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之世，清王朝在達到繁盛的頂峰之後逐漸走向下坡。到道光時期，封建統治已是危機四伏，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內則災燹頻年，吏治腐敗，國庫空虛；外則列強覬覦叩關，海患日急，封建階級中的開明有識之士對社會危機惶惶不安，逐漸失去了無征不信、引經據典的雅致，積極探求解決社會危機的切實可行的辦法，他們既反對漢學家們尋章摘句、煩瑣考證、脫離實際、厚古薄今的風氣，也反對宋學家們空談義理、潛修心性、不問國計民生、不能解決現實問題的做法。他們主張“經世致用”，“以經術為治術”，力圖從舊學中找尋匡救的藥方，解決實際問題，即興利除弊、強國禦侮。於是學風由乾、嘉時期的崇實求證、考據訓詁轉向了近代的經世致用、崇變求新。
受之影響，近代詩風也為之一變。陳衍說：“道光之際，盛談經濟之學。未幾，世亂蜂起，朝廷文禁日弛，詩學乃興盛。”由雲龍也說：“道鹹以來，國事日非。非講求經世之學，不足以濟時；非主張變通之道，不足以應用。於是今文之學興，公羊三世之學說盛。其時之學者，如龔定庵、魏默深輩，皆今文學家，喜談經濟。而其詩亦皆廉悍堅卓。”他指出危機變亂漸興，政治相對寬鬆，近代具有新思想的學人的學術風向發生了轉變，已遠離乾、嘉樸學的軌跡的事實。相應地，他們的詩歌無論從思想內容還是藝術風格來看，都有別於乾、嘉時期的學人之詩，為古典詩歌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代詩壇呈現出新的氣象，故汪辟疆說：“有清一代詩學，至道鹹始極其變，至同光乃極其盛”，“大抵怵於世變，思以經世之學易天下，及餘事為詩，亦多詠歎古今，指陳得失。或直溯杜公，得其沈鬱之境；或旁參白傅，效其諷喻之體。故比辭屬事，非學養者不至，言情托物，亦詩人之本懷”。
第一節 學之別體，詩之新聲：論龔自珍的詩歌
最先感覺到大清帝國繁盛的表麵下潛藏著巨大危機的是龔自珍。
龔自珍，字璱人，浙江仁和人。“生平著作等身，出入於九經、七緯、諸子百家，自成一家。”（《清史列傳》卷73）“其為學，務博覽……熟習掌故，通蒙古文，長於西北輿地，旁逮諸子、道釋、金石、術數，莫不貫通”。魏源說他“於經通《公羊春秋》，於史長西北輿地。其為文以六書小學為入門，以周、秦諸子吉金樂石為崖郭，以朝章國故、世情民隱為質幹，晚猶好西方之書，自以為造深微雲”。梁啟超說他“小學多得自段氏（玉裁），而經義則挹莊（存與）、劉（逢祿）；又好治史，憙章實齋學，言六經皆史；又學佛，欲排禪宗，衍教下三家”。他不但繼承了清初顧炎武等人“經世致用”的精神，也推揚其“博學崇實”的學風，“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言其家事”。
盡管龔自珍以詩鳴於近代，但無論是從誌趣來看，還是從學術著作與詩集厚重的對比來看，他首先是個學人，然後才是個詩人，他以經世之學為平生誌業，詩歌創作對他來說僅是餘事。
一、“學之別體”
龔自珍相當一部分詩歌是作為其“學之別體”而存在的。在龔自珍的學術中最突出的是他的今文經學和佛學。他的詩歌也明顯地體現出這兩種學術思想。
龔自珍繼承了劉逢祿等人的今文經學，“端門受命有雲礽，一脈微言我敬承。宿草敢祧劉禮部（逢祿），東南絕學在毗陵”（《己亥雜詩》第59首，《己亥雜詩》以下簡稱《己》）。“從君燒盡蟲魚學，甘作東京賣餅家。”（《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其六）他的詩歌體現了今文經學主要的思想：
