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一些詩歌揭示出清王朝的種種社會危機和衰敗之象。如《詠史五首》（《詩文集》卷1）：“功高而不賞，謠諑來青蠅。吳起泣西河，伏波觸炎蒸。長城訖自壞，使我涕沾膺。”表達了清朝政府內部矛盾重重，互相攻訐，互相傾軋，陷害忠良，自壞基業。“長星十丈餘，白日墮霾霧。翾飛逐醪轂，燕雀爾何哄？”痛惜賢良之臣被逐被害，而操縱大權、炙手可熱的一班人物卻得意忘形；“萬物盜天地，豈況鼠在倉。木大忽顛揭，所食與俱亡。”指出貪汙腐化成風，動搖了國家根本；“人心有激宕，天意方洞。無辜或於罹，有罪覆解縱。九關森虎豹，闊越不可訟。”哀歎政治的黑暗與腐朽，人們不堪忍受，隻能奮起反抗；就在國內千瘡百孔之時，西方侵略者攜帶著鴉片，以鐵艦大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國人慘遭蹂躪，“逆夷昔爛漫，兵甲禦南東。殺人飼蛟鱷，大海為之紅”（《送黎樾喬侍禦南歸六首》，《詩文集》卷3）。
他的一些詩歌表達了學問離開實用，就是無用之學；士人如“通經不達時”，就是腐儒的思想，“迂腐譏《淵騫》，空疏訕商偃。前者激波瀾，後者恣鬥很”（《丙午正月二日作》，《詩文集》卷3）。他恥於徒事辭章之學，“鐫章琢句尋常事，激烈心情絕可憐。今日詞臣段頗牧，古來豪士出幽燕。……莫藉文章追往哲，要憑肝膽報皇天”（《書邊裒石詩集後二首》，《詩文集》卷4）。他甚至有點偏激地說：“男兒讀書良不惡，乃用文章自束縛。……丈夫求誌動謂莘，蟲魚篆刻安足塵！賈馬杜韓無一用，豈況吾輩輕薄人”（《感春六首》，《詩文集》卷3）。他希望天下士人能潛下心來，研求實務之學，“廿年深究齊民術，一卷新呈水利書”（《送唐鏡海先生九首》，《詩文集》卷4）。
曾國藩的詩歌與清代傳統的學人之詩相比，呈現出兩個不同的特點，一是以專門學術入詩的情況很少，尤其是乾、嘉詩人最喜歡的金石考據詩在他的詩歌裏極少見（翻閱他的詩文集，僅有一首考據詩《太學石鼓詩》，一首述學詩《題俞蔭甫群經平議諸子平議後》）。這說明他的詩已不同於乾、嘉學人之詩，表現出向抒情言誌的方向回歸的傾向，以學人身份作詩人之詩。二是他的詩歌闡發了經世思想，卻不像經世派詩歌闡述經世的具體方案、方法和途徑，也沒有經世派詩歌的譙怒疾呼之音以及隨之而來的匆忙、率易、膚淺、粗糙的缺陷，他的詩歌具有政治家雍容不迫的特征。
二、郭嵩燾的經世思想詩
郭嵩燾，字伯琛，號筠仙，湖南湘陰人。光緒初，召授兵部左侍郎，充總理各國事務大臣，出使英、法兩國，以病乞歸。嚐以海外諸國非撻所及，當深思因應之宜，力戒宋、明紛呶，以弭近憂，而宏遠謨。其與外人交，一持公誠，屏矜氣，歸於和，劑於應，辯難者仍直爭，西人鹹敬服焉。光緒十七年（1837）卒於家，年七十四。在裏主講城南書字兼思賢講舍，啟迪後進如不及，尤以扶植善類、獎拔孤寒為己任，學者稱養知先生。
