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中吟》第四首：“籌善後，籌善後，炮台防江防海口。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議攻且議守。船炮何不師夷技，惟恐工費須倍蓰。江海何不嚴煙禁，惟恐禁煙激邊釁。為問海夷何自航？或雲蔥嶺可通大西洋；或雲廓爾咯印度可窺烏斯藏；或雲彌夷佛夷鄂夷輩，思效回紇之助唐；或雲諸國狼狽叵測可不防，使我議款議戰議守無一臧。嗚呼！島夷通市二百載，茫茫昧昧竟安在？題本如山譯國書，何不別開海夷譯館籌邊謨。夷情夷技及夷圖，萬裏指掌米沙如。知己知彼兵家策，何人職司典屬國。”這也是魏源對鴉片戰爭失敗教訓的總結，同時有針對性地提出了強國固邊的策略：一是加強炮台修建，“炮台防江防海口”；二是自強以前，對外夷的基本策略應以積極的防守為主，“造械造船造火攻，未敢議攻且議守”；三是知悉夷情，師夷技以製夷，“夷情夷技及夷圖，萬裏指掌米沙如”；四是嚴扼江海通道，斷絕鴉片的源頭，不要怕因此而引起戰爭。
鴉片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是鴉片。魏源深刻揭露了鴉片對大清臣民的戕害：“不知何國香風過，醉我士女如醇醲。夜不見月與星兮，晝不見白日，自成長夜逍遙國。長夜國，莫愁湖，銷金鍋裏乾坤無。溷六合，迷九有，上朱邸，下黔首。彼昏自痼何足言，藩決膏殫付誰守。語君勿咎阿芙蓉，有形無形則同。邊臣之曰養癰，樞臣之曰中庸。鸚鵡儒臣巧學舌，庫臣陽虎能竊弓。中朝但斷大官，阿芙蓉煙可立盡。”（《江南吟》）一幅煙霧彌漫、日月無光、天地昏黑的圖景，再加上人心萎靡、吏治腐化的現狀，真是令人觸目驚心。詩人提出要禁絕鴉片，主要的措施還在於“中朝但斷大官”，認為隻要斷絕朝中大臣的吸食，“阿芙蓉煙可立盡”。《秋興》第三首同樣表現了詩人對鴉片害國的關注，反映鴉片輸入導致白銀外流，“大漏卮兼小漏卮”，“大漏卮”喻指英夷的鴉片貿易致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小漏卮”喻指當時的大小官吏借鴉片買賣使金銀財寶源源不斷地滾入個人的口袋。“海若蚊宮奔貝族，河宗寶藏積馮夷”導致了清政府麵臨嚴峻的財政危機。
二、有關國計民生的政論詩
清王朝延伸到道光、鹹豐年間，封建製度的腐朽性、反動性日漸暴露出來，社會黑暗、政治腐敗日漸突出。魏源以極大的勇氣、敏銳的目光、尖利的言辭給予了揭露和抨擊，並積極呼籲變革，提出了一係列的糾治方案。他在《北上雜詩七首同鄧皋孝廉》第三首中大聲疾呼“何不借風雷，一壯天地顏”，切盼通過改革，使沉痼的國勢再煥生氣。《秋興》第四首則直接抒發改弦更張、變革圖強的豪情壯誌，“但有公廚總聚膻，斷無百載不更弦”。
1844年，魏源入京參加進士試，目睹當時政治的種種弊病，寫下政治諷喻詩《都中吟》十三首。第一首抨擊了清政府的科舉等級製度，“書小楷，詩八韻，將相文武此中進”，僅憑著一篇小楷體書寫的八股文、一首八韻詩這樣的“雕蟲”小技來選拔人才，怎麼能選拔到真正有“屠龍”之術的人才。封建吏製等級森然，“官不翰林不諡文，官不翰林不入閣”。一旦國家有難，庸才何堪大任，“昨日大河決金堤，遣使合工桃浪詩。昨日樓船防海口，推轂先推寫檄手”。