第一，繼承《公羊傳》的“三世”說與《周易》變通觀，以“三世”之說申述嘉道之世正值“萬馬齊喑究可哀”（《己》第125首）、“忽忽中原暮靄生”（《雜詩，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師作，得十有四首》）之衰世，提出“枉破期門佽飛膽”（《己》第45首）、“不拘一格降人才”（《己》第125首）等大膽變革社會政治的主張。
第二，繼承了《公羊傳》對《春秋》“大一統”，“聖無外，天亦無外”，四海本是一家的思想，“黔首本骨肉，天地本比鄰。一發不可牽，牽之動全身。聖者胞與言，夫豈誇大陳？四海變秋氣，一室難為春。宗周若蠢蠢，嫠緯燒為塵”（《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二），“麟生鳳降豈有種？況乃一家中國猶弟兄”（《漢朝儒生行》）。
龔自珍用力於佛甚勤，修纂佛學典籍多部。平時努力思索著佛經的真義，往往“聞茶沸聲，披衣起，菊影在扉，忽證法華三昧”（《己》第78首後注），甚至在旅途中也修持不斷，“車中三觀夕惕若，七藏靈文電熠若。懺摩重起耳提若，三普貫珠累累若”（《己》第22首）。
龔自珍的佛學歸宗於哲學思辨極為豐富的天台宗，天台宗的“一心三觀”、“一念三千”、“三諦圓融”、有情無情等教義激起了龔自珍心底的默契與共鳴，他希望通過天台宗等佛學參透人生的價值，所以他許多詩歌直接闡述了天台宗的教義。“如何從假入空法？君亦莫問我莫答。若有自性互不成，互不成者認佛刹”（《己》第161首），闡發了天台宗“從假入空”和“互相遍應”的理論。“空觀假觀第一觀，佛言世諦不可亂。人生宛有去來今，臥聽簷花落秋半”（《己》第226首），闡發了天台宗《修習止觀坐禪法要》中“觀心”修煉過程的三個階段以及三種時間觀。“吟罷江山氣不靈，萬千種話一燈青。忽然擱筆無言說，重禮天台七卷經”（《己》第3l5首），闡發了天台宗無言心悟之至境的思想。
至於他詩歌中引用釋典，真如天女散花，隨處皆是，令人眼花繚亂。如《西郊落花歌》：“先生讀書盡三藏，最喜維摩卷裏多清詞。又聞淨土落花深四寸，冥目觀賞尤神馳。西方淨國未可到，下筆綺語何漓漓。”短短幾句就用到了《維摩詰所說經》、《瓔珞經·普稱品》、《大乘義章》、《妙法蓮華經·化城喻品》等佛學經典。
龔自珍其他方麵的學術在其詩歌中都有反映。“孝子忠臣一傳成，千秋君父名先裂”（《嗚嗚硜硜》）、“三策天人禮數殊，公孫相業果何如”（《讀〈公孫弘傳〉》）、“讀到嬴劉傷心事，誤渠畢竟是錐刀”（《己》第15首）等體現出他在史學方麵“誦史鑒，考掌故，慷慨論天下事”（張維屏《國朝詩人征略》）的造詣；《周信之明經中孚手拓吳興收藏家吳晉宋梁四朝磚文八十七種見貽，賦小詩報之》、《以奇異金石文字拓本十九種寄秦編修恩複揚州，而媵以詩》體現出他在金石學方麵“征文考獻陳禮容”的成就；“碧紗櫥護阿芙蓉”（《己》第85首）句中“阿”字之考證，“三秋不隕芙蓉”（《己》第223首）句中“”字之考證可反映出他在文字學等方麵的素養；“麟趾褭蹄式可尋，何須番舶獻其琛”（《己》第118首）、“不行官鈔行私鈔，名目何人餉史家？（《己》第119首）”、“瓊林何不積緡泉？物自低昂人自便”（《己》第175首），體現出其貨殖思想。
