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詩歌作為中國古代文學中的主要抒情文體，經曆了璀璨多姿而又波瀾起伏的演變曆程，發展到近代已是暮靄餘暉，其自身對思想內容、功能體用以及藝術手法的“潛能發掘”也已趨於極致。近代詩壇的主體宋詩派高遠的詩學理想和實際的創作缺陷，有力地說明了古典詩歌在清代以學問為詩的途徑上難有新的拓展。他們提出惡熟惡俗的詩學主張，力圖使學問與性情完美融合，使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有機結合，試圖超越清代前期宗宋詩派（尤其是浙派），但是他們的嚐試和努力並沒有取得成功，他們在實際創作中輕視詩歌的情感特征，大量以學入詩，詩歌成為他們闡發學問的工具，在語言形式上艱澀求新，將古典詩歌推上了艱僻險怪之路。
晚清前期，道鹹宋詩派學人誠如陳衍所言，“道鹹以來，何子貞（紹基）、祁春圃（雋藻）、魏默深（源）、曾滌生（國藩）、歐陽磵東（輅）、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諸老，始喜言宋詩”，“文端（祁雋藻）學有根柢，與程春海（恩澤）侍郎為杜，為韓，為蘇黃，輔以曾文正、何子貞（紹基）、鄭子尹（珍）、莫子偲（友芝）之倫，而後學人之言與詩人之言合，而恣其所詣”。大體上說來，道鹹宋詩派是延續翁方綱等人的詩路，偏向於以專門的考據之學入詩，且把考據學的思理方法引入詩歌寫作之中。
光宣“同光體”派學人走的詩路則更近厲鶚等人的路子，喜用僻典，不用熟典，刻意避熟就生，具有強烈創新意識，反對模擬，用典琢字朝生、僻、怪、碎的方向發展。
由於時代的局限性，道鹹宋詩派和“同光體”派學人這群比較正直的知識分子在思想上並未完全突破封建倫理道德的樊籬，竭力欲憑學術思想傳統的經籍之光來挽救奄奄一息的清王朝。這樣隻是增添徒勞無功的歎惋，為自己在後人的眼中贏得保守落後的名聲。他們也沒能在古典詩歌學問化的路子中走出新徑，隻是在這條道路的盡頭踩出了蜿蜒前伸的小道，雖使之又呈現出某些新的氣象，實際上卻是傳統學人之詩的延續。錢仲聯先生說：“清中期以考據為詩的詩風，這時（指晚清時期）卻又以學人之詩、詩人之詩合而一之的麵目重又出現於詩壇。”嚴迪昌先生說：“晚清又複一度呈現的‘學人詩’，隻能說是一種回光返照式的現象，無論就文化背景或詩體自身的生命曆程看，均屬病態景象。”陳居淵也說：“晚清禰宋詩學泛化，以考據入詩，重蹈‘肌理’說的覆轍，成為傳統詩學的絕響。”這是很有見地的肯綮評價。
第一節 道鹹宋詩派學人之詩概述
道鹹宋詩派的主要作家大多為學有根基的漢學家或兼攻漢宋的學者。他們以樸學家兼詩人自居，如程恩澤、祁雋藻、鄭珍、莫友芝、何紹基等都以學人兼詩人而稱名於世。不過他們的樸學研究，就其總體而論，仍是遵循乾、嘉之學，可以說是乾、嘉之學的餘緒，乃“前朝遺曲”。正是基於深厚的學術素養，晚清宋詩派的詩歌理論和詩歌創作必然選擇走學人與詩人合一、學問與性情融合的道路。乾隆初年的方南堂在《輟鍛錄》中便有“詩人之詩”、“學人之詩”與“才子之詩”的區分，但有意識地以學人之詩來充實詩人之詩、解救才子之詩，是到了道、鹹時期的宋詩派那裏才明確提出的。