郭嵩燾的洋務思想是他經世思想的主要內容。他對魏源《海國圖誌》讚不絕口，稱其“考覽形勢，通知洋情，以為應敵製勝之資。其論以互市、議款及師夷人長技以製夷”。郭嵩燾處理洋務力求“通古今之變，盡事理之宜”（《彭笙陔〈明史論略〉序》，《文集》卷6），他清醒地看到“與洋人交涉已成終古不易之局”（《致沈幼軍製軍》，《文集》卷11），中國應該知情、順勢、依理來處理外交事務。所謂“情”，就是實事求是地考察洋情、掌握洋情，“能知洋情，而後知所以控製之法，不知洋情，所向皆荊棘也”。他認為“夷人之變，為曠古所未有”，因此與這樣的對手打交道，必須謹慎從事，“處之不得其法，則議論繁多，變故滋生，往往小事釀成大事，易事變成難事，以至貽累無窮”。所謂“勢”，是指世界和中國的基本形勢，以及根據客觀形勢所應采取的策略方針，“勢者，人與我共之者也。有彼所必爭之勢，有我所必爭之勢，權其輕重，時其緩急，先使事理了然於心”。郭嵩燾吸取曆朝經驗，強調審度國勢在對外交涉中的重要性，“中外之相製，強則拓地千裏，可以戰，可以守，而未始不可以和……計戰與和二者，因時度勢，存乎當國者之運量而已”。所謂“理”，就是按條例規則辦事，以理待人，“理者，所以自處者也。自古中外交兵，先審曲直。勢足而理固不可違，勢不足而別無可恃，尤恃理而折之”。郭嵩燾指出在對外交涉中，必須考求“事理”，可以理折服洋人，維護國家權益，因為“夷狄之民，與吾民同”。在“情”、“勢”、“理”兼顧的情況下，郭嵩燾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方針。
郭嵩燾慨然有用世之心，“片雲飛墮楚冊孤，盡有遊談佐廟謨。白日當關驕臥虎，西風橫笛感啼鴣。樹榆何必輸安國，細柳寧聞任亞夫？曆代規模誰得失，空傳懷疏起雄圖”，“麒麟高閣妙圖形，端拱甘泉接萬靈。兵甲再施元聖略，車書一軌百年型。宋明局勢真旋踵，董賈經綸欲哄廷”（《苦雨四首》，《詩集》卷11）。“張騫持節出河源，一見端應勝萬言。空使徐嚴誇論策，幾聞頗牧靜邊藩？幅員茫昧成窺井，風雨棲遲好閉門。百尺高鬆無恙在，隻應長對阮公論”（《和眉生見贈四首》第二首，《詩集》卷11）。
他對清朝政府的外患有著清醒的認識，“兩載悉西虜，懸軍碣石開。虎狼深內地，魚鳥上邊台”（《寄唐孝廉治江南》，《詩集》卷2），“旅獒不入王都貢，坐見煙塵四海青”。他盡管提出了和平外交的思想，但是對清政府一味妥協西方侵略者表示擔憂，對熱衷於妥協的誤國之臣十分不滿，“和戎魏絳豈疏虞”，“複道金繒歸浩劫，枉從狐鼠乞殘生”，“森嚴門限誰摧壞”（《出都雜感》，《詩集》卷2）。戰敗之後，他認為必須吸取過去疏於防備、臨敵驚慌失措的教訓，以警醒的語氣說：“今日當關戈甲偃，補牢雖晚未嫌遲”（《豐樂鎮書壁六首》，《詩集》卷2）。“灌門一夜千檣集，螟駕白浪高崔嵬。島夷貢納阻一水，崖水蕩蕩誰所開。豈無牧令驅除力，征兵十道何有哉！海門烽火諸城逼，當官慘淡無顏色。廟堂深意且招徠，逡巡恣彼窺門閾。雕弓鎖甲足侯要，小邦亦古子男國。萬一天綱有凋瘵，君須走馬前殺賊”（《送吳英樾之官浙江》，《詩集》卷4）。並對防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昔遊越巂間，西師難初構。灌門事反複，熛至帆檣湊。轉深掠崖山，石火裂穹岫。更聞閩與粵，萬舶奔飛溜。昭昭睹天狼，有弧不及彀。須防章武郡，中國屏藩舊。廩廩河東公，屹立懾強寇”（《寄呈陸方伯建瀛》，《詩集》卷3）。他指出要加強長江口及京津等要害地區的防衛，以防事發突然，措手不及。