作為一個學人，龔自珍的詩歌表現出強烈的學術史意識。《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四）》對諸子爭鳴和儒學獨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崛起有人扶左氏，千秋功罪總劉歆”（《己》第57首）闡述了他對劉歆興《左氏春秋》的總體評價；《常州高材篇，送丁若士》詳細梳理了清代常州學派的源流支脈；“一脈靈長四葉貂，談經門祚鬱岧嶢。儒林幾見傳苗裔？此福高郵冠本朝”（《己》第148首）概述了高郵王氏學派的宗支等。《己亥雜詩》從第47首開始敘述自己從事校讎之學到第82首敘研習天台宗佛典（中間有斷隔），用25首詩歌集中回顧了自己的學術生涯和著述，儼然撰寫了一部自身的學術史。
二、“詩之新聲”
龔自珍的詩歌有著異於傳統詩歌的新質，體現出哲人的眼光和誌士的情懷。
（一）龔自珍的詩歌具有超前的時代敏感性
嘉、道時期，天朝大國的彩釉早已皸裂剝落，危機四伏。清朝統治者卻依然尋歡作樂、醉生夢死而不知覺悟，“秋氣不驚堂內燕，夕陽還戀路旁鴉”（《逆旅題壁，次周伯恬原韻》）。即使是士人階層也較少有人覺察到隱藏在帝國根基深處的危機，許多詩人要麼以盛世之音、高格朗調頌揚文治武功，粉飾出盛世聖主的一派興旺；要麼吟詠風月，表現出太平之世下的悠然自得，“其時所傳之詩亦唯頌諛獻媚，或徜徉山水，消遣時序，及尋常應酬之作”，“辭多愉悅，異時諷誦，了無動人”。龔自珍以時人少有的犀利眼光和鋒銳的思想，成為時代“知幾其神”的敏感者，誠如梁啟超所言：“舉國醉夢於承平，而定庵憂之，蔑然若不可終日，其察微之識，舉世莫能及也。”“觀理自難觀勢易，彈丸累到十枚時”（《己》第19首），他犀利地指出清王朝已到了“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的境地；“浩蕩離愁白日斜”（《己》第5首）、“白日西傾共九州”（《懷沈五錫東、莊四綬申》）道出了大清王朝江河日下，晚景已現。
（二）龔自珍的詩歌具有思想啟蒙性
在古典詩歌中，抒發“個性解放”的詩人經常被當作王朝衰敗或士風敗壞的替罪羊而受到攻擊，如明代公安“三袁”等人被認為是“誤國”的罪魁禍首，清代袁枚被認為是“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張學誠《劄記》）。所以在正統詩歌中的抒情言誌大都是被壓抑而嚴重內斂的“溫柔敦厚”、“不傷不怒”的貨色，即便是遭到詆斥的“三袁”和袁枚等人的詩歌基本上還停留在“一己”、“一人”的情欲之中。龔自珍詩歌不僅表現出對自由個性真摯的追求，“何如一意求精誠？……白日青天奮臂行”（《嗚嗚鏗鏗》），更啟迪著人們對封建禮教的重新思考。《反祈招》借周穆王西遊的故事曲意表達了追求“白雲滿家，褰其異花”自由壯彩的人格，絕不“慕虛名”而死守忠孝節義；“田橫五百人安在，難道歸來盡列侯”（《詠史》），更是點醒了士人不要蒙惑於功名仕祿的說教之中。
（三）龔自珍的詩歌勇於衝破言禁，敢於言人所不敢言
盡管在龔氏之前已有不少詩人如黃景仁、宋湘、黎簡、舒位、王曇、惲敬等在詩歌中觸及清王朝腐朽衰敗的現實，但都遠不如龔氏詩歌中批判鋒芒之犀利。而當時絕大多數詩人或懾於文字獄的淫威，或不便多言以免遭忌而妨礙升遷之路，多作些無關痛癢的文字，“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為稻粱謀”（《詠史》）。龔自珍恥“將此骨媚公卿”（《己》第101首），雖多次因忤觸時忌欲戒詩卻屢屢破戒，把矛頭直指清朝統治者的高層，指陳他們把持國家大權，卻碌碌無為、鉤心鬥角，“金粉東南十五州，萬重恩怨屬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團扇才人踞上遊”（《詠史》）。《偽鼎行》敢借國之重器“鼎”形象地揭露了統治集團中所謂重臣權相貌似謙恭，實則拙劣醜惡、昏庸腐朽的本質。這種論調非龔子不能道，何等潑辣大膽、痛快淋漓。