第二首指陳清廷為補財用之不足，竟大開捐納之例。金錢可以買官，國家的選官用人製度還有什麼尊嚴可言？而且捐納一開，還會導致貪贓枉法、賄賂公行的惡性膨脹。對此，魏源深感扼腕之痛：“吏兵例，戶工例，繭絲牛毛工會計，全恃舞文刀筆吏。”在捐納製度下胥吏弄權，為所欲為，“缺可補，可不補；級可去，可不去，翻手覆手敢予侮，能令公喜令公怒”，甚至刑部的官職都可以捐納：“府吏胥徒非世業，誰道盡握六官法。若言部胥不可捐，何故刑部胥無權。”第三首直言當時開科取士、開捐納官的弊病，“數開科，數開捐，開科遴選為得士，開捐輸粟為助邊”，開科本是為了得士，開捐是為了助邊，結果呢？“借問開科得何士，項槁鹽車悲”，“借問開捐何所潤，中外度支財益罄”，詩人的結論是“開科開捐兩無益”。鑒於此，詩人主張廢棄當時的開科取士製度和捐納製度，建議“何不大開直言之科籌國計，再開邊材之科練邊事”，特設直言科來網羅籌劃國家大計的人才，特設邊材科以發現守邊固防的人才。他堅信“市骨招駿人才出，縱不拔十得五終得一”，隻要朝廷真心對待人才，人才總會有的。
當時的淮北鹽務雖屢經整頓，卻仍是私鹽泛濫，政府的鹽稅收入日漸減少，一些掌管鹽務的官員卻中飽私囊、徇私舞弊。詩人在《江南吟》第六首中揭露了私鹽泛濫、官員中飽私囊的情況：“緝私鹽，緝私鹽，改捆先治場私源。七斤豫章八斤楚，不改恐致官私嫌。改捆愈多私愈深，即挖官包作私用。岸費愈增本愈稠，川粵潞私四麵周。何況銀價日高抵岑樓。”詩人提出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曷運場私敵鄰私，倍鹽賤銷兩獲算”，“溫州郡守師票鹽，商民歌詠官府嫌”，即增加鹽的投入量，以薄利多銷的方式來穩定鹽價；推行票鹽製，加強食鹽生產和銷售的計劃性。詩人認為推行上述二法，不僅鹽商高興，而且“利民利國徒雞廉”（詩人在江蘇布政使賀長齡幕中時，曾參與整頓鹽務，提出票鹽之法使鹽運大暢，革除了多年積弊）。
又如漕運問題，運河是清代南北水路運輸的主要通道，既關係著整個京城的糧食供應，也關係著運河兩岸民眾的生計。他的《江南吟》第五首即對漕運予以關注，一是指出漕運的弊病，二是提出革除積弊的辦法。“漕艘來，漕艘來，如山如屋如風雷，千艘辟易何雄哉！入閘閘為阻，千夫萬夫挽邪許；入運運為膠，微蜀湖田澤雁號。我聞漕艘丈尺有成規，受五百石無差池。水力船力勝米力，何事礧砢穹窿為？私貨愈多費愈重，徒供倉吏閘夫用。”漕運之弊在於船隻太大、數量太多，超越了運河的負荷，解決的辦法是“病漕病河兼病民，何如改小一帆送”，即改大船為小船。其具體設想是“戰艦苦瘦，糧艘苦胖；戰艦苦窳，糧艘苦濫。曷移戰艦作糧艘，更改糧艘修戰艦”，即將作戰的小船改作運糧之船，而將運糧的大船改作戰船。這的確是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方便了漕運，又增加了戰艦的噸位，增強了軍隊的戰鬥力（魏源曾作《籌漕篇》提出改革漕運的對策）。