他認為在當前敵強我弱的情況下，以容忍為要，不宜和他們開戰，隻有待日後強大了，才能對西方侵略者強硬，“島夷有要約，朝野氣徒結。陰謀展時日，濡忍用此訣。冥行四十年，國恥誰能雪？建武運中興，北庭請詣闕。班掾議酬答，稿草並論列。豈無應對才，發言能屈鐵”（《苦雨四首》，《詩集》卷11）。對外政策的製定要深謀遠慮，不能迂腐呆板，“西法爭新巧，深機在遠交”（《左恪靖侯挽詞》，《詩集》卷14）；必須“端須持尺寸，權量及瑣屑。寧為世俗訾，或幸資補綴”（《顏貞女詩》，《詩集》卷14）。
郭嵩燾對內亂也有很清醒而又深刻的認識，尤其是針對太平軍起義的原因及鎮壓措施，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弊政多端、民不聊生是太平軍起義的根本原因：“漢家稗政固多端，禍起黃巾一局殘。江路經年猶燕處，鍾山終古失龍蟠。枕戈有暇籌防禦，厝火何人策治安？君看烽煙傳小警，長途飛檄浩漫漫。”指責一些地方官沒有吏治理財之能，徒知搜刮民脂民膏來完成國家賦稅，致使百姓無法安生：“詔書寬大惜黎元，誰識軍興耗費煩？經國要諳《鹽鐵論》，拜官先失政刑源。錐刀析利徒為擾，閭裏輸忠未敢論。他日廟謨誅卜式，論才終愧漢公孫。”他認為朝廷要招募的不是不顧大局、擁城自保者，而是敢於出擊、為國建功者：“嬰城蘇峻原無策，臨敵王恢亦是才，要識奔堤緣蟻穴，豈聞下詔覓龍媒”（《感事四首》，《詩集》卷5）。痛斥不知國之安危、一味獻媚取寵者，“交口誦升平，人人盡伊呂。劉向條災異，鑒往如列炬。轉石與拔山，持論徒毛舉”（《苦雨四首》，《詩集》卷11）。
郭嵩燾主張培養新式人才，以實學取代虛文。他鑒於“捐例廣開，人尚虛浮，士鮮實學”，呼籲“方今要務，莫急於崇尚實學，振興人文”。他對清政府的官吏任用選拔製度頗為不滿，認為如此選拔出來的人隻會擺架子，隻會爭吵空談，拿不出切實可行的辦法，“人才奔湊千途進，世局喧闐一曲終。意氣淩人真作劇，摶沙鬥草走村童”（《和眉生見贈四首》之二，《詩集》卷11）。他認為仕途之人，才幹須能治理社會，能經營一方，“古之求仕人，實資駕禦才”（《送王待聘歸湘鄉兼寄曾九弟國荃》，《詩集》卷4）。如果沒有經天緯地之才學，縱功名有成，也是迂腐懦弱之人，“丈夫不學縱橫術，掇拾卿相療寒餓”（《胡雲璈〈屺瞻圖〉》，《詩集》卷3）；“世俗急榮名，空腹如瓠壺。徒聞磊落士，皓首箋蟲魚。雖得一命榮，詎使心膽舒”（《不洪君題其大父吳興守〈著書圖〉》，《詩集》卷4）。他痛批空談誤國之人，“讀書不適用，不如手一壺。哆口陳危言，徒為史傳巫”（《程定甫先生〈秋夜讀書圖〉次王益吾韻》，《詩集》卷14）。他看不起徒事辭章之學的人，“隻如文章一小伎”，“誰能探本篤經術”（《送汪太史廷儒使畢還朝》，《詩集》卷3）。讚揚了“或敘經典，或明政術”的學者，“王符高論在，或許續《潛夫》”（《奉簡陳信州五首》，《詩集》卷3），“王符近有《潛夫論》，與子同為磊落人”（《與黃太史彭年》，《詩集》卷4），“讀書用世政須此，莫倚著述藏名山”（《王君〈讀書圖〉陸員外鍾漢屬作》，《詩集》卷4），“生平一寸心，六經手耘鋤。博采經濟資，泛濫晃董餘。齗齗陳水利，足備河渠疏”（《為洪君題其大父吳興守〈著書圖〉》，《詩集》卷4），“縱橫王會圖中見，天下車書自一家”（《贈越南使臣阮臣懦夫侍郎》，《詩集》卷11）。尤其是國家民族處於危難關頭，更應講求拯世救危之策，而不是空談，“時艱文學論鹽鐵，生計人家樹薤榆”（《次韻魏弼峰見贈二首》，《詩集》卷14）。