（四）龔自珍的詩歌不滿足於對危機隱患的表層描述，力圖表達解決問題的辦法
心憂天下是我國古典詩歌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從屈原、杜甫到陸遊、辛棄疾，憂患意識無不是其詩歌表現的一個重要內容，但龔自珍的憂患意識“不停留在感性的情緒體驗而深切入事物的底蘊，抉示其‘理’”，“又能將所悟知之‘微’，即某種‘先兆’梳理條辮成文，以謀補政救弊，振頹起衰於潰散傾敗之前”。他認為社會“萬馬齊喑”的根本原因是作為社會的中堅士人被嚴重壓抑，有識之士對當世弊病隻能“姑將譎言之，未言聲又吞”，“東雲露一鱗，西雲露一爪”（《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更談不上奮發有為。“一睨人材海內空”的主要原因是腐朽的人才選拔製度催生出來的所謂人才不具棟梁之資，隻有蒲柳之質，“誰肯栽培木一章？黃泥亭子白茅堂。新蒲新柳三年大，便與兒孫作物梁”（《己》第24首）。廣大百姓屠牛棄耕、背井離鄉是因為沉重的租稅和繁重的勞役，“國賦三升民一鬥，屠牛那不勝栽禾”（《己》第123首），“隻籌一纜十夫多，細算千艘渡此河”（《己》第83首）；鴉片屢禁不止乃因為官僚甘於其利，層層設置保護傘，暗地幫助毒品走私，“津梁條約遍南東，誰遣藏春深塢逢？不枉人呼蓮幕客，碧紗櫥護阿芙蓉”（《己》第85首）。針對種種危機，他欲以今文經學和實務之學加以解決，“藥方隻販古時丹”（《己》第44首），“經濟文章磨白晝”（《又懺心一首》）。
三、近代學人之詩的開創者
龔自珍是近代典型的詩情洋溢的學人，他可以在學術和詩藝中自由交替進行。他在經學、佛學、史學、文字學、金石學、地輿學等方麵有著相當廣博的知識，因此他在詩文創作時能以才運學，驅學自如。蔣湘南對他由衷地欽佩，“文苑儒林合，生平服一龔”（《書龔定庵主政文集後並懷魏默深舍人》）。
作為學人，他的詩歌繼承了乾、嘉以來學人之詩的傳統，“肯肩樸學勝封侯，五經爛熟家常飯”（《己》第303首），他非常重視學問對詩歌的根柢作用：
詩必有原焉，《易》、《書》、《詩》、《春秋》之肅若泬若，周秦間數子之縝若峍若……於是乃放之乎三千年青史之言，放之乎八儒、三墨、兵、刑、星氣、五行，以及古人不欲明言，不忍卒言，而姑猖狂恢詭以言之之言，乃亦摭證之以並世見聞，當代故實，官牘地誌，計簿客籍之言，合而以昌其詩，而詩之境乃極。則如嶺之表、海之滸，磅礡浩洶，以受天下之瑰麗，而泄天下之拗怒也，亦有然。（《送徐鐵孫序》）
他認為詩人應該熟悉《易》、《書》、《詩》、《春秋》和周秦間諸子典籍，證以當代社會現實中的政治、經濟、地輿、典製等，醞釀於心，合以為詩。
詩歌根柢於學並不等於在詩歌中堆砌學問，詩人可以從古今學問中切入（“善入”），但不能被學問所牢籠（“善出”），要有自己的思想情感，正如他在《尊史》中所言：