長江的水利與水患問題也是當時朝廷的急務。長江中下遊十年九災，兩岸百姓苦不堪言。他的《洞庭吟》以主客問答的方式行文，用事實駁斥了將洞庭水災歸咎於天降禍殃的說法，認為原因在於“水鍾三湘失七澤，自古滄桑多變易”，“荊州九穴十三孔，今惟二穴餘皆壅。地不讓水水爭地，仰盂受灌建瓴湧。沿湖圩田歲增歲，曲防壑鄰占地利。何況老林秦蜀開，下遊沙塞洲渚洄。更加夏汛蛟水至，萬馬孰禦風濤雷。嗚呼！八百裏湖十去四，江麵百裏無十二，安能塞川川不潰？”歸納起來，原因有如下諸端：一是人與水爭地，大肆圍湖造田、墾灘造田，造成受水麵積少，水道不暢；二是森林采伐過多，造成嚴重的水土流失，以致淤塞河道；三是雨季集中，洪峰過大。解決的辦法是：“九穴須複九江初，七澤仍請雲夢渚，以川還川湖還湖，那患陰陽妨嗡噓？”即恢複河道和水澤，退耕還湖。以詩歌形式分析洞庭湖一帶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除水患的措施，在曆史上這種情況是不多見的。魏源曾作《湖廣水利論》，分析長江水患形成的原因，提出根治水患的辦法與措施，可與該詩相互印證。
魏源的經世之詩顯示出以下三個特點：
（1）他的經世詩不僅顯示了他的實務之學，而且也顯示了他“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的學問功底。他總是聯係曆史上曾發生的類似的事件，或曆史上曾出現的類似的人物，借古諷今，以古喻今，縱橫議論。如《寰海》第四首以周厲王時的榮夷公，周幽王時的虢石父，宋高宗時的汪伯彥、黃潛善等奸佞小人喻指清廷中的權奸穆彰阿、琦善等，而以西漢初年匡扶社稷的忠臣絳侯周勃、潁陰侯灌嬰喻指林則徐、鄧廷楨等有功之臣。第五首再次譏諷清廷用人如同兒戲，不用林、鄧，而用顢頇無能的琦善之流，“但師賣塞牛僧孺，新換登壇馬服君”。《寰海》後十章第一首“漫言孤注投壺易，萬古澶淵幾寇萊”，借北宋寇準在對遼之戰中於小勝之後與遼簽訂“澶淵之盟”的史實來正告當權者不可孤注一擲。《都中吟》抨擊了清廷的捐納製度導致賣官鬻爵、貪汙腐化，他不禁想起漢代清正、廉潔的汲黯、張湯，“任法任人孰操券，請看汲黯張湯傳”。讀其詩，感覺到他以一種深沉的曆史眼光透視古今之變局。他的經世詩是史家之詩，也是政治家之詩。
（2）他的經世詩不僅揭露了現實的黑暗腐朽，批判了一班禍國殃民之輩，而且對時局所麵臨的種種危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明了解決問題的方法。他的詩歌不同於當時一般詩人僅停留於悲憤和失望，而是表現了學者敢於麵對現實，敢於為“天下師”的膽略、才能和眼光，這正是他的經世詩難能可貴之處。
（3）他的經世詩可以看作他經世學術之別體，他的經世之詩是他通過理性的思考，把學術思想加以情感化、形象化，並用詩歌的形式“撰寫”出來。如為了總結鴉片戰爭失敗的沉痛教訓、指陳方略得失，他撰寫了具有很高曆史價值的長篇紀實文章——《道光洋艘征撫記》，對鴉片戰爭的全過程作了全景式的記載。上篇主記廣州方麵的戰爭，下篇主記淞滬方麵的戰爭。如果說《道光洋艘征撫記》偏重客觀記事，議論成分不多，未能展開作者對此役的認識和看法，那麼他的《寰海》前十章、後十章及《秦淮燈船引》諸篇則不僅可與《道光洋艘征撫記》相互印證，還在更大的視角上反映了詩人對此戰前因後果的認識、戰和攻守得失的評價、用人是非功過的褒貶，並由此涉及影響此戰勝負其他因素的指評。隻是詩歌簡要精煉，語氣激烈，其學術論文則闡釋深刻，見解明晰。再如他的《江南吟》完全可同他的《默觚·治篇》、《籌漕篇》等相參看。
第三節 鴉片戰爭時期經世派的策論詩