郭嵩燾的詩歌總體上呈現出傳統學人之詩轉向“新版”學人之詩的過渡狀態。他的詩歌不具有乾、嘉學人之詩的風貌，在他的詩集中沒有純粹的學問詩，隻有《鄒見嶽太仆〈嘉靖壬戌會試朱卷〉詩為鄒資山作》（《詩集》卷10）、《河伯潭》、《磊石山》（《詩集》卷13）等幾首學問化程度較深的詩。他說：“予自三十六七以來，遂廢詩文之業，蓋謂今之詩文者，徒玩具耳，無當於身心，無裨於世教，君子固不屑為也。”（《詩集》自序）這固然是傳統學人輕視詩文的觀點，但也體現出他的經世思想。
1877年，郭嵩燾被清政府任命為駐英法公使。然而身處異國的他並沒有被異域文化所吸引，詩集中沒有一首反映近代西方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民主製度和曆史文化的詩歌，隻有兩首描寫異國的景物詩：“客行國萬八千裏，忽忽移居咫尺間。天地容身無礙小，人禽爭食隻求頑。九衢車馬奔成海，萬戶雲煙疊似山。小作遷家高處住，支窗容我一開顏。”（《移居》，《詩集》卷12）“細碎風聲昨夜聞，曉寒輕幌綴冰紋。鳩呼日出朝煙濕，鵲踏枝翻細雨紛。忽憶妙高峰頂雪，招來嶽麓寺前雲。殊方歲晚真無奈，取次顛狂借酒醺。”（《早起見雪喜而作》，《詩集》卷12）這說明郭嵩燾的詩學思想和視野還遠沒有跨入“新世瑰奇異境生，更搜歐亞造新聲”的“新版”學人之詩的行列中。
三、張之洞的經世思想詩
張之洞，字孝達，號香濤，直隸南皮人。《清儒學案》稱他“實事求是，師漢儒；檢束身心，師宋儒。嚐謂先博後約之教，孔、孟所同，故鴻才碩學，博術群書，而宅中官運亨通正，操履篤實，終身不懈”，“合漢、宋、中、西，以求體用兼備之學。規模閎遠，軌轍可循，雖時勢所趨，未必盡如其誌，守先待後者，所當奉為龜鑒也”。
張之洞早年以清流派自居，“誌士豈自見，動與艱危尋。竹箭無曲枝，卷葹多苦心。白日有覆盆，刳肝訴九閽，虎豹當關臥，不能遏我言”（《送馮竹儒焌光赴湖北入益陽胡撫部幕》，《詩集》卷1）。他對晚清天災兵燹相乘的時局深有感觸，“趙北方憂水，河陽尚用兵”（《南歸道中作，時懷慶被困，訥督部爾經額恩、尚書華勝、飲差保托、將軍明阿李撫部僡合兵援之》，《詩集》卷1）。對國人耽於安樂、無視危機、文恬武嬉、腐敗叢生、終成大亂深表憂慮，“刁調青末，終致沙石飛。嵬金堤高，安知蟻穴危。清晏五十年，養此氓蚩蚩。文吏吾公醉，武卒市人嬉。江南信可哀，河北守者誰？勢欲括赤縣，與之作潢池”（《哀時》，《詩集》卷1）。對西方列強的入侵，清政府怯弱無能，一味妥協擔心不已，“海水群飛舞蜃螭，甘泉烽火接令支。牟駝一旅猶言戰，河上諸侯定出師，地孽竟符蒼鳥怪，天心肯使白龍危？春秋王道宏無外，狹量迂儒那得知”（《海水》，《詩集》卷1）。
張之洞早年屬於援引經旨，放言高論，不免流於空疏的清流派，中年以後轉變為師夷長技、實業救國的洋務派。有兩個因素促成了他的轉變：一是任山西巡撫時接觸了李提摩太，二是甲申戰後被堅船利炮打醒。如果說前者是引子，那麼後者就是關鍵。對於張之洞思想上的這一巨大轉變，其幕僚辜鴻銘分析得非常透徹：
當時濟濟清流，猶似漢之賈長沙、董江都一流人物，尚知六經大旨，以維持名教為己任。是以文襄為京曹時，精神學術無非注意於此。即出膺封疆重任，其所措施亦猶是欲行此誌也。洎甲申馬江一敗，天下大局一變，而文襄之宗旨亦一變，其意以為非效西法，圖富強，無以保中國；無以保中國，即無以保名教。