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其言家事，可謂入矣。……何者善出？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土所宜，姓所貴，國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有聯事焉，皆非所專官。其於言禮、言兵、言政、言獄、言掌故、言文體、言人賢否，如優人在堂下，號咷舞歌，哀樂萬千，堂上觀者，肅然踞坐，眄睞而指點焉，可謂出矣。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對天下山川形勢、人心風氣、地理人文環境、國家政策法令、官吏職責這些大事熟悉得如言家事，就叫“善入”了。把握了這些根本大事，又能通過思考形成自己獨立的看法，有自己的斷製，如同堂上觀戲又能評戲，就叫“善出”了。
龔自珍引學術入詩，不同於老輩學者的詩為學作，而是著意發揮詩歌的政治功能，欲仿“秋雨文園客，身是貲郎有諫書”（《讀公孫弘傳》），“詩成侍史佐評論”（《夜直》）。他鄙視庾信等人隻會作淒涼的詞賦，“烈士暮年宜學道，江關詞賦笑蘭成”（《己》第221首），更不欲學馬端臨、鄭樵等人撦扯典故，“文章合有老波瀾，莫作鄱陽夾漈看”（《己》第76首）。作為經世學者，他不僅僅是“劬於經史篆籀之學，識力解深。詩亦奇境獨辟”（榴芳《無題詩話》），其詩歌所表現出來的新質也不能簡單地“視為晚明以來文學新思想在樸學家詩歌創作中的複活”。他要求詩歌能夠救弊起衰，能夠表達經世致用的雄心壯誌，“恥於蛟龍競升鬥，一編聊獻郟僑書”（《己》第140首），“我有陰符三百字，蠟丸難寄惜雄文”（《己》第87首）。
而且乾、嘉老輩學者作詩“素卑近”，不作“驚世駭俗”之語，龔自珍作詩則“欹斜謔浪”，不肯“守默守雌”而屢“勞上相損宵眠”（《釋言四首》之一）。嘉慶二十二年（1817），龔自珍曾以詩、文集各一冊請教“吳中尊宿”王芑孫，王氏複書雖讚其詩文“見地卓絕，掃空凡猥，筆複超邁，信未易才也”，然又善意勸誡他詩歌當“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天下之字多矣，又奚取於至不祥者而以名之載！至於詩中傷時之語、罵座之言，涉目皆是，此大可也……甚至上關朝廷，下及冠蓋，口不擇言，動與世忤，足下將持是安歸乎”，“竊謂士亦修身慎言，寡過而已，文之佳惡，何關得失，無足深論”（張祖廉《定庵先生年譜外記》）。王氏的複信從側麵反映了龔自珍的詩歌與傳統學人之詩又一分野之處。
在嘉道詩壇上，龔自珍最具備詩人的資質。他“樂亦過人，哀亦過人”（《琴歌》），情感強烈而持久，“來何洶湧須揮劍，去尚纏綿可付簫”（《又懺心一首》）。他尊情任性，“歌泣無端字字真”（《己》第170首），敢於在詩歌中表達自己的真情實感，“心跡盡在是，所欲言者盡在是，所不欲言而卒不能不言者在是，所不欲言而竟不言，於所不言求其言亦在是。要不肯尋扯他人之言以為己言”（《書湯海秋詩集後》）。
而他匡時濟世之心和民胞物與之情始終處於“《天問》有靈難置對，《陰符》無效勿虛陳”（《秋心》其二）的壓抑狀態。於是“寥落文人命，中年萬恨並”（《乙酉十二月十九日，得漢鳳紐白玉印一枚，文曰伃妾趙，既為之說載文集中矣，喜極賦詩，為寰中倡。時丙戌上春也》）的牢騷，“相彼鸞與鳳，不棲枯枝鬆”（《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其一））的清高，“貂毫署年年甫中，著書先成不朽功”（《能令公少年行》）的才華，“障海使西流，揮日還於東”（《自春徂秋，偶有所觸，拉雜書之，漫不詮次，得十五首》）的豪邁，使得他敢於言前人所未曾言之語，發時人所不敢發之論。