程恩澤和鄭珍的詩歌後有詳論，下麵簡述一下祁雋藻、何紹基、莫友芝的詩歌。
祁雋藻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為學寢饋經史，鉤玄抉微，學問淹通，考證賅洽。陳衍稱他是“道、鹹間巨公工詩者，素講樸學，故根底深厚，非徒事吟詠者所能驟及”。翁同龢稱他“深於漢學，於宋儒之說，亦能條貫靡道。不僅以詞章考訂見長也”。祁詩“以學為詩”更多地體現了其文史嗜好和樸學趣味，如《戰國策書後三首》、《讀貨殖傳》、《觀文信國公上包宏父箚子歌》、《福州督署觀右旋白螺歌》、《題三百三十有士亭》、《題壹齋師餞書圖》、《題張石洲煙雨歸耕圖》等詩，雜綜文史，議論縱橫，徐世昌所謂“論古述今，每關掌故”者；而《讀本草》、《書太原段帖後》、《題說文解字大小徐本》、《題唐崇福寺陀羅尼幢》、《自題亭圖》等詩，對所寫對象探源溯流，追本逐末，精於考訂；祁詩詠物，諸如時辰表、玉麵狸、豆漿、豆渣等，都在其列，即如孫兒種痘，他還專寫《痘歌付彭孫》，詳考中國治痘方法的演變發展，並對病源作出推斷，顯示了樸學家的科學精神，堪稱一部帶韻的“治痘簡史”。對事物的詳細考索和分析條貫，樸學的精神和方法滲入詩歌而形成其學人之詩的特征——“證據精確，比例切當”。有論者曰：“祁文端為道鹹間巨公工詩者，素講樸學，故根底深厚，非徒事吟詠者所能驟及。常與倡和者，惟程春海侍郎，蓋勁敵也。”
何紹基、鄭珍、莫友芝三人均出自程恩澤門下，他們不僅是晚清宋詩派的中堅，更是著名的樸學家，在經學、小學方麵用力極深。
何紹基“通經史，精律算。嚐據《大戴記》考證《禮經》，貫通製度，頗精切。又為《水經注》刊誤。於《說文》考訂尤深。詩類黃庭堅。嗜多石，精書法”（《清史稿》卷486）。他集學者、詩人、藝術家於一身。作為學者，他“嗣於經史、說文、考證之學嗜之日深，雖不廢吟詠，非所專習也”，主張廣收博取，“地盤最要打得大”，“書卷議論，山水色相，聚之務多，貫之務通，恢之務廣，煉之務重，卓之務特，寬作丈量，堅作築畚，使此中無所不有，而以大氣力包舉之”。何紹基非常重視經史之學，認為經史之學離不開考據，他在《與汪菊士論詩》中說：“當讀者何書？經史而已。六經之義，高大如天，方廣如地，潛心玩素，極意考究，性道處固啟發性靈，即器數文物，那一件不從大本原出來……故讀經不可不考據，而門徑宜自審處。恃孔、賈之符，倚程、朱之勢，互相誹薄者，皆無與於聖經者也。子史百家，皆以博其識而長其氣……知此意，則經史之學，可做成一貫矣。”
何紹基“平日既肆力於經史百子，許鄭諸家之學，其所為詩，不名一體，隨境觸發，鬱勃橫恣，非積之厚而能達其意所欲出者不能爾也”。他認為博覽經史，精湛考據有助於作詩，“作詩必須胸有機軸，氣味始能深厚。然亦須讀書。看書時從性靈上體會，從古今事理上打量……故詩文中不可無考據，卻要從源頭上悟會。有謂作詩文不當考據者，由不知讀書之訣，因不知詩文之訣也”。“故其為詩也，廣博衍奧，食頃數百言，不假雕琢，而浩氣流行，充塞滿楮”。何紹基一欲師古而不俗，一欲變脫而發展，故其以學問求詩的不俗，以考據求詩的變脫，卻導致了艱澀險怪、佶屈聱牙的藝術傾向。
