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晚清學人之詩鳥瞰(3 / 3)

現在先談第一個問題,試看《生理篇擬曹子建體》:

生理各如寄,況我適異邦?宵寐且容席,朝坐亦對窗。風雨相蕩迫,端居日匆匆。想望章贛波,浩浩自成江。精魂不可逾,怨彼往路窮。

往路何岧遞,故鄉鬱霾氛。蠻越構禍端,矜戟亂邊屯。永衡絕通軌,連岩上參雲。征駒尚玄黃,攬轡憚悲辛。

悲辛複奚辭,我友在遠方。遠方何所恨,喪亂焉有常?嬰世懼岐途,獨願恣徜徉。窮魚失故淵,離獸走連岡。鴟鴞鳴庭樹,腐鼠驚雛鳳。舉矚無舊物,卻曲悲楚狂。

楚狂猶能歌,鳴鳳久已歇。商飆起中夏,庭樹墜黃葉。殊音匪我親,言發自玄惵。行行至窮巷,經日見鶉結。敗坦塞曦陽,隙溜滴殘闕。所遇增感哀,還歸坐悲懾。

還歸當語誰?新知近相從。惓惓握手歡,頗欲訴微衷。世俗匿深情,酬好變誠忠。居者複幾人?行者擾轉蓬。況此曀陰時,咫尺怨不逢。悵悵疇昔懷,仿佛呈音容。良會不可期,瀉水徒西東。

西東會有時,人生信輕離。出門別親舊,車馬如雲馳。白日照黃土,班馬鳴回颸。高丘一登望,策轡臨堂垂。平生自努力,慷慨有餘思。謀身尚難工,寧暇及人為?感茲悟身世,已矣勿複疑。

無疑擾有憂,棲棲更何求?百年如轉丸,獨為智者愁。巧拙互穰穰,天命更相仇。彭殤本妄喻,何者謂蜉蝣。澄心念靜理,豈不慕蛩周?投筆起彷徨,知我庶勿尤。

所謂的“擬曹子建體”,是指模仿曹植《贈白馬王彪》七章的形式,亦即詩法。曹詩為逐章蟬聯的轆轤體。雖分七章,實為一篇,所以用這種首尾相銜的句式,使全篇一氣連貫,表現出一種回環往複的音調美。王氏《生理篇》亦分七章,完全采用曹詩的形式。王闓運之所以要在形式上模仿曹詩,主要是內容上的需要。這種詩體,便於敘事、抒情、寫景、議論。這一形式,也非曹詩首創,而是模仿詩經《大雅》中的《文王》和《既醉》。曹植此詩流傳後,南朝劉宋的謝靈運兩效其體,且有變化(一為《酬從弟惠連》,一為《登臨海嶠,初發強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

王闓運認為模擬習得的出現是詩歌藝術合規律的發展。他說:“詩法既窮,無可生新,物極必返,始興明派,專事模擬。”這裏要注意的是“詩法”,他所理解的“明派”模擬的隻是詩法,亦即形式方麵的模擬,與內容無關。也就是說,從格調上去模擬古人,表達的卻是自己的思想感情。所以他主張:“不失古格而出新意。”他認為:“樂必依聲,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他的理論是:“欲己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製,手披口吟,非沉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古人之詩,盡善盡美矣,典型不遠,又何加焉?”他以“樂必依聲”為喻,“依聲”即照譜唱,至於唱的內容,則不拘限。

王闓運詩宗漢魏六朝而反對宋詩,除了藝術旨趣上的考慮,還有政治、哲學上的原因。晚清陷於空前的外患內憂之中,極像兩宋的積貧積弱,除了在政治上軍事上力圖自強,王闓運還企圖在文學上追蹤漢魏,以求振大漢之天聲,因而鄙棄感情內斂而無雄飛壯誌的宋詩。

第二個問題是王闓運的一些詩歌體現出他深厚的國學功底。如《從大孤入彭蠡,望廬山作》:

輕舟縱巨壑,獨載神風高。孤行無四鄰,窅然喪塵勞。晴日光皎皎,廬山不可招。揚帆掛浮雲,擁楫玩波濤。昔人觀九江,千裏望神皋。浩蕩開荊揚,潨淙聽來潮。聖遊豈能從,陽島尚嶕嶢。波靈翳桂旗,仙客閟金膏。委懷空明際,傲然歌且謠。

在談論這首詩時,王闓運說:“俗人論詩,以為不可入經義訓詁,此語發自梁簡文、劉彥和。又雲不可入議論,則明七子懲韓、蘇、黃、陸之敝而有此說。是歧經史文詞而裂之也。或不遵其言,又腐冗叫囂而不成章。餘幼時守格律甚嚴,矩步繩趨,尺寸不敢失。及後貫徹,乃能屈刀為鏡,點鐵成金。如此篇皋、潮二韻,是考據也。自秦以來,說九江者多誤。斷以《史記》廬山觀九江,而《禹貢》大明。‘江漢朝宗’之語,毛詩傳謬說,而鄭康成因之。宋儒好駁古人,獨奉此為不刊之解,欲以戒強侯,懲荊蠻,迂誕甚矣!舜、禹至聖,豈欲荊人奉朝貢而預憂其不宗耶?且不頒為科條,而為隱語於報銷冊中,尤為可笑。故因以潮澴解之。江、漢盛漲,吳、越水鄉,滔滔千裏,海潮逆上,至於潯陽。言‘孔殷’、‘朝宗’者,告成功而防湧潰也。‘陽鳥攸居’,亦不足記,聖帝聖相,何取於鴻雁之知時?此又儒生淺陋之見,故又釋為陽島。島者,水中之山;陽者,水北之稱。言江、漢安流,而江北山陵不複懷襄也。廿字中考證辯駁,從容有餘,若不自注,誰知其跡?熔經鑄史,此之謂也。”

關於《禹貢》的“朝宗”、“孔殷”、“陽鳥攸居”和《詩·沔水》“沔彼流水,朝宗於海”,毛詩、鄭箋及後諸儒解釋皆有誤,王闓運卻用“昔人觀九江,千裏望神皋。浩蕩開荊揚,潨淙聽來潮”,把《禹貢》和《詩·沔水》這幾句話解釋得合情合理。對《禹貢》的“陽鳥攸居”也作了新解,同樣平實合理。特別用五古形式來作考證,又做到了“以詞掩意”,像他所說:“若不自注,誰知其跡?”但王闓運絕不同於翁方綱等人的考據詩,他隻是把考據的結論寫入詩中,但絕不在詩中述說考據。

以王闓運為代表的這類“不專宗宋詩”的學人在詩歌創作中都有複古的傾向,唯因複古,故深得“三百篇”之旨趣,繼承漢魏詩歌簡古高澹之風,深知“詩者情而已,情不足者乃說理。理又不足者征典故”之端委,保持著古典詩歌的抒情言誌的本色,守望著古典詩歌初始階段的藝術堡壘。