無論是與乾、嘉耆宿相比，還是與同時代的詩人相比，龔自珍的詩歌高標特出，一改乾、嘉以來雍容和緩的盛世之音，擾亂了傳統詩歌慣有的雅正之聲。讚之者認為他“詩亦以霸才行之”（李慈銘《越縵堂詩話》），謾罵者認為他“恢奇鬼怪，殽亂聰明子弟，如聚一丘之貉，篝火妄鳴，為詳為製，至於亡國。聲音之道，不可不正也”（李詳《拭觚》）。
近代詩壇分為流向不同而影響很大的兩股詩潮，一是“學人之詩”，一是“誌士之詩”，龔自珍的詩歌兼兩者而有之。學之別體是其學人之詩的學術特征，他與侈言性靈、率易為詩的隨園派末流大不相侔；詩之新聲是其誌士之詩的時代特征，他與耽於詩藝和學問的宋詩派旨趣頗異。他的詩歌總體上反映出近代一部分人“憂時之彥，恒致意經世有用之學，思為國家致太平，及此意蕭條，行歌甘隱，於是本其所學，一發於詩，而詩之內質外形，皆隨時代心境而生變化”。
第二節 “禆益經濟，關係運會”：論魏源的經世之詩
魏源，字默深，又作默生，湖南邵陽人。少時究王陽明之學，尤好史。嘉慶十九年（1814），以拔貢入都，複從胡承珙問漢儒學，從姚學塽問宋儒學，又別受公羊學於劉逢祿，師古文辭，則與董桂敷、龔自珍相切劘。道光二年，舉順天鄉試，時賀長齡為江蘇布政使，延之助輯《經世文編》，由是留心經世時務之學。青年時期，魏源欲挽救社會危機，把主要精力用在“河、漕、鹽、兵”四大政上，謀求國家富強的出路，其後更多地側重研究“邊疆”防務與開發。最後，在民族危機的關鍵時刻，憂憤憂恩，傾全力研究海防，探索國家強盛興旺之路，走上了一條致力於國家富強的經世之路。
魏源在《皇朝經世文編五例》中明確揭示了經世學者的兩大主張，這就是：其一，當代之典製及其曆史沿革“蓋欲識濟時之要務，須通當代典章，欲通當代之典章，必考屢朝之方策”。倡導以經學經世、以史學經世和以子學經世，尤其是經學經世的思想觀使他服膺今文經學。在魏源眼裏，今文經學中的“微言大義”、不拘於一字一句訓詁的活潑學風恰好符合了他的“經世”之願望，“以《周易》決疑，以《洪範》占變，以《春秋》斷事，以《禮》、《樂》服製興教化，以《周官》致太平，以《禹貢》行河，以《三百五篇》當諫書，以出使專對，謂之以經術為治術。曾有以通經致用為詬厲者乎”（《學篇九》）。其二，重功效與實際“治術”，而決不可如宋學所主張的那樣，把治國平天下簡單視為修身養性的內聖之學的延長，誠所謂：“蓋土出禾，禾出米，米成飯，而耕獲舂炊，宜各致其功，不可謂土能成飯也。脈知病，病立方，方需藥而虛實補瀉宜各通其變，不得謂一可類推也。”實際上就是主張“以經術為治術”，注重現實。他認為研究學問要聯係與國計民生有用的問題，以起到濟世救時的功效，即“以實事程實功，以實功程實事”（《海國圖誌序》）。他在《皇朝經世文編》公開宣布“道存乎實用”，“經世以表全編”。
但清朝政府恪守古製，遵循祖宗家法，與經世務實格格不入。於是魏源強調要“因時致變”、“變古愈盡，便民愈甚”，必然是強調事功，即“以實事求事功、以實功從實事”（《道光丙戌海運記》）。魏源強烈呼籲變法，“天下無數百年不弊之法，無窮極不變之法，無不除弊而能興利之法，無不易簡而能變通之法”（《籌鹺篇》）。他認為“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默觚下·治篇五》）。
魏源的經世思想與龔自珍是一致的，兩人對晚清以來由乾嘉考據向經世致用的學風的轉變起到了重大作用，世稱“龔魏”。他們指斥乾嘉考據學末流的名物訓詁，“無一事可驗諸治”（《學篇九》）；指斥空談心性的宋學末流，“無一事可效諸民物”（《治篇一》）。就思想深度而言，魏源的學術思想比龔自珍更紮實、具體，可以說進一步豐富了經世致用的內容。當代史學家齊思和先生早年時說：“晚清學術界之風氣，倡經世以謀富強，講掌故以明國是，崇今文以談變法，究輿地以籌防邊，皆魏氏倡導之，或廣大之。”