他的以學入詩主要體現在其金石考據詩中，可謂“鍾彝奇字”、“發為韻語”之作。其作詩刻意追求力度，追求硬朗古拙的質感，如石鼓、石龜硯、瘞鶴銘、高君碑、龍香禦墨、延年益壽瓦當、竟寧雁足燈等，一望其詩題，即覺銅鏽斑駁，苔蘚滿目，充滿荒寒古怪之意。如《石龜硯詩，為張石洲同年作》雲“脈脈跂跂龜來前，其形盤姍質渾敦。世人見之笑怒嗔，你不放之蓮葉間？或支床腳便睡眠，又可佩廁珞琚環。而顧令與書冊鄰，龍賓虎仆為因緣”（《東洲草堂詩鈔》卷6）。何紹基的考據詩大都為古體長篇，有的前有長序，有時候自序的長度超過了詩，喧賓奪主，詩句後又有較多自注，如《題竟寧雁足燈款識拓本，為潘玉泉作》，“就‘足’、‘胥’二字義演成一篇”，全詩僅117字而序文長達674字，約為詩的6倍，自注也頗多，有一條竟長達60字，如此一來詩歌倒成了考據文字的點綴。又如《竟寧銅雁足燈詩，用厲樊榭韻三首，寄六舟上人》（《東洲草堂詩鈔》卷6），詩序近900字，考證雁足燈上銘文釋義，並用詩歌辯駁厲鶚的觀點，使這首詩學者氣濃而詩味寡。
莫友芝出身經學世家，父親莫與儔為嘉慶四年（1799）進士，曾任遵義府教授，“創祠漢三賢於學宮左，日以樸學倡其徒”，是當時西南著名的樸學家。家裏藏書甚富，“入其室，陳編蠹簡，鱗鱗叢叢，幾無隙地。秘冊之富，南中罕有其匹”（鄭珍《郘亭詩鈔序》）。《清史列傳》卷69稱莫友芝“少承庭訓，會通漢宋兩學，於蒼雅故訓、產經名物製度，靡不探討，旁及金石目錄家之說”。徐世昌《晚晴簃詩話》說他“經籍碑版，論定詳審，開後來五十年風氣。穿穴貫丳，多前輩所未逮”。莫友芝喜治經，尤尊許、鄭學，而長於史、地之學，曾應曾國藩之邀，在江南官書局校讎典籍十餘年，所著《宋元舊本書經眼錄》、《郘亭知見傳本書目》等填補了目錄學的空白，在中國目錄學史上享有很高的地位。在當時學界，他與鄭珍齊名，時稱“鄭莫”。翁同龢說他的詩“不失涪翁（黃庭堅）質厚為本家法”。陳衍《石遺室詩話》說他的詩為學人之詩，長於考證。如《蘆酒三首》是對杜甫《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詩中“蘆酒多還醉，宋莊綽雞肋”的“蘆酒”一詞的考證。三首七律詩對蘆酒的色、香、味進行了渲染。詩後附有近兩千言的長注，考證了蘆酒的名稱、演變、釀造方法及各地怪異的風俗習慣。說事訓詁，旁征博引，洋洋灑灑，顯示了詩人的淵博。如《蘆酒三首》（之二）：
燒甕滴淋征嶺表，謂居辰水釣藤先。
豈知瓶笛關西法，遠紹爐筩粟米傳。
多始醉人宜小戶，歇難全美戒輕。
豪吞細吸從吾意，何事旗槍鬥茗煙。
（《郘亭遺詩》卷3）
通過閱讀詩後注可知，詩中所謂的“燒甕”即指釀酒的方法，“滴淋”則謂飲酒的方式，“釣藤”係蘆酒別稱。如果離開其詩後所注，則難以讀懂。
《甘薯歌》（《郘亭遺詩》卷3）亦具有此種傾向，考證出甘薯本“黔南舊產”。詩中“後來圖經從逸逋，汲綆渡海還生誣”句，即對明人徐光啟《農政全書》的番薯“自海外竊取薯藤，紋入汲水繩中，渡海分植閩廣境者”的辯誤，數典溯源，論證甘薯本黔南舊產。他的《紅崖古刻歌並序》（《郘亭遺詩》卷6），其詩前序有一千多字，敘述“貴州安順府永寧州西北六十裏諸葛營後山上”紅崖石刻的概況，詩約八百字，句中又多夾小注征引舊籍甚至古文字，考證了石刻的緣起、內容、保護和文物價值。錢仲聯先生說他是“以考據為詩之流習典型者”。
