理不勝詞，斯乃識趣所囿也。老輩惟王靜安，少作時時流露西學義諦，庶幾水中之鹽味，而非眼裏之金屑。……七律多二字標題，比興以寄天人之玄感，申悲智之勝義，是治西洋哲學人本色語。”
近代文學革新的倡導者們對於西方文學、美學理論的了解乃至譯介，大都是間接的（以日本作為中介）和淺顯的，這使得近代文學革新運動雖對中國文學觀念由傳統觀念向近現代形態的轉換有開創之功，但要真正實現這一重大轉換還有賴於以學術研究為本位並兼具中西學術素養的學界巨子的橫空出世與自覺承擔，他就是中國近現代文學理論的奠基人王國維。所以晚清新版“學人之詩”經曆著從撏扯新名詞、新事物入詩到以學術學理入詩的一個不斷成熟的過程，新版學人之詩在王國維筆下發生的質的變化，由“瑣碎粗疏”轉向“微情深理”。
中國傳統詩學與西方詩學之間的碰撞與融合，是20世紀中國現代詩學的一個核心主題。在融會中、西詩學再造中國現代詩學的過程中，活躍於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王國維無疑起著開風氣的先驅者的作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在西方文明‘滔滔而入中國’的晚清，他（王國維）抱著‘發明光大’祖國文化學術的熱忱，奮力鑽研和引進西方哲學、美學，並結合傳統詩論，試圖建立一種新的詩學體係。他的一係列哲學、詩學著述，在我國新舊社會、新舊文化交替之際，起了一定的思想啟蒙作用。”
王國維的詩學對中國近現代詩學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中國詩學從王國維開始，出現了新的趨勢，即以世界現代詩學觀念審視中國傳統詩學。在他的帶動和示範下，在19世紀末至20世紀中葉，中國學壇上比較集中地走出了一批以現代學術入傳統詩詞的學人，如陳寅恪、馬一浮、蕭公權、胡先驌等，“由於他們主要是依靠現代學術的孕育和妊娠而誕生，這個痛苦的過程不僅改變了他們的思維方式和學術專業，而且還在深層改變了學術主體傳統的生命活動方式和思想情感方式。因此，盡管他們仍以舊體詩這種傳統形式寫作，但其中所表現的現代性眼光和思想情感卻是前所未有的”。他們主要以“吾道寓於詩”（馬一浮《再答竹石道者》）的方式表現出對中、西方文化的曆史、現狀、未來的感性體驗與學理思考，拓深了晚清“新版”學人之詩的表現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