魏源在鴉片戰爭前後創作的許多詩歌集中反映了他的這些經世思想。他許多詩篇不僅勇於揭露和批判社會弊端，而且能夠在批判的基礎上提出改革社會的主張，用詩歌來指陳當時急務，提出應對方略。他的這些“經世詩”同龔自珍的詩歌相比，盡管對文化反思的深度有所不及，但其現實性、切實性、時代感都要勝過龔詩。比較全麵地反映了作為思想家的魏源思想的敏銳、深邃，作為改革家的魏源的遠見卓識，完全可以同他的經世著述相參證。林昌彝讚揚道：“默深所為詩文，皆有禆益經濟，關係運會，視世之章繪句藻者相去遠矣。”
一、有關鴉片戰爭的策論詩
1840年，西方列強攜帶鴉片，用堅船利炮轟開了清政府閉關鎖國的大門，東南半壁江山慘遭蹂躪。對此，魏源認為是奇恥大辱，痛心疾首，作《寰海》前十章、《寰海》後十章兩組組詩專言鴉片戰爭時期戰事的失利與教訓。如《寰海》前十章第二首一方麵表明詩人嚴懲吸食鴉片者，以此禁絕煙毒的思想：“但須重典懲群飲，那必奇淫杜旅獒”；一方麵又表明他學習外國、變革圖強和慎選將才的思想，“欲師夷技收夷用，上策惟當選節旄”，也就是他在《海國圖誌》中提出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第四首則緊承“上策惟當選節旄”一句，諷刺清廷用人不當、賞罰不明，認為正是朝廷的“功罪三朝雲變幻，戰和兩議鑊冰湯”才造成用人方麵的前後乖謬，導致戰爭失利。第五首仍承前而言，一再譏刺清廷用人如同兒戲，棄用堪當大任的林（則徐）、鄧（廷楨），重用顢頇無能的琦善之流，“但師賣塞牛僧孺，新換登壇馬服君”。第九首揭露抨擊廣州將軍奕山屈辱求和、媚敵賣國的醜行，“城上旌旗城下盟，怒潮已作落潮聲”，“全憑寶氣銷兵氣，此夕蛟宮萬丈明”。認為正是在投降派奕山的主持下，廣州軍民的抗英戰爭才會從高潮走向低潮。
《寰海》後十章作於道光二十二年（1842），時值《南京條約》簽訂前後。麵對抗英戰爭的失敗，詩人更為冷靜地去思索其中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寰海》後十章所反映出來的思想和見解比《寰海》前十章更深刻，更具啟發性。第一首是詩人對清政府和戰之策的全麵反思：“爭戰爭和各黨魁，忽盟忽叛若棋枚。流攻浪款何如守，籌餉籌兵貴用才。”批評大臣們在和戰問題上不顧大局，而是黨同伐異，各持一端，使得朝廷在和戰問題上舉棋不定，時而與外夷訂立盟約，時而又宣布開戰。由於籌劃不當，舉止失措，攻是“流攻”，款是“浪款”。詩人認為，如何選用真正的人才對戰爭的勝負起著關鍵的作用。第四首：“小挫兵家勝負常，但須整旅補亡羊。鏖軍周處羆當道，倡走荀林馬亂行。白麵軍中誰羽扇，華燈盾鼻又封章。重頹赤幟驕夷幟，更使江防亟海防。”詩人認為，我國軍隊雖打了敗仗，但勝負乃兵家常事，隻要整頓軍旅、振作士氣，就“亡羊補牢，未為晚也”。最怕的是軍心渙散，挫己之銳氣，長敵軍之威風。同時提醒當權者在穩固海防的同時要加強江防，防止外夷攻入內河，威脅腹地安全。第九首的前四句議論時風：“曾聞兵革話承平，幾見承平話戰爭”，感歎清朝承平日久，國人偷樂成習，談起戰爭莫不草木皆兵、談戰色變；“鶴盡羽書風盡檄，兒談海國婢談兵”，以這種心態應對戰爭是極為不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