莫友芝論詩重學，他在《巢經巢詩鈔序》中說：“聖門以詩教，而後儒者多不言，遂起嚴羽‘別裁別趣，非關書理’之論，由之而弊竟出於浮薄不根，而流僻邪散之音作，而詩道荒矣。”又曰：“古今所稱聖於詩，大宗於詩，有不儒行絕特，破萬卷、理萬物而能者邪？”讚揚老友鄭珍“遍綜洛、閩遺言，精研身考……於諸經疑義，抉摘鬯通，及小學家書經發明者……才力贍裕，溢而為詩”。他認為儒家詩教本於宗經征聖；古今著名詩人都是學有根柢者，故其詩雋偉宏肆。
程、祁、何、鄭、莫諸學人處“道鹹以降，途轍稍變，言經者及今文，考史者兼遼、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務為前人所不為。雖承乾嘉專門之學，然亦逆睹世變，有國初諸老經世之誌”。受時代和學風的影響，他們的詩歌涉及實務之學，指擿時弊。在這一方麵，他們與同時代經世派的詩歌是一致的，部分詩歌其實也就是經世之詩，他們自覺地將詩歌指向現實政治，關注國運民生。
第二節 首開道鹹宋詩派學人詩風的程恩澤
程恩澤（1785—1837），字雲芬，號春海，安徽翕縣人。曾從經學家淩廷堪遊，治漢學。嘉慶辛末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曆遷貴州學政、湖南學政，四川、廣東主考，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官至戶部侍郎。有《程侍郎遺集》十卷、《國策地名考》二十卷。
程恩澤學問廣博，自經史至天文、地理、金石、書畫、醫算，無不涉及，尤精許氏《說文》。《清史稿》卷376稱其“於六藝九流皆深思心知其意，天象、地輿、壬遁、太乙、脈經莫不窮究。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傳，欲修複古儀器而未果。詩古文辭皆深雅。時乾、嘉宿儒多徂謝，惟大學士阮元為士林尊仰，恩澤名位亞於元，為足繼之”。
一、程恩澤的詩歌理論
程恩澤推崇“學人之詩”。就他而言，“學人之詩”包含四個層麵的意思：一是就詩人自身而言，必須學問根柢深厚；二是引經史考據之學入詩；三是詩中多用經史典故，講究字字皆有來曆；四是論證確鑿、洽切。
程恩澤認為學問與性情合一、考據與性情無礙。兩者結合得好，反相得益彰。他的這一詩學思想集中體現在《金石題詠彙編序》中。他說：
或曰詩以道性情，至詠物則性情絀；詠物至金石，則性情尤絀。雖不作可也。解之曰《詩》、《騷》之源，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世有俊才灑灑，傾倒一時，一遇鴻章巨製，則瞢然無所措。無它，學問淺也。學問淺，則性情焉得深厚？況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宋人棄訓詁談義理，自謂得古人心，不知義理自訓詁出，訓詁舛則義理亦舛，又史傳年月官係之紊，非碑石不能證，譬若群子姓議祖舊，忽引一數百歲人在側，啞然指其妄，而議者紛紛退矣。然則吉金樂石有關於經史如此，宜自唐宋以來題詠不絕，至我朝尤盛也。況訓詁通轉，幽奧詰屈，融會之者，恍神遊於皇古之世，親見其禮樂製度，則性情自莊雅。貞淫正變，或出於史臣曲筆，賴石之單文隻詞，證據確然，而人與事之真偽判，則性情自激昂，是性情又自學問中出也。（《遺集》卷7）