中法戰爭期間，他負責籌餉購械，捉襟見肘，艱難萬端，深刻體味到了仰人鼻息的艱難：
去年各省設防以來，所購軍火不下數百萬金，而良粗不齊，且損重費；甚至居奇抑勒，借口宣戰，停運截留，種種為難，令人氣沮；其運腳、保險、行用等費扣至四五成不等。仰人鼻息非長策。（《籌議海防要策折》）
張之洞的洋務思想在他的《連珠詩》裏有所體現，第二十六首雲：
乞火不如取隧，寄汲不如鑿井。求己勝仰人，勞暫逸乃永。嬰兒在人掌，待乳存徼幸。貧士衣中珠，未索自不省。世人誌在偷，不好精進猛。齊景但出涕，趙孟惟顧景。亦如士為學，剽竊非修綆。謀國計久長，豈得飾清淨。國與天地立，眾醉須獨醒。吾聞周易象，自強為要領。（《詩集》卷3）
袁昶謂此章乃“言天積氣而成剛，士積精而自強，國積賢而道昌。必終日乾乾，終夕惕惕，以自強不息為要領，然後可與圖治”。意在強調自強的重要性。前文提到中法戰爭時，張之洞負責購買洋槍洋炮，受人製約，每多掣肘，正如嬰兒在人掌，有沒有奶喝自己說了不算。所以張之洞強烈地感受到國家要強大，靠外來的援助是不可能的，“求己勝仰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獲取自己想要的東西。每個人，每個國家都有潛在的能量，就像貧士衣中之珠，而如何利用衣中之珠來致富，就要戒除懶惰之心，從根本做起，勤為砥礪，以長久為計，那麼終會有所成。
《連珠詩》第十四首：
越人衣文蛇，代馬依北風。習俗尚各別，禮樂豈苟同。聲教化所始，非類神所恫。病吟不改舄，囚操不移鍾。文軌古自一，皮卉今交通。胡纓與蕃樂，汩亂安所終？物曲雖博取，王製乃常宗。許孱乘荊車，魯殃作楚宮。讀書歎微管，適野憂其戎。能嚴內外辭，方有膺懲功。吾聞白太傅，華聲諷樂工。（《詩集》卷3）
袁昶謂：“此章言《小雅》道缺，四裔交侵，外侮之來，乃內蠹有以召之。”其實這首詩表達了張之洞對待西學的態度，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物曲雖博取，王製乃常宗”，謂可以學習外夷的器物，不能學習他們的文化。“許孱乘荊車，魯殃作楚宮”，謂學習外來事物如果喪失自我，化於夷而不能化夷，必會帶來禍患。張之洞還認為要盡快培養精通洋務的人才，熟悉國外情況，才能更好地與西方列強溝通，“故知能道勝要盟”（《贈日本長岡護美三首》，《詩集》卷4）。
張之洞反對空談，強調要有真才實學，經世濟用，“士貴知道要，不在誇多通”（《連珠詩》，《詩集》卷3），“空談吏治兔園流”（《唐明皇》，《詩集》卷4）。士人當求濟世之學，讀經世之書，“問君據案讀何書？乃是黃帝太公之陰符。神州如沸何人責？作此寂寂真非夫。既不羨賤儒科名嚇腐鼠，複不為才人詩酒鬥龍虎。纖美儀容何害崔伯深，縱橫大略誰識陳同甫”（《卯金子行贈姊夫劉伯洵》，《詩集》卷1）。他看不起徒事辭章的文人，“宋玉景差無學術，僅傳詞賦麗千秋”（《屈大夫祠》，《詩集》卷2），“亦如文章士，苦心自抽繅。究竟歸幻滅，何補人一毫。造幽和已滑，極絢精必遙。人賞等玩物，不嚐如風飄。老聃薄虛車，揚雄悔刻雕。空憐投溷賀，複笑秋蟲郊”（《連珠詩》，《詩集》卷3）。