這一時期，除了龔自珍、魏源，張際亮、林昌彝、包世臣、蔣敦複、鄭觀應、張穆、姚瑩、湯鵬等人都以經世致用為己任。魏源與龔自珍是同一時期公羊學派的著名學者，在經世與求變的學術觀上互引為知己。魏源“經濟、經學、史學，獨創一家”，龔自珍讚之曰：“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綜一代典，成一家言。”魏源著有《書古微》、《詩古微》，努力發掘今文經學，以救時弊。“《詩古微》何以名？曰：所以發揮齊、魯、韓三家《詩》之微言大義，補其罅漏，張皇其幽眇，以豁除《毛詩》美、刺、正、變之滯例，而揭周公、孔子製禮正樂之用心於來世也。”他還力圖恢複詩教傳統，把文學引向經世致用的途徑，並主張作詩有“三要”——“厚”、“真”、“重”，“厚”即“肆其力於學問性情之際，博觀約取，厚積薄發，所謂萬斛泉源也”。他認為“經天緯地之文，由勤學好問之文而入”。包世臣曾說：“士者事也，士無長事，凡民事皆士事也。”把研究和解決現實問題看作知識分子的任務，這一見解顯然和那些專鑽故紙堆、隻熱衷於考據的考據學者迥然不同。林昌彝治經精博，著有《三禮通釋》等；尤留心時務，鴉片戰爭爆發，著《平夷十六策》及《破逆誌》，林則徐認為是“真救世之書，為有用之作。其間規劃周詳，可稱盡善”（《家文忠公少穆宮傅書》，《射鷹樓詩話》卷首）。姚瑩“弱冠時即以經世自任”，“為學體用兼備，不尚空談”，“學問優長，所至山川形勢，民情得弊無不悉心講求，故能洞悉物情”。湯鵬“慨然有肩荷一世之誌”（姚瑩《湯海秋傳》），周濟也是“少與同郡李光洛、張君琦、涇縣包君世臣以經世學相切靡，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至是益交江淮豪士，互較所長，盡通其術，並詳訓練營陣之製”。他們對關係國計民生的漕運、鹽課、治河都表現出深切的關注，力矯時弊，砥礪才誌，留心時務，將今文經學和實學知識融為一體，開辟了經世致用的一代學風，形成一個主張改革圖強、救衰拯危的經世群體——經世派。
道、鹹時期的經世派呈現出六個特點。一是社會基礎廣泛，有朝廷權臣、地方大員、中下級官吏，也有布衣之士，形成頗有影響的經世思潮；二是繼承和發揚清初顧、王、黃“經世”、“務實”的學風，“留心時務”、“擅經濟才”，不喜空談，身體力行，學以致用；三是他們不是以實務之學為謀生之路，而是以匡扶天下為己任，治世濟民，實是近代實業救國的先驅；四是他們有比較清醒的頭腦，看到了社會存在的嚴重危機，敢於衝破禁錮，揭露時弊，倡導變革；五是他們不滿足於時人共有的仇洋禦侮的民族意識，而是積極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是如何才能抵擋住像洪水猛獸般湧來的鴉片，如何阻擊乘著鐵輪、攜著鋼槍大炮的外國侵略者；六是他們首先是學者，苦心經營的是經術之學，然後才是詩人，行有餘力才從事詩文創作，他們“以經濟之學相尚，不甚為韻語，故世亦罕稱其詩”，其中有一部分人甚至“目睹夫時危國病，非實學無以濟急，幾將盡絕讀詩作詩之觀念，以趨專途”。
當清王朝由盛轉衰、腐化加劇、危機四伏的時候，西方新興的資本主義國家卻在突飛猛進地強盛起來，他們霸氣流溢，野心勃勃，終於毫不猶豫地將艦隊開進了古老中國的海灣，鴉片戰爭爆發了。麵對千古未有之民族危機，經世派拂袖而起，以士大夫固有的社會責任心來解除當前國家民族所遇到的危難。鴉片戰爭時期經世派的實務之學主要包括四個方麵的內容：譏切時政，詆排專製，倡言變法；研討漕運、鹽法、河工、農事等大政；探究邊疆史地以籌邊防，“談瀛海故實”以謀禦外；變一味考辨古史為纂修當代史。