他的《癸巳類稿序》敘其友人俞理初（正燮）稿，極力主張學問，為學必“寢饋經史，旁通諸子百家九流”，考據當“征之於諸子百家九流，有時而窮，則援及釋典道藏以為助”，隻有這樣，才能“引證賅洽”，“無一誤事誤言”（《遺集》卷7）。在《潘少白文稿序》中他通過揄揚潘少白來表明學問對詩文的重要性，指出隻有“負兼人才學與藝靡不通，足跡窮宇內，政事、人理、物情靡不達……探六經群史諸子百家之奧，涵泳得義理，損益得法度，出入得鋒距”，才能“性情正，功力厚”（《遺集》卷7）。
總之，程恩澤將性情和學問視為詩歌創作的核心，認為古典詩歌的兩大源頭《詩經》、《離騷》就是以學問為詩的典範。“《詩》、《騷》之源，首性情，次學問。《詩》無學問，則《雅》、《頌》缺，《騷》無學問，則《大招》廢”，以此來獲得理論上的支持，並進一步指出性情對學問的依賴關係，“學問淺，則性情焉得深厚？”“性情又自學問中出”。無疑，在性情與學問的詩學二元價值論中，他更強調學問的價值。如果再看他在詩歌創作中的實踐，首學問、次性情的價值觀體現得愈加明顯。
他認為義理是學問的核心因素，要明義理，必須通過考據；金石考據是考據中最可靠、最有價值的途徑之一，“吉金多三代物，其文字與經表裏，可補經闕；樂石之最古者與金同，其文字與史表裏，可補史闕”。詩歌以學問為根基，就必須明義理，因而也就離不開考據；金石考據自然是詩歌內容的重要組成部分。《金石題詠彙編序》是自翁方綱後，考據詩派對自身詩學價值思考的又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獻，體現了程恩澤作為漢學家的本色。
但程恩澤與清中葉時期以翁方綱等人為代表的考據詩派不同，他雖然十分重視學問在詩歌中的作用，甚至在創作中還表現出首學問、次性情的傾向，但他沒有忘記性情是詩歌的本質特征之一，他在論詩時講學問的重要性必然會提醒性情在詩歌中必不可少；在詩歌創作時大量引學入詩也沒有忘記“詩思”。他沒有把詩歌作成押韻的學術文章。在嘉、道詩壇上，他提倡的是學人和詩人合一的詩歌創作道路，與同時代的詩壇領袖祁雋藻桴鼓相應；何紹基、鄭珍、莫友芝等近代大家都出自程恩澤門下，詩學直接受其熏染。程恩澤遂開晚清一代詩壇學宋的新風，故王揖唐曰：“有清一代詩體，自道鹹而一大變，開山之功首推吾皖款縣程春海侍郎。”錢仲聯稱他在清代詩壇上能別拓疆宇，為道鹹宋詩派之先導，其詩即陳衍所謂“合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二而一之也”。
二、程恩澤的學人之詩
程恩澤的詩歌主要收錄在《程侍郎遺集》，共計四百餘首。按詩歌的思想內容可將其分為友朋贈答詩、山水行役詩、懷古追思詩、金石書畫題詠詩、民生疾苦詩五大類。