他所景仰的古人都是些經世韜略之士，如“辭達風清兩義均，輕縑大練濟時臣”（《讀史絕句二十一首》，《詩集》卷4）的張九齡、“手扶日月起泥塗，刀筆誰能薄吏胥？坐擁神皋建宗稷，先爭始計在圖畫”的蕭何、“一椎已竭孤臣力，三略終成帝者師”的張良、“少學申商強受經”的晁錯、“定策功高”（《詠古詩》，《詩文集》卷9）的霍光。肯定了當世身懷韜略的人，如讚揚喜好講求兵事的吳子珍“文瀾不取歸熙甫，兵略時同魏默深”（《挽同年吳子珍》，《詩集》卷1）；表彰對內精於吏治，對外能出謀劃策的袁昶“七國連兵徑叩關，知君卻敵補青天。千秋人痛晁家令，能為君王策萬全”，“民言吳治無雙，士道文翁教此邦”（《過蕪湖吊袁漚簃四首》，《詩集》卷4）；旌揚頗有韜略的柯遜庵“不辭霜鬢與灰心，廟略堅強挽陸沉”（《六十九歲生日，柯遜庵中丞賦詩為壽，慚惶感歎，奉答二首》，《詩集》卷4）。
他所作的《連珠詩》（《詩集》卷3）是其經世詩最集中的表現。
第一首言當政者如無遠慮，必有近憂，“賢惜沒世名，聖為百世謀。宣尼日棲皇，公旦思綢繆。天高可倚杵，海深或斷流。陽烏畏仰射，六鼇防垂鉤。吾聞堯與舜，日為天下憂”。袁昶謂：“此章戒處高位者，無事時盤遊怠敖，必至於釀亂。故明君良相常製治於未亂，曙戒於幾先。”
第二首謂國家選取人材要以德為先，品節敗壞的人為害性愈大，“相士貴取節，非謂根本傷。菀集枯則背，饑縶飽且颺。其始受操縱，其終不可量”。
第十首勸當政者去嚴刑而從簡政，“作聖容為本，用晦明之符。坐照有心鏡，象罔得玄珠。隋文好聰察，肘腋忘獨孤。懷君辨白馬，無救國為墟。王道如春台，亡國如秋荼。法煩亂愈生，徒快巧吏胥。救國且不給，安問宏遠謨。吾聞史公書，漢興由破觚”。
第十一首告誡當政者以勤政為本，耽於宴樂必將不思進取，“酖毒生宴安，善心出勞苦……吾聞周公旦，無逸戒聖主”。
第十五首認為國家用人必須謹慎穩當，切不可重用空談無當、紙上談兵者，“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兵係國存亡，將係民生死。書生好大言，法吏多吝鄙。劉秩陳陶覆，吳隱廣州委。謖才蹶街亭，琦賢挫好水。軍容唐掣肘，言路明閧市。罷鎮歸郡縣，宋氣不能起。能兼文武才，翁歸世無幾。老馬識徑途，老卒知營壘。吾聞漢高皇，哀歌思猛士”。
第十八首言當政者當剿撫並用，恩威相加，剛柔相濟，“君子有卷舒，帝王有弛張。南越綏以柔，匈奴克以剛。李煜馴而滅，仲謀抗而王。度德為進退，相時為行藏。洪範陳皇極，極以中為綱。吾聞孫思邈，智行兼圓方”。
第二十五首言當政者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三人成市虎，一裏能撓椎。習非可勝是，誌士之所悲。無端亦無末，徒以戾俗訾。蒙深誰能擊？複窮凶在迷。黠者詐不汗，愚者悍不思。飽食百無事，但為哆口箕。既有盈篋謗，豈無投杼疑。可使童生角，能變素為緇。以此理亂樞，供彼談笑資。任賢賢必搖，舉事事必隳。訛言既莫懲，國事遂阽危。不信嗃嗃多，救藥無所施。吾聞《小弁》篇，君子舒究之”。
第二十七首言當政者當有容納百川的胸懷，使天下之民各得其所，“良醫之門多病人，隱栝之門多曲木。能者用其能，老死猶不足。龍蛇堯階儆，駔盜孔門育。天意主仁閔，聖政哀惸獨”。
第二十八首言當政者要恩義並施，寬嚴有度，“不聰不明，不能為王；不癡不聾，不能為公。家國雖有別，恩義貴得中。正位稱嚴君，嘻嘻以吝終”。