受這股經世學風的影響，他們掀起了不同於前朝的近代經世詩風，張際亮說：“學者貴會通，通於詩者通於政。”他們的詩歌揭露了侵略者的殘暴，反映了戰亂給人民帶來的痛苦，謳歌了為國捐軀的忠勇將士，但這並不是經世派詩歌的主要特征，這些內容在過去任何一個民族矛盾激化的時期，都會有類似的內容反複出現。鴉片戰爭前後的詩歌普遍具有仇洋愛國的情緒，經世派詩歌中有，保守派詩人的詩歌中有，甚至妥協派詩人的詩歌中也有。
經世派詩人不屑於“春夜傷心坐畫屏”（龔自珍《夜坐》），“相對新亭空灑淚”（孫義鈞《讀史雜感》），無奈地悲慨戰爭。在實務之學的影響下，他們要求詩歌也應倡言變法；譏切時政，詆責官僚集團腐朽無能；“談瀛海故實”以謀禦外，消弭煙患，抵禦外患。這才是這一時期經世派詩歌的主要特征。
經世派詩人強調詩歌首先要“經世”、“務實”，以文學的方式表現了他們的經世情懷和經世之術。因此他們在這一時期的詩歌針對性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強烈的現實性，凡不關時局、不談海患之詩都被擱在一邊，圍繞著如何消除煙患、如何打擊侵略者，把救危之術、製敵之策用詩歌的形式“撰寫”出來。
魏源就從政治的高度指出了禁絕煙患的根本措施，“中朝但斷大官，阿芙蓉煙可立盡”（《阿芙蓉》）。麵對列強的船堅炮利，要挽救頹廢之勢，隻有“師夷長技以製夷”，選派人員到外國學習，“周禮刑書周誥法，大宛苜蓿大秦艘。欲師夷技收夷用，上策惟當選節旄”（《寰海》十章）。他總結了清朝海防紕漏百出、首尾難顧的教訓，認為清朝水師的布置極不合理，重海防而輕河防，“滃州絕地海天涯，不與前朝版籍偕。那用敵人歸鄆邑，更分兵力守珠崖。金湯分踞三方壘，斧鉞森嚴十二牌。但識守江賢守海，何虞騷浙更騷淮”（《秋興》後十首）。必須盡快加以改變，“更使江防亟海防”（《寰海》後十章），才能改變不利的戰局。
從戰略的製定到戰術的運用，他們提出了許多克敵製勝之法。麵對戰爭失利，軍不堪戰，人心動搖的現狀，他們指出中國幅員遼闊，民心可信，民力可用，隻要善於籌劃，必定能打敗侵略者，“忠義乃在民，苟祿亦可恥。古人重召募，鄉團良足倚。剿撫協機宜，猖獗胡至此？我朝況全盛，幅員二萬裏，島夷至幺幺，滄海眇稊米，廟堂肯用兵，終當掃糠秕”（朱琦《感事》）。他們認為一些地方割據武裝作戰驍勇，足以擋敵，又有殺敵立功之心，可以招撫，讓其為國出力，“製敵當以奇，攻毒從其類。巨盜招使降，結之以恩義。大府躍馬來，群酋皆羅拜。謂公能用我，奮勇當一隊”（朱琦《紀聞八首》）。
侵略者長於火器，必須避敵所長，因地製宜，盡量利用有利的地形地勢，使敵人炮火的威力無法施展，躲開炮火，短兵相接，“潰亂知何因，猥雲炮猛利。我思炮所施，豈在肘腋地。先登苟共爭，短兵雜相繼。誰能十步內，轟擊不自避。下吳想開平，竹端布交係。炮來隨低昂，破之固有計”（陸嵩《感事》）。多采用突襲戰，用火攻法燒毀敵艦，“我苟聚精銳，倉卒乘三更，上流複縱火，巨艦焚縱橫，何難盡厥類，殲戮空城埛”（陸嵩《有問賊中事者，詩以答之》）。敵軍長於水戰，我方要盡力避免水上作戰，誘其登陸，圍而殲之，“敢拋水棚舍飛艫，百裏往還勝可圖。空炮懸檣方棄遠，包原背陘合摧枯。青塘韋粲沈淵易，赤壁周瑜縱火無”（孫義鈞《讀史雜感》）。“出水鯨鯢困，登山虎豹雄。用長先誘敵，得勢乃論功”（黃燮清《聞浙撫督師海上》）。也可采用驕兵法，“重頹赤幟驕夷幟”（《寰海》後十章），趁其麻痹輕敵之時一鼓而擊之。