徐世昌《晚晴簃詩話》說程恩澤“覃研樸學、六書、訓詁、九章、算術，皆好學深思……詩雄深博雅”。他的詩歌生硬奧博，“多硬直處，而其力避凡庸，刻意新響”，艱澀難讀。鄭珍有《留別程春海先生》詩，描述了程詩的風格：
我讀先生古體詩，蟠虯咆熊生蛟螭。我讀先生古文詞，商敦夏卣周尊彝。其中涵納非涔蹄，若涉大水無津涯。搗爛經子作醢臡，一串貫自軒與羲，下迄宋元靡參差。當厥興酣落筆時，峭者拗者曠者馳，宏肆而奧者相隨。譬鐵勃盧鐵蒺藜，戛摩擖攃爭撐持。……
程恩澤作為翁方綱的再傳弟子，像翁氏一樣喜以金石考據入詩。如他的《伃玉印詩》就是一首非常典型的金石考據詩：
截肪方寸腴可餐，繆篆鳥頭紛屈盤。日華暎雪愁爚漧，點朱入肉紅而殷。“伃妾趙”文四言，緶衣為稱婦官。亦雲倢佽紓舒安，大當以下推崇班。天水一姓三其鬟，鉤弋高居堯母門。雙燕飛啄倉琅根。若雲拳握玉鉤闌，得無纖指親控摶。金霞帳底月蛤團，得無擎此掌中看。夜光珠照膚體寒，得無佩此來珊珊。可憐姊妹承恩歡，父馮萬金非趙曼。何如望氣求河間，奇女子有黃雲漫。時無昭儀位尤尊，金章紫綬同賜頒。此紐文采鴛鴦蟠，叩鴛無語深可歎。尋其流傳自冰山，亦弆墨林紫桃軒，比來歸龔複歸潘。日千挼挲百循環，媚虹嫵月秋宵幹。想當印信初封完，嬋娟煙視花破顏。無論錦帶誰礳刓，總金屋珠奩端。三千年來數梁園，此尤芬逸誇季蘭。願將紫泥印千繙，豔呼官氏留人寰。（《遺集》卷5）
詩描述了伃玉印顏色肉紅，質地白潤，上麵用繆篆和鳥頭刻有“伃妾趙”四個鮮紅的朱砂字。接著解釋了“”、“伃”兩字的來曆，“伃”作為女官銜始於漢武帝，直到漢武帝時始設昭儀之職，位在倢伃之上。伃玉印有可能為漢武帝的鉤弋夫人所佩，但也有可能為漢成帝趙飛燕、趙合德姐妹所佩，（詩歌插敘了鉤弋夫人和趙氏姐妹的傳奇故事）不可確考。伃玉印在漢以後流傳不知在何人之手，到明代為嚴世藩所珍藏，嚴家被抄後，印又落於明代收藏家項元汴之手，後又轉入明代書畫收藏家李日華之手。到清代為龔自珍所收藏，後又被潘德輿收藏。總之玉印被曆代收藏家視為寶物，珍愛非常。在女官印中，梁王後璽算是稀世之寶，然而伃玉印名氣還出於其上。
《謁明鞏駙馬墓作》也是一首典型的考據詩：
傳言鞏侯葬，近在南郭外。華表兩僵仆，虎馬兀相對。夜深翁仲語，聽者一古檜。人憫忠節魂，樵牧戒侵害。粉侯英雄器，詩禮雜劍佩。巍峨鳳皇樓，婉孌皇八妹。胸有經史腴，大義述一再。追尊建文諡，力救趙督敗。其言雖未用，其舌今宛在。危乎甲申變，勳戚半馳背。貴主已前逝，子女計五輩。縛子女柩側，從容理黃帶。自拔幹將鋒，一劃玉頸碎。杜門縱烈焰，生死結大塊。貞風揚其灰，巧與宮火會。故應無仙蛻，藏在石郭內。此葬竟誰屬，無乃衣冠代。惜哉碑字剝，似受斧斤疥。史槁與誌異，吾欲攻諸稗。前者梅榮定，文武見梗概。同時萬太傅，率子犯賊械。與侯相輝映，侯氣益偉邁。我遊柏冬日，肅肅下馬拜。偶及笪橋事，吾友發深慨。歸展侯大書，素壁倒金薤。（《遺集》卷4）