第二十九首言當政者貴在才無大小，能人盡其用，用盡其能，“造父無馬無所見其能，羿無矢無所見其巧。不患國無人，有賢不知寶。有不得其用，用不盡其道。掣肘作書難，狐搰成功少。廉頗棄異邦，樂毅不自保。信陵徒飲酒，屈原空起草。虞卿著書窮，荀況作賦老”。
第三十一首言當政者平時要廣施仁政，惠及萬民，才能國治民安，禍亂不生，“王道利萬民，惟在因自然。吏良若慈父，不必讀法煩。政平若雨澤，不必煦沫憐。勸桑拔民茶，勸農蹊民田。清丈奪民時，青苗貸民錢。水利拂民俗，保甲擾民眠。不見倉箱溢，但聞冠蓋喧。冤獄不能察，罪人施蒲鞭。寇兵不能禦，亂後埋傷殘。堤防不早築，災後施粥饘。有司書上考，閭裏減炊煙。雖或勝貪饕，實足長巧奸。吾聞劉子政，去害馬自全”。
第三十二首言當政者要克己勤儉，清心寡欲，“人君思恤民，莫如先寡欲。鷇食與鶉居，鎮以無名樸。漢文履革舄，宋仁惜羊肉。所省能幾何？克己為化俗。務觀民廢業，貴珍吏貪黷。木鐸何人聽？戒石何人讀？夜飲國失日，求仙巫蠱伏。上好下必甚，有如景響速。諒哉為君難，不得稍快足。無怪石戶農，甘心辭黃屋。吾聞唐開元，身瘦天下福”。
張之洞的詩歌雖然出現了積極的經世思想，但與同時代的維新派學人之詩大相徑庭。這從以下兩個方麵表現出來：
一是晚清以來，隨著國門的被迫打開，一些前所未見的新鮮事物紛至遝來，同時一些新名詞也隨之而來。於是，很多詩人筆下紛紛出現新名詞。即使如陳三立這樣的舊派詩人，其《散原精舍詩》中也出現了大量的新名詞，比如“安得神州興女學，文明世紀汝先生”（《視女嬰入塾戲為二絕句》）、“家庭教育談何善，頓喜萌芽到女權”（《題寄南昌二女士》）等。至於“詩界維新”派中的人物如黃遵憲等，其筆下新名詞之多更是難以統計。陳三立、黃遵憲都曾在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但張之洞為詩絲毫沒有沾染這一風氣，從來沒用使用過新名詞。張之洞提倡雅正，在他看來用這種新名詞是不雅的。從汪辟疆《記張之洞》中可以看出他對新名詞的態度：
易實甫亦文襄所賞，朝夕進見，靡會不從，後以奉命擬文稿，中頗用新名詞，文襄大怒，戒從官：“以後易來謁，毋得通報。”其喜怒有如此者。文襄獎新學，而喜舊文。又一日見一某君擬件，頓足罵曰：“汝何用日本名詞耶？”某曰：“‘名詞’亦日本名詞也。”遂不歡而散。
張之洞的詩歌中有“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意識，他於西學並非全然外行，未曾涉獵，其詩歌卻極力排斥西學，即使詩筆涉及域外，如《俄國太子來遊漢口，饗燕晴川閣，索詩索書，即席奉贈》、《希臘世子》、《贈日本長岡護美三首》、《送沈乙庵上節赴歐美兩洲二首》等，也依然不見域外思想。這種詩如果是黃遵憲等人寫起來，肯定是馳騁西學，滿紙新名詞。
二是張之洞的思想秉承傳統的儒家思想，對有悖於儒學的“新學”難以接受，在《學術》一詩中他寫道：“理亂尋源學術乘，父讎子劫有由來。劉郎不歎多葵麥，隻恨荊榛滿路栽。”並自注道：“二十年來，都下經學講《公羊》，文章講龔定庵，經濟講王安石，皆餘出都以後風氣也。遂有今日，傷哉！”（《詩集》卷4）這決定了他的詩歌不可能突破傳統詩歌的畛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