他們分析了清朝軍隊戰鬥力不強的窳症，指出招募征調良莠不齊、缺乏管理和訓練的士兵，結果不是驅民至死，就是縱兵為患、臨戰怯陣、自亂陣腳，危害不淺，“官兵調不足，下令團鄉民。鄉民習耰，那解刃殺人。應募但遊手，本皆椎埋倫。卒聞賊船至，四散奔郊村。因之恣淫掠，荼毒耳忍聞。其中狡黠徒，更利奸夷銀。倒戈或前導，潰亂先官軍。誅之不勝誅，痛矣將誰論”（陸嵩《感事》）。
黃爵滋在友人即將帶兵出征之際，就行營的籌劃和管理向他提出了應注意的問題和應遵循的原則，“廟堂夫何為，籲咈谘皋禹。何以決難壬，何以符樂胥？何以絕因循，何以戒莽鹵？何以賤金銀，何以足倉庾？何以減征調，何以息疾苦？上斷下必行，內安外自禦。惟動而不居，惟靜而有所。惟恒以為規，惟一以為矩”（《海防篇贈臧牧庵從軍行一百韻》）。朱琦寄詩給在台灣率軍抗英的姚瑩，要他注意內亂，防止奸民與英軍內外勾結，滋生禍害，“木岡環亂山，野番恒雜處。奸民恣劫略，蛇豕紛蟠踞。滋蔓當預圖，番夷漸歸附。內亂苟不生，外寇豈足懼”（《紀聞八首》）。貝青喬看到外敵火器之利，建議我方也要多用殺傷震懾力大的大炮，才足以與之抗衡，“千斤重拽佛朗機，破敵全憑一震威”（《咄咄吟》）。
鴉片戰爭結束後，經世派在痛歎之餘，以深遠的眼光指出，侵略者貪婪之心絕對不會滿足，割地賠款換不到永久的和平，必須積極備戰，切不可陶醉於眼前暫時的平靜，“魏絳和戎豈息兵，君看唐漢最分明，匈奴累歲窺秦塞，回紇頻番逼渭城。自古鬼方須撻伐，即今王土尚承平。素馨落盡花田在，蛋戶休悲戰鼓聲”（張際亮《傳聞廣》）。
近代經世派不同於乾嘉學者，他們學術的最高理念是“學為政本”或“通經致用”，采取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人生價值觀，具有“為帝王師”或“匹夫而為百世師”的生命豪氣。他們詩歌中的學問從古典詩歌的經史考據、用事用典轉向務實之學、有用之學，他們把如何消除煙患、如何打擊侵略者，以及救危之術、製敵之策應用於詩歌之中，體現出近代詩歌學問化之路從傳統深奧的經史之學轉向與時事緊密相連的實學，可以說傳統詩歌更多的是關注學問中形而上的文化層麵，經世派詩歌看重學問中形而下的術數層麵。同樣是以學入詩，傳統詩歌偏重於學理的闡述，近代詩歌偏重於學術的運用。
第四節 洋務派學人的經世思想詩
清王朝延亙到近世，內憂外患交相侵逼，如同一座根基已壞的大廈，“更曆千歲，瓦毀墁壞，榱棟崩折，非不枵然大也，風雨猝集，則傾圮必矣”！天下士子或“然酣嬉鼾臥，漠然無所聞見；或則睹其危險，惟知痛哭，束手待斃，不思拯救；又其上者，補苴罅漏，彌縫蟻穴，苟安時日，以覬有功”。
曾國藩、郭嵩燾、張之洞等洋務派學人當然屬於第三類士人。他們於“清季政治為新舊遞嬗之際，亦新舊交爭之際，學術同然，新機不可不啟，舊統不可不存，乃克變而不失其正”，於是“啟沃君心，恪守臣節。力行新政，不悖舊章”，希望施展“經世之略”，實現“利濟之誌”，為內外交困的封建統治階級出謀劃策、排憂解難。錢基博說：“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一代名臣，聲施四海”，“通經欲以致用。”他們主張“今日而言治術，則莫如綜核名實；今日而言學術，則莫若取篤實踐履之士。物窮則變，救浮華者莫如質”，無論學術治術，都要講求實際、注重實踐。