詩歌對北京永定門外一座傳說是明朝駙馬鞏永固之墓進行考證。鞏永固侍奉晚明永安公主，崇尚文學雅致，喜歡結交賢士大夫，深明大義，為人豪邁。甲申年，李自成率軍攻陷京都時，公主的靈柩尚在宮中大堂之上，鞏永固以黃繩係其二女於公主靈前，縱火焚之，自刎而死。而鞏永固所縱之火恰好與李自成軍焚燒明代宮殿之火彙於一處，當是玉石俱焚，鞏之屍首應化為灰燼，不可能得以保存。由於墓碑文字俱損毀而不可辨認，史載與方誌記載各有出入，作者認為從野史稗傳中倒有可能找到答案，並認為這座墓要麼隻是鞏永固的衣冠塚，要麼極有可能是與鞏永固同樣深明大義、節義昭傳的明初駙馬梅殷之墓。
程恩澤在詩中往往把述寫學問與抒發性情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像《伃玉印詩》、《謁明鞏駙馬墓作》這樣純粹的考據詩在程氏的詩集中很少。由於程恩澤標榜學人之詩與詩人之詩合一的詩學觀，故其考據詩與翁方綱的有所不同：即便是考據詩也寫得富有形象性，顯得有斷製，鮮明地表明自己的看法，在考據中寄寓著對曆史文化的感喟和對曆史人物的褒貶。程恩澤一般不作專門的考據之詩，而是將考據穿插在其他吟詠的內容之中，或者是在友朋贈答詩、山水行役詩、懷古追思詩中滲入其他的學問，把學問與友情親情、山水之趣、高古情懷結合在一起。
《橡繭歌》（《遺集》卷2）是一首鼓勵貴州地區廣植橡樹養蠶致富的民生詩，還對這一地區少見的橡繭作了番考據：“遵義野蠶成繭曰青棡繭，不知於古為何樹也。癸未仲冬行部過長林間，葉焦繭割矣。掇其實，知為櫟鬥，櫟鬥之子名橡。孫炎（筆者注：三國時著名經學家，曾師從鄭玄）雲：櫟似樗。按：櫟與樗迥別，不得以《爾雅》之‘樗繭’當之。因字曰‘橡繭’，作《橡繭歌》。”詩歌以親身考證與《詩經》、《莊子》等古籍考證相結合，論證了作者的論斷。
程恩澤的山水詩在記述的過程中結合山脈水文等地理曆史因素的探尋、古跡文獻的考證，對湖光山色不太在意，遊感大多一筆帶過。如《浯溪詩》（《遺集》卷1）本是首山水行役詩，作者在遊興之餘，還不忘對這一帶的碑刻進行一番考究，“尋其故基仍古先，壁字最著《中興》鐫。台、亭、溪以玉筋聯，友讓得宅留紅箋。持正論文出真詮，此外黃、米俱騰騫。此外柳記殊怪祆，此外碎金兼斷璿”。浯溪是唐代詩人元結隱居之地，他曾作《大唐中興頌》，由顏真卿楷書而成，鐫刻於江邊，史稱“摩崖碑”。除“摩崖碑”外，還有眾多碑刻：季康用“玉箸篆”體為元結書《浯溪銘》；元結季子元友讓後又重修其父舊宅浯溪亭，並作《複浯溪舊居》一詩；皇甫湜又用中楷書《浯溪詩》；北宋黃庭堅曾到浯溪，觀摩崖石刻後，題詩曰《題浯溪崖壁》；米芾有《題摩崖詩》，幾十裏外的柳子廟內的三絕碑與這些碑刻遙相呼應，此外還有許多被侵蝕壞的斷碑殘碣。有了這些內容，就使得這首山水詩頗有彝鼎法物的金石之味。
他每到一處，首先吸引他的是當地的曆史文化，而不是自然景觀，他的山水行役詩可以看作文化之旅，顯示了學人特有的興致和情趣。如《易水感田光詩》（《遺集》卷5）是他在道光十四年（1834）奉旨去西陵查工，經過易水時想到戰國末期燕國“節俠”田光的曆史事跡，為了表達他的敬佩之情而作，易水一帶的自然景觀倒沒有引起他的注意。《徐無山懷田議郎》（《遺集》卷5）則是他為了表達對曾隱居於徐無山的三國曹魏名士田疇的思念而作的，自然景觀同樣沒引起他太多的注意。
再如《北湖懷古》：