但是，當涉及如何經世、用什麼經世以及經世的內容與方向等問題時，曾國藩等洋務派學人與稍前的龔自珍、魏源等經世派有明顯的區別。例如：
（1）是“借經言政”還是“恪守程朱”。龔自珍、魏源等人引經據典，是為了“以經術作政論”，“譏切時政”；對經書的解釋並不嚴格要求符合經典本意，在一定程度上還可根據需要而任意發揮。曾國藩等人以理學為經世之具，同時竭力主張要恪守“仲尼之本旨”，“恪守程朱”，不摻私見，對古人經書不能妄加評論。
（2）是“言利”還是“向義”。龔自珍、魏源等進步思想家的經世致用思想體現出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價值觀，他們提出“道存乎實用”的原則，他們的各項具體主張也是圍繞國計民生而展開的。曾國藩等人體現出重“道義”、輕“功利”的傳統價值觀，“功利”必須以不違“倫紀”為前提，雖然他們也論及國計民生之實務，如鹽、槽、賦稅、兵製、河工等，但這些實務都被作為“經世之禮”的附屬物，是服從於“禮治”這個中心的。
（3）是“驗於今”還是“證諸古製”。龔自珍、魏源等在“經世之學”中反對拘守古代典製，大膽地主張“不必泥乎經史”，他們的經世思想表現出厚今薄古的特點，曾國藩等人則主張今事必須驗諸“古禮”而不差，“證諸古製而不謬”，表現出厚古薄今的特點。
所以，道、鹹年間出現的經世思潮存在著兩個具有不同思想內容、特點和發展趨勢的思想流派：一是龔自珍、魏源等人打著今文經學旗號的經世派思想，要求變革、發展，著眼於國計民生問題，追求“富強”實效的經世內容，他們的經世思想符合時代精神；一是曾國藩等人打著理學旗號的經世派思想，以“複禮”為目的，著眼於解決威脅封建統治的“世道人心”問題，致力於“禮治”秩序穩固。他們的思想中也有注重和解決社會實際問題的合理性因素，表現出有限的進步性。
兩派經世思想的不同在他們的詩歌中也有所體現。
一、曾國藩的經世思想詩
曾國藩，字伯涵，一字滌生，湖南湘鄉人。《清儒學案》稱其“自為經生，研求宋儒諸學，洎通朝籍。覃精義理，兼事考據，深究古今興衰治亂，慨然有澄清天下之誌。……（其）經濟本於學問，每建一議，策於受事之始，及其成功，一如所言。求才若渴，加以陶鎔，中興名臣將帥，泰半出於所薦拔而造就之。服膺儒先，躬行實踐，省察克治，首重不欺。論學兼取漢、宋之長，要之致用。發為文章，起衰載道”。
曾國藩麵對風雨飄搖中的大清帝國欲力挽狂瀾。作為晚清一代巨儒，他認為振衰起弱的途徑應從學術人心入手，力圖將學術與治術、事功貫通起來，《清史稿》也雲“國藩事功本於學問”。但他並不沉溺於心性之談，而是著意於實行、實功、實用。他一再強調，無論是治學還是治國，都必須“不說大話，不說空名，不行駕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他的詩歌中也體現出他的這些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