鬆桂林中讀書影，忽乘天風北度嶺。居郴乃見月三彀，聞道犭吾猱淚如綆。李伯康至呼以博，張公子來擁其頸。北湖空闊雲破碎，十萬秋荷覆春荇。可憐壯齒三十八，照見平生已臒。時時縱酒助談謔，往往篇章出俄頃。不知貶斥塞衢路，但覺叉魚滿笭箵。伾文委瑣不足計，夢得將至連州境。欲向同僚告目見，颶風掀屋蠱聚血。小人竊柄此當議，大賢被逐何其猛。豈真劉柳語有泄，故遣伾文怒加眚。是時朝宰半庸妄，誰謂先生骨獨骾。劉顛柳仆怫公直，公以直譴公則幸。長懷柳矦赴資邵，詎料劉郎過蘇井。論宮市與論苛政，當時外議殊不省。要之公心比赤日，千裏墮地猶耿耿。彼婉孌者奮箕口，使台中評不得逞。不獨李實苦相厄，更遭使家抑不請。憑愚大笑居士木，乞雨來瞻女郎靚。……（《遺集》卷2）
這首詩是作者來到湖南郴州北湖，懷念韓愈曾在此泛舟叉魚而作。韓愈於貞元二十一年（805）於陽山接朝廷指令，命他北上郴州待命，郴州刺史李伯康邀韓愈遊賞北湖。詩歌以韓愈《縣齋讀書》、《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李員外寄紙筆》、《祭郴州李使君》、《郴口又贈二首》、《題木居士》二首、《郴州祁雨》、《柳子厚墓誌銘》等詩文為依據，探究韓愈被貶的原因及其待命郴州時的行蹤和心態；考證並駁斥了劉禹錫、柳宗元出賣韓愈，獻媚王伾、王叔文的說法，指出韓愈被貶實由他“骨獨骾”，上書“論宮市與論苛政”所致；還提到當李伯康等正直之士諫議朝廷讓韓愈回長安，卻遭到湖南觀察使楊憑等人的阻抑時，韓愈隨遇而安，顯示出坦蕩的襟懷。由於作者對韓愈詩文集精熟，故考證起來毫不費力，能知人論世，言之有據，詩中的每一句都可在韓愈詩文集中找到證據，令人信服。可見程恩澤的考據功夫之深。
程恩澤是一個學識淵博的學人，他的詩歌中除考據詩外，還引其他學術入詩。《題周稺圭前輩金梁夢月詞》（《遺集》卷6）是一組組詩，詩中縱述了宋元詞發展衍變的曆史，反映出其深厚的詞學功底：
綠酒初嚐元獻醉，月華如練範公吟。由來將相兼才調，不是吳兒木石心。
高才延巳追端己，小令中唐溢晚唐。更用騷心寫樂府，漫天哀豔李重光。
澀體清真掩抑弦，飛騰石帚五通仙。君能並作洪爐鑄，更把餘金範玉田。
鏤雲縫月具心裁，不是壯嚴七寶台。竹屋梅溪都抹倒，故應平睨賀方回。
平園大集冠中州，豈止薲漁玉笛秋。十裏珠簾千步柳，即論談笑亦風流。
……
第一首用晏殊《清平樂》“綠酒初嚐人易醉”和範仲淹《禦街行》“月華如練，長是人千裏”形象地概括了他們二人詞的特點。第二首寫馮延巳、韋莊、李煜三人的詞風格大體一致，用詞平易卻飽含情感。第三首寫周邦彥的詞多拗調、澀體，薑夔的詞清空疏淡，兩者風格不同；張炎的詞與周邦彥、白居易詞又不相同。第四首寫賀鑄的詞不同於吳文英“七寶樓台，眩人耳目”之詞，也不同於高國觀、史達祖之詞，格調自高。第四首寫元好問之詞在金元時期獨領風騷，冠絕一時。
《徐廉峰仁弟詩律精密，才筆華整，得唐賢三昧頃以問詩圖相屬，因取問唐賢意仿遺山絕句奉答，漏正不少也》（《遺集》卷5）則就唐代詩歌的衍變和發展作了整體勾勒，並精煉地評價了唐代著名詩人各自的特點，顯示了其深厚